政治上对反腐的利用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政权，能够像国家社会主义政权这样，对所有形式的腐败展开如此彻底和坚决的斗争。”党卫军法官康拉德·摩根于1943年如此浓墨重彩地赞扬了第三帝国的反腐措施。在纳粹政权典型的自吹自擂中，为了将纳粹主义装扮成政治廉洁的化身，他们丝毫不会吝惜夸张的形容词，尽管宣传和真实情况——纳粹政权在体制上缺乏反腐能力——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
在1933年初的纳粹夺权阶段，纳粹党人大力煽动了一场反腐斗争——这与右翼分子针对魏玛共和国腐败现象的宣传鼓动有关，他们还将民主体制诬蔑为“腐败透顶”。在这些斗争中，新官上任的普鲁士司法部长汉斯·凯尔特别活跃。他不仅发布了很多道反腐命令，还在国家检察官系统内设立了专门的反贪局。这些反贪局精神百倍地投入到对魏玛共和国腐败行为（有真实的成分，也有子虚乌有的）的调查中去。仅仅在普鲁士，反贪局就调查了超过1500起案件，尤其偏好针对民主党派的著名政治家展开调查，比如阿尔托纳市长马克斯·布劳尔或杜塞尔多夫市长罗伯特·莱尔。除了确凿的渎职和越轨行为之外，查出来的绝大多数只是鸡毛蒜皮，电台和报纸却把这些事情夸大成了骇人听闻的丑闻。汉堡的一名市政府官员对这些腐败案件调查结果的评价是：“不值一提，因此都被驳回到了发起者那里。”这尤其是因为，这些所谓的腐败行为“和后来纳粹党的行径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1933年5月，纳粹政府对欺诈和贪腐的量刑标准予以提高，“情节严重的”可以判处最高十年监禁。“情节严重”是指“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这是典型的纳粹法学概念，弹性极大，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
虽然对刑法作了修订，还设立了专门的反贪局，但纳粹党人希望看到的潮水般的民主党人腐败案件却没有出现。这不仅是由于深度的调查并没有查出多少可以起诉的东西来，还因为纳粹党人对于反腐的利用是非常政治化的——首先是为了对“一体化”进行合法化，还有就是改建政治环境，以利于独裁。
在1933年初夏，纳粹独裁已经巩固，于是就不需要利用反腐来将自己的某些行为合法化了。新政权在国内的政治稳定不再受到先前的政敌的威胁。新的威胁是纳粹党自己的“革命”活跃分子，这些人是绊脚石，威胁到了纳粹党与保守精英阶层的联盟。于是，在1933年5月31日，希特勒向各省总督发布通令，“在最近几周内出现了一种过激倾向，即对过去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穷追不舍，时隔多年还要把人拉出来控告，这种事情必须立即停止”。经济界利益的代言人委托了刑法专家弗里德里希·格林起草一份备忘录，要求“对过往的腐败犯罪行为实施大赦”。帝国经济部长库尔特·施密特告诫，在腐败问题上要“保持克制和冷静”，以避免经济遭到恣意损害。另外，对魏玛共和国腐败案件的“嗅探”对纳粹党来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在纳粹党上台后的最初几个月内，就暴露出了大量的纳粹党人贪污腐败案件。原本用来清算旧“体制”代表人的法庭如果再开下去，就会变成审判新的统治者了。
于是，1933年秋季，纳粹党的“反腐热情”迅速消退了。早在1933年9月11日，普鲁士司法部长就解散了新建的反贪局，而且没有任何组织机构来接替反贪局。纳粹党的政治盟友，比如“反贿赂协会”，在共同反对魏玛共和国腐败的过程中还非常受到纳粹党的欢迎，现在却被束之高阁，并被要求与纳粹“合作”。另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反腐本身也变成了一门油水很足的生意。例如，普鲁士州总理赫尔曼·戈林将烟草工厂主菲利普·F.雷姆茨马的名字从普鲁士司法部的腐败案调查清单上画去。作为回报，在随后的年月中，雷姆茨马向戈林“捐赠”了几百万帝国马克，还给他奉上很多贵重礼品。如此看来，反腐斗士是在贼喊捉贼。
科尔杜拉·路德维希以柏林为例，详细描述了新的统治者是如何厚颜无耻地利用反腐来达到政治和个人的目的的。在帝都，戈林于1933年3月将柏林纳粹党议会党团主席和后来的市长尤利乌斯·利珀特任命为“国家特别专员”。利珀特凭借这个身份，立即开始大力打击他所认为的魏玛共和国“体制”内的腐败，拿过去的很多要么真实要么虚构的丑闻大做文章，非常狡黠地加以利用。在利珀特的领导下，纳粹党首先将柏林市政府的“数量众多的腐败无能分子清理出门户”，也就是说，排除异己分子，而把大量纳粹党员安排到公职岗位上。在对过去的腐败案的调查中，国家特别专员利珀特采用的手段虽然原始，但非常有效：他命令将犯罪嫌疑人予以“保护性监禁”，然后利用其困境，敲诈钱财，令其减免租金，或给予其他形式的好处。嫌疑人会“多少是自愿”地将财物奉上。于是利珀特就把这些财物作为反腐斗争的“成果”，展现在公众面前。
私营经济界，尤其是德累斯顿银行，也从国家特别专员利珀特的“友善干预”中获利，并随时向其报答。例如，利珀特从恩格尔哈特啤酒厂的总经理伊格纳茨·纳赫那里敲诈到价值250万帝国马克的股权，名义上是“补偿金”，实际上是转给了德累斯顿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则将“格里尼克公园”转让给柏林市政府，并提供了85.1万帝国马克的现金。在这笔“交易”中，利珀特当然也要照顾自己的私人利益。他用15万帝国马克的公款将格里尼克公园内的“狩猎庄园”扩建，用作自己的豪华宅邸。国家特别专员利珀特对反腐斗争的利用不仅是为了政治目的，还是为了一己私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