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死苍蝇……”：亚诺夫斯基案

1942年3月和4月，英国皇家空军对吕贝克和罗斯托克进行了集中轰炸，导致首次出现了德国政府在群众压力下惩治腐败的事情。这次轰炸让纳粹政府大为警醒，做出了相应的反应。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日记中将轰炸的严重后果描述为“惨不忍睹”、“令人胆寒”，并担心这会“打击群众的斗志”。为了遏制此事的恶劣影响，并安抚愤怒的群众，中央和地方政府开仓放粮，慷慨大方地向遭轰炸的灾民发放救济。负责向灾民发放食品和其他物资的是“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在当地的办公室，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负责人是威廉·亚诺夫斯基，在梅克伦堡的负责人是威廉·贝尔。

然而，“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负责官员却利用空袭后的混乱局面，厚颜无耻地贪污了大量原本应当发放给灾民的救灾物资，其中包括香槟酒、烈酒、夹心巧克力、罐头食品、衣服、鞋等。后来的调查表明，有100公斤咖啡和200公斤杏仁夹心糖果进了救灾人员的口袋。衣服和鞋也在“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省部领导人亚诺夫斯基的许可下被大量贪污。在一次前往罗斯托克的“视察”中，亚诺夫斯基、他的兄弟卡尔和“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全国总部领导人恩斯特·武尔夫从“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驻梅克伦堡省部领导人威廉·贝尔那里收到了取自当地救灾物资的利口酒、巧克力、夹心巧克力、饼干和香烟，名义是“旅途物资”。另外，在贝尔的许可下，亚诺夫斯基还从梅克伦堡“带走”了大量香槟酒和烈酒。最后，亚诺夫斯基还命令从救灾物资中扣留了大量食品包裹，赠送给很多亲朋好友和公众人物，包括吕贝克警察局长、党卫军少将瓦尔特·施罗德，吕贝克市长兼国家专员汉斯·勃姆克，行政专区主席瓦尔德玛·弗格博士，“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驻黑森选侯省、弗兰肯、埃森、图林根和施瓦本的负责人，以及在柏林的“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全国主席兼“最高指挥官”埃里希·希尔根菲尔特。获赠礼物的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拒绝接受，或者提出质疑，毕竟这种结党营私的行为在纳粹政权下是家常便饭。

1942年5月和6月，刑事警察汉堡分局对一批纳粹党官员展开了调查，在这些人的家中搜查到了储存的大量食品物资。此时，调查的警官还认为，是少数人“显然地滥用”了“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省部领导人亚诺夫斯基的“好脾气”，私吞了点东西。但很快就查明，该省部是从头烂到了尾，很多公众人物都被卷入到这起腐败案中。

纳粹党及“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起初都希望像往常那样，把这事捂住。纳粹党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代理省部书记威廉·西企图让大家相信，接受食品包裹的很多人并非自己享用这些食品，而是将其用来招待“客人”或“房客”。“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最初想把调查掐灭在萌芽中，把此案从刑事警察手中夺走。“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一名高级审计员以及纳粹党总财务官的一名特使都指出，根据某条法律，“只有国社党总财务官有权处理此类案件”。他们要求刑事警察释放嫌疑犯、停止调查，并交出调查卷宗。根据刑事警察的卷宗记录，“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这名高级审计员大言不惭地说，“在排除刑事警察参与的情况下，他已经处理过完全不同的案件（他说的都是涉案金额几百万的大案），此案对他来讲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刑事警察对这些厚颜无耻的干预企图置之不理，继续调查，并于1942年6月将此案移交给位于基尔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特别法庭的国家检察官。

纳粹党及其组织遮掩腐败行为的做法在过去一直很成功，在“亚诺夫斯基案”中却失败了，这是因为警察和司法部门已经从柏林获得了明确的政治支持。各机关的代表人已经达成一致，要利用此案做个象征性的文章，牺牲掉一个省部干部，反正他也不属于纳粹党的领导层圈子。

这个决定是于1942年6月27日在柏林的一次会议上做出的。参会的除了“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最高指挥官”希尔根菲尔特之外，还有帝国保安总局、纳粹党总财务官、纳粹党中央办公室的代表。根据调查，希尔根菲尔特自己在此案中也陷得很深。他起初试图把案子遮掩住，但后来因为急于洗清自己、与罪犯脱离干系，于是装模作样地要求对涉案的“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官员“严惩不贷”。帝国保安总局的代表，党卫军少校尤斯图斯·拜尔指出，有鉴于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群众的情绪及元首最近一次讲话都要求对此类案件大力查处”。他的这个态度得到了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全力支持。在这些压力下，纳粹党总财务官的代表也调转到强硬路线上，主张“对罪犯予以无情的严惩”。

于是，基尔特别法庭于1942年8月28日，根据《民族败类处罚规定》第4条，将“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省部领导人亚诺夫斯基、县级领导人赫尔曼·施特格曼、省总部领导人库尔特·埃克霍夫判处死刑，将另外15名“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官员判处两个月至八年不等的监禁。但这个判决能否真正得到执行还是个问题，因为在幕后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再一次表明，司法部门不具有独立性，依赖于政治领导层，并受其利用。

尽管这个判决并没有公之于众，但根据基尔总检察长向帝国司法部的报告，它“在群众所有圈子里都成了激烈争论的话题”。很多老百姓对判决能否得到执行表示怀疑，并猜测，判决“只是纸面上的”，只不过是场“闹剧”而已，所有被判刑的人“至迟到战争结束”就自由了。有传闻说，亚诺夫斯基的妻子每个月能从“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拿到600帝国马克的抚养金，这让群众更加“情绪激动”了。总检察长称，群众中出现了“集体的精神极度不安”，这对党和司法部门的声誉造成了损害。

帝国司法部长狄拉克对群众的不满情绪最终给予了应有的肯定，于是向“元首”建议，对亚诺夫斯基的死刑判决予以确认，至于施特格曼和埃克霍夫的死刑，则减为八年徒刑。1942年11月29日，希特勒同意了狄拉克的建议，并向他的司法部长表示，在斟酌考虑所有情况之后，他现在“希望执行亚诺夫斯基的死刑判决”。于是，亚诺夫斯基于1942年12月15日在汉堡被处决。在此两个月以前，吕贝克市长勃姆克已经开枪自杀。他之前收受了亚诺夫斯基的食品包裹，也卷入了这起丑闻。针对亚诺夫斯基的判决当初没有被公布，现在帝国司法部长在纳粹党总财务官的同意下，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布了将亚诺夫斯基处决的消息，以便反守为攻，利用这个杀鸡儆猴的范例来安抚愤怒的群众，并平息蔓延的谣言。

除了“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省部领导人亚诺夫斯基之外，在1942年之后，还有其他一些中层官员被处以重刑，以便安抚民众。这些案件几乎全都是所谓的战争经济犯罪，尤其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获取受到经济管制的货物和食品，这些东西都是普通老百姓可望不可即的。例如，纳粹党支部领导人保罗·舍纳于1942年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舍纳自开战以来就利用自己维尔塞伦消费合作社经理的职权，向科隆—亚琛的党干部们提供大量的管制食品。舍纳的顾客包括一名省部监察官、一名省部领导人、两名县级机关领导人、三名县级机关干部、一名党支部领导人和一名省部审计员。阿尔特纳尔的市长，老党员卡尔·绍特曼扣留了大量受管制的物资，用于自己的酒店生意，东窗事发后于1942年被处决。萨尔茨堡的四名党干部贪污布票，还侵吞了“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资金，被分别判处十二年至十五年不等的徒刑。

这种严酷的量刑尺度和动用《民族败类处罚规定》来打击腐败的党干部的做法在1942年之后虽然向群众显示了政府“无情打击”腐败的决心，但绝非真正成功的反腐行动。从下文的内特林和马尔迈斯特的腐败案可以看出，将个别贪官污吏处死的做法只是证明了群众中流传的那句顺口溜：“打死苍蝇，放走老虎。”尽管一些贪腐分子受到严惩，尽管希特勒命令领导干部要生活节俭，纳粹政权在战争的后半期仍然没有办法迫使党的领导人遵纪守法，对同样的犯罪行为仍然像以前那样，使用双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