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保守主义的政治-政策关注

以这样的编辑意图指引，选本编者把选文分为十章。首章提供的是启蒙时代保守主义的重要作品。大卫·休谟是选本编者纳入保守主义范围的第一个作家。这就将启蒙与保守主义的对峙习见打破了。给人们指出了像休谟、埃德蒙·伯克和尤斯图斯·默泽尔这些学者，作为“启蒙保守主义”思想家的价值。休谟对建立在自然法的演绎推理基础上、建构而起的现代自由政体论说予以拒斥，认为法治之下的自由更为可期。现代自由主义的商业政体，不来自上天注定的道德规则，而是从人类的经验中发展出来的崭新政体。它之需要保护，也不是基于辉格党人那种抽象的道德信念，而是基于商业政体出现的各种自然条件。“尽管人类事务的进展看上去是确定的、不可避免的，尽管忠诚给予正义的支持建立在显然的人性原则上，不能期望人们会事先发现它们，或者预见到它们起作用。政府的出现更随意、更不完善。……在所有政府中，权威和自由存在永恒的内在冲突，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没有一个能够在竞争中绝对占优势”，寻求自由、服从权威就总是在长期、复杂的博弈中此消彼长，人们对之主观忽视甚至懵然无知。 [7] 这是一种明显不同于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政治保守主义主张，不过又是一种明显偏向进化论式的、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政治主张。 [8] 这一论政进路，成为伯克和默泽尔保守主义式议政的基调。

保守主义之反对革命，早已成为人们用来辨认某位思想家是保守主义者尤其是政治保守主义者的基本标志。正是在这一特定意义上，埃德蒙·伯克被人们习惯性地认定为是保守主义的创始人。马勒既指出这是误会，又认定伯克撰写的《反思法国大革命》足称最有影响的保守主义著作。这部著作对一切建立在理性、抽象的原则上，创立全新结构的革命心态，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伯克认为，像法国革命那样的社会-政治革命，不仅不能像狂热鼓吹它的知识分子所认定的那样，带给人类文明、崇高和仁慈，相反造成野蛮、低俗和残忍。伯克认定，法国大革命颠覆了稳定政体据以运行的社会基础，这绝对是一场社会政治灾难。所以他指出法国大革命独具的吊诡性质，“把所有状况结合在一起，法国革命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生过的最惊人的事情。在许多事例中，最精彩的事情发生了，以最荒唐可笑的手段；以最可笑的方式；显然用最可鄙的方法。在这场多变而又残忍的非同寻常的混乱中，一切似乎都脱离了自然，各式各样的罪行与各式各样的愚蠢混在一起。在观察这个邪恶的悲喜剧场景时，各种截然不同的情感必然接踵而至，有时候在心灵中互相掺和；鄙夷与愤慨交替；欢笑与泪水交替；蔑视与恐惧交替”。 [9] 为此，他打定主意，不对刚刚发生的法国大革命表示祝贺。因为，尽管法国大革命被人认为是人类获得自由的标志，但是，有必要暂缓对之的赞美和欢呼。“自由对个人的作用是他们可以做、乐意做的事情，但是，在我们冒险去祝贺（法国人获得自由——引者注）之前，我们应该看看他们乐意做的是什么，否则祝贺可能马上就会变成埋怨。就分散的、隔绝的个人而言，审慎可以决定这一点；但是，当人们集体行动时，自由就是权力。在发表意见之前，深思熟虑的人将观察权力如何被运用；尤其是要考察新人手中的新权力，对于这些新人的原则、脾性和好恶，他们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什么经验；此外，舞台上显得最活跃的人可能不是真正的鼓动者。” [10] 这是对保守主义者所持审慎政治立场最经典、最典型的表达。其后，法国的博纳尔德、迈斯特，从政权的稳定性建构视角，为君主制的正当性做了深入的辩护，指出了神圣秩序这一为政治保守主义重视的基本价值的极端重要性。

保守主义立定政治上维护秩序的基本立场，自然便会表现出维护权威的基本原则。马修·阿诺德与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正是选本编者用来表明保守主义维护权威的两位重要作者。他们共同认定，传统的权威习惯衰落了，因此阿诺德强调文化对权威的重要意义，声称维护权威的文化才足以阻止滑向无政府状态。在“眼前的自我”面前，人们应当坚持“最好的自我”，由此才能避免无政府主义的威胁。“凭借我们最好的自我，我们是联合的、非个人的并且处于和谐状态。给予它权威，我们不会遭遇危险，因为它是我们最真的朋友；当无政府状态威胁我们时，我们可以最信任地求助于这个权威。这正是文化或完美研究想在我们身上培育的东西；以我们老的、未经改造的自我为代价，它只以一个人喜欢的或习惯的事情为乐，并使我们承受与其他这样做的人发生冲突的风险！就这样，被人嘲笑成不切实际的、可怜的文化将我们引向满足我们当前困窘时代最大需要的观念！我们需要权威，但是我们只看到互相猜忌的阶级、制约和僵局；文化提出国家的观念。我们在通常的自我中找不到国家权力的坚实基础；文化建议坚实的基础是我们最好的自我。” [11] 斯蒂芬则认为需要培养具有美德和知识的新的精英，以便引导国家进入更为民主的时代。 [12] 他们共同对那种离开文化传统，轻言个人解放的主张，予以拒斥。

循着保守主义重视权威的路径“前行”，保守主义在政治上体现出鲜明的、维护自然状态的不平等的立场。尤其是19世纪晚期兴起的社会主义，将平等主义作为基本诉求，搅乱了社会的基本秩序结构。威廉·胡雷尔·马洛克撰写的《贵族与进化》，明确指出物质的进步依赖于小部分天才中的精英，每一进步乃是不平等的成就，因此也就依赖于经济不平等作为合法报酬，经济不能也不会奖赏美德。这就给保守主义极为重视的“精英”所体现的伟大特性以明确的定义，“当我们说伟大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们并不是说世界分为普通人和英雄两类。尽管我们归为伟人的少数成员中一些人无疑有着高贵的、英雄式的部分，他们之所以伟大很大一部分是与特别的结果相关；即使与这些特别结果相关时，他们伟大的程度也是不同的，许多在其他关系上可能是普通的，甚至比普通还普通。因此，应该清楚地理解，作为社会进步的动力，伟大不是一种绝对的东西，说某个人比另一个人拥有更多的伟大，这只是一个没有明确的含义。当我们说一个人伟大，我们的意思是他在产生某一特定后果上特别有效，或者是隐含的，或者是具体的，他在指挥军队、经营旅店、管理公共事务或这种那种商品的廉价制造和改进上是伟大的；当我们说如此这般的一个人拥有如此这般程度的伟大性时，我们意指他产生某一既定类型的伟大，他在如此这般的程度上比其他人产生同类后果更好或更多”。 [13] 就此而言，前引陈述，完全可以促使人们改变保守主义蔑视大众的精英主义之刻板印象。这一观点为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所发挥，强化了精英的创新与冒险对于社会进步极端重要性的观点。不过同样需要指出的是，熊彼特并不是以此立场来表达自己蔑视大众的观点。

在一个国家经济疾速发展的情况下，社会的不平等与政府强力调控分配关系的现象必然接踵出现。尽管保守主义为不平等进行了辩解，但政府的调控日益成为保守主义的理论难题。美国在崛起的关键时刻，保守主义者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就明确批评政府善意的调控，其实是为着某种特定的经济利益的幌子而已，且必然伴随腐败。人们不能将道德目的与实际后果混淆起来。人们要警惕那种虚伪的高贵情感，因为它是最腐化人心的东西之一。为此，他警告，“国家为提供正义而存在，但是国家只是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个。它与其他组织类似，有其自身的功能，混淆国家与社会将产生许多错误，最大的错误是把治国才能偷偷带进政治经济”。 [14] 这对那些心怀十足信心论证国家功用的激进主义者，十足是一剂清凉药。

保守主义总是能在人们不经意之处发现重大论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酣战之中，托马斯·欧内斯特·休姆激烈地批评了各种和平主义主张。他认为，要捍卫人们珍视的英国自由制度，就不能不选择对反自由的制度宣战。对于休姆的这一主张，当然不能简单地视为好战。观察人类历史，在政治决断的关键时刻，如自由制度受到反自由制度的极大威胁的时候，选择战争还是和平，常常决定着自由制度的生死存亡。休姆之论，对于心智单纯的和平主义者，不啻是一剂醒神良药。一般而言，和平主义者“认为为自由而战是荒谬的，因为从不可能有任何对自由真正的威胁。这个世界会必可避免地向自由发展，自由因此是自然的，它建立在事物的本性之上。以同样的方式他假定国家的联合也是自然的，它不会被人类人工的行为所打扰”。 [15] 正是基于对和平主义者这种显得幼稚的政治主张的拒斥，休姆才坚定地支持英国对谋求欧洲霸权并且危及自由的德国开战。

正像一般保守主义者对于所有问题秉持一种独特立场一样，他们对于民主也怀抱一种值得重视的反思姿态。保守主义总是认定，代议制民主制、自由民主制没有能力创制一个强大的国家。尤其是对曾经生活在魏玛共和国的卡尔·施密特这样的思想家来说，就更是有切身感受。在魏玛的双头制（总统制-议会制）民主体制中，各党各派各怀鬼胎，分别在自己掌控的社会政治组织与媒体上相互攻讦，选举的合理进行是不可期望的事情。德国国内的经济冲突由此演变为国家自身的冲突，各个政党都在为选票盘算，各个阶级则为自身利益谋划，结果总统宣布解散议会，反对民主的政党轻而易举在选举中击败了民主政党。这使施密特吁求一种独立于议会的强大的政权。就前者而言，施密特指出，“当议会成为国家在多样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团体之间进行多元划分的战场时，当国家行为急剧扩张，以至于人们可以说向全能国家的转向已发生时，用反映了19世纪宪法君主国情况的规则，如‘议会的主权’来回答当前紧迫的问题就毫无帮助了”。 [16] 所谓议会民主制的危机就此呈现出来。就后者来看，施密特强调，“无论如何，魏玛宪法是在非常自觉的情况下，以特定的民主手段来进行它的尝试。它把全体德国人民当成具有直接行动能力——而非通过社会团体组织媒介——能直接表达其意志，在关键时刻能够超越多元分裂而聚集并实现其意志之统一体的前提。宪法特别试着让帝国总统之权威有机会能直接与德国人民之政治总意（politischer gesamtwillen）结合，并藉此以宪法统一体之守护者、捍卫者及全体德国人的身份而行动。而当前德国的存在及延续，即是以此种尝试之成功为基础”。 [17] 但施密特的吁求结果明显是悲剧性的。他以行政权捍卫魏玛宪法的努力付诸东流不说，更由此成为支持强有力国家元首建构起的纳粹德国的首席法学家。不过他的影响则是复杂的。因为秉持不同价值立场的人士，诸如激进保守主义、自由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者都在施密特那里寻求理论资源。国家能力，确实是保守主义引导出来的、让现代意识形态诸家争议不断的重大论题。这种思考，其实借助于熊彼特关于民主制依赖许多先决条件的论述，获得了更为宽广的政治理论视野。民主的理论，总是与民主的实践之间，存在严重的疏离。尽管指正这一疏离，激进保守主义是为了拒斥民主，而温和保守主义如熊彼特则是为了优化民主。最后目的，也许预制了观察民主制度优劣的政治学家的分析结论。

无论如何，保守主义对于现代政治基本缺失的批判，大致总是基于它的理性主义根柢。迈克尔·奥克肖特是从事这一批判最强大的头脑。在英国工党政府承诺以国有化改革促成利润的集体所有的情况下，当其同时力求建构所谓福利国家的时候，奥克肖特发现了刚刚终结的国家社会主义与英国的社会主义在类型上的理性主义同构性。他认为集体主义构成了自由社会的最大威胁。由于人类的不完美性，以及人们对于英国体制健全性的低估，那种被时代支撑起来的技术知识，已经不足以保持与实践需要的一致性。技术知识支撑的政治理性主义就此注定了出错的必然、丧失了纠错的可能。而且还造成人类心灵的腐蚀，形成排他性的僵化教育。“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在于理性主义者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抽去我们的道德理想得以悬浮的液体（把它当作废物倒掉），只留给我们干枯的残渣，当我们试图排除它时它让我们窒息。首先，我们尽全力去摧毁家长制的权威（由于其所谓的被滥用），然后我们感伤地哀叹‘美好家庭’之少，最终创造出完成这一破坏工作的替代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许多其他腐败的和不健康的东西中间，我们看到一些伪善的理性主义政治家，向人民鼓吹一种无私的和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形态，然而他们和其他先行者却在其中极力摧毁使道德行为唯一有生命力的根基；另一些政治家反对这种做法，但在一种将我们的政治传统重新理性化的企图下，他们无法使我们转而背离理性主义的计划。” [18] 基于这样的基本判断，奥克肖特重申技术知识之外的实践知识的重要性，并且对现代两种版本的理性主义政治——计划一切和抵制一切计划的计划，均加以拒斥。其实，奥克肖特在对政治中理性主义进行清算的时候，尽管对哈耶克有所揶揄，但在哈耶克的经济-政治哲学阐述中，获得了更为普及的效应。后者对于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的严格区分，对于人类理性有限性的强调，对于自生自发秩序的重视，显示了自由保守主义的审慎性与建设性。只不过哈耶克明确声称自己不是保守主义者，让人们无法在保守主义的角度对之加以过分张扬而已。

20世纪无疑是一个以社会解放和文化解放为显著标志的世纪。如果说19世纪晚近时期英国维多利亚的风气，十分有利于申述保守主义的见识的话，那么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社会-文化解放的狂飙突进，显然给激进主义提供了更为丰厚的生长土壤。但这样的解放浪潮，也激发了保守主义的议政热情。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解放运动中，国家权力体系对社会-文化的解放给予了积极的回应，这无疑刺激了保守主义对于国家权力合法限制色情、淫秽等不道德事物泛滥的辩护热情。欧文·克里斯托等人主张的“新保守主义”，对政府施加给色情与淫秽的限制进行了正当性论证，从而对社会-文化的解放提出了警醒。而彼得·伯格和理查德·约翰·纽豪斯则以《公共政策中调节结构的作用》为题，对于家庭、礼仪、风俗加以了强调，对特殊的、历史的认同被摧毁后导致的空虚与失范给予了警告。这种保守主义者的主张，在欧洲的范围内，有着激进的品质。阿诺德·盖伦对现代发展的负面评价，菲利普·里夫对于限制与约束的必然性的强调，体现出保守主义对“现代”刻骨铭心的忧惧。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