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复魅”的提示：现代生活结构中宗教的价值

18世纪启蒙运动宣告理性战胜了巫魅。理性成为19世纪人类的主导精神力量。 [9] 20世纪则是一个转折的时代。这样的转折，实际上兴起于19世纪中期。浪漫主义的潮流，将理性主义的地盘骤然收窄。这一思潮的时间进程，甚至远远肇始于17世纪；而其观念针对，显然既有现代的，也有人类精神深处的共性。

事实上，浪漫主义运动的革命性格正与反革命性格一样多。它诚然可以视为对“近代世界”的首度大抗议——这“近代世界”在十七世纪开始形成，而在十八世纪完成其主要部分——但它却是奉一种新近代性之名而进行抗议的。有些浪漫主义者自认：就基督徒而言，自己是“近代的”，艺术品味上，则是反古典的。但就另外一个意义而言，他们也是近代的。我们不妨说他们比自己所知的更近代，他们对生命之阴暗面的探索，他们对梦与无意识的探索，以及提供近代民族主义以理论基础方面，尤其如此。在这些方面，浪漫主义者显然推动了某些思潮。这些思潮一直到二十世纪才充分发挥影响。 [10]

浪漫主义从世俗精神的界面上对理性主义发起了强劲的反动。而宗教则在神圣的界面上重新收拾局面，对理性主义难以有所作为的领域进行了收复，并且对理性之得以发挥支配性作用的领域进行了重构。于是，18世纪理性主义者未曾设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理性主义者凸显“理性祛除巫魅”的预言中从未留下余地的宗教复兴，似乎突兀地出现在人类的生活世界。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人类现代活动方式的两种“失败”所导致的：一种失败是基于科学理性主义的世俗主义思潮，不足以解决人类迈入现代门槛之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相反，两次世界大战倒促使人们反省科学理性主义的严重局限性；另一种失败是基于浪漫主义对现代理性主义的抵抗之无着，他们相信“上帝死了”，但感觉到生命的意义并无保障，相反人类似乎陷入了烦恼、痛苦和死亡的绝望之境。前者被人称之为乐观的世俗主义，后者被人称之为绝望的世俗主义。 [11] 但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在20世纪都没有拿出解决现代困境的方案来。于是，宗教的重新出场，似乎顺理成章。

宗教的复兴，使人观察到“复魅（enchantment）”运动的兴起。这一复魅运动，从两个视角为人们所观察：一是宗教神学重新出场，全面解释人类的处境，从而既避免了传统宗教神学理论对现实进行解释时的理论匮乏，又建立起了全面回应人类现代处境中种种难以解释的困惑问题的完备理论。 [12] 二是新兴宗教和传统宗教的复苏相互辉映，成为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人类社会生活的重大且引人注目的事件。前者，促使人们保持对宗教信仰的理性力量，进而促使人们看到科学技术和世俗理论之外，宗教理论具有的解释现实问题的能力。后者，促使人们重新回到信仰的世界中，为自己确立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改变拒斥宗教生活的世俗化人生哲学态度。

分别从两个视角进行较为具体的分析。从前者看，来自神学家对关乎宗教价值的种种现代挑战的应对，成为复魅运动最引人注目的精神事件。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政治与宗教的关系、纯粹信仰与追求财富的关系、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不同来源的问题，在神学家那里得到了全然不同于中世纪的再诠释。在重建宗教对现代世界进行解释的完备理论体系时，宗教界中人承诺了此前的“旧神学”已经不足以解释现代事件，因此力求建立起足以解释现代转变的“新神学”体系。这里“新”的所指，是针对社会结构的现代特质而言的，不是针对宗教信仰的虔诚性而言的。信仰的对象照样是各个宗教既定的对象，但正当化信仰的进路，已经大为不同了。 [13] 论者指出，现代的宗教观具有四个重大特点：其一，它应该是合理的，即避免公然的自相矛盾、对自然理性的违反、同科学与常识的冲突。其二，它应该是当代的，即不是逃到未来时代或遁入中世纪或宗教改革时代的观念，而是努力解决当前情绪使人们注意到的问题。其三，它应当是综合的，即不仅仅是理解宗教的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而是关于完整的人格的一种态度。其四，它必须是中途的，即不是独占真理的，它不放弃学到更多东西的期望。 [14]

正是由于这种调适了的宗教态度，促成了宗教神学的复苏。而宗教神学的重新兴盛，可以从基督宗教（包含天主教和新教）和其他宗教两个视角来观察。从基督宗教的特定角度看，20世纪是其神学理论展现丰富内涵、多姿多彩的时代。新教神学出现了一系列巨匠，诸如名声如雷贯耳的巴特、布隆纳、蒂里希、戈加登、拜里弟兄、尼布尔弟兄。而天主教神学的重建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既脱离了极端保守主义的窠臼，又开辟了引领现代世界的新兴空间。在宗教与信仰的关系上，神学家以理性多元论的建构，应对信仰与理性的紧张关系；在宗教与科学关系上，神学家不再坚持科学与宗教的对立，而是强调二者的调适需要；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上，也不再信守那种极端保守的政教合一立场，而是采取了引导现代政治的明智态度。在宗教与财富的关系上，不是采取对立的姿态，而是努力供给新的经济伦理规范，将人们的财富观念规范化。在宗教与政治规范来源的关系上，不去寻求实际政治规则的供给，而是强调宗教之作为政治规则的高级法供给者的角色。正是这些创新，促使基督宗教重回现代社会生活世界的现场，对现代生活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基督宗教神学的论题与领域，都有了新的开拓：在非西方世界，南美解放神学的异军突起，开启了神学与现代落后地区与其政治运动结合的新路径。而在非传统的神学领域，女权主义神学的兴起，开创了神学发展的新范式。 [15]

在基督宗教神学之外的其他宗教神学系统中，20世纪也出现了神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与基督宗教具有亲缘关系的俄罗斯东正教，在20世纪实现了宗教神学的系统建构，从而可以与基督宗教的天主教与新教神学媲美。 [16]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在20世纪受到严重的政治冲击之后，宗教神学的建构相应也受到抑制。但在伊斯兰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伊斯兰宗教思想迅速成长起来，出现了伊斯兰教的现代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 [17] 同样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在20世纪也建构了颇具现代感的神学理论体系。佛教现代主义兴起了。南亚国家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对之发挥了重要作用。东南亚国家和日本的佛教思想也丰富多彩。而且在东西方思想的交汇中，建立起了从不同角度与西方各种思想体系交融在一起的宗教理论。 [18]

从后者观察和分析，即从宗教重建而吸引人们进入信仰世界的现实运动来看，那是对宗教知识化运动的一种有力反拨的结果。这种反拨出现的原因是，

我们已经有了大量的证据表明，宗教远远不止是一个理论问题。它还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完整的人格的一种态度。……我们不能避免就宗教作出某种抉择，要么摒弃宗教，要么投身于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宗教。根据我们所拥有的或者我们被赋予的种种有限而又不完善的观念，我们只能要么承担信仰的风险，要么承担不信的风险。 [19]

正是因为宗教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旨在追求完善人格，因此，它的理论繁荣不过是实践兴盛的投射而已。在20世纪，宗教运动的卷土重来，提醒人们，信仰始终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因此，宗教不可能完全退隐到人类公共生活的幕后，仅仅成为个人私密生活的一部分。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观察宗教的复兴运动。一是传统宗教的信众大大增加。二是新兴宗教层出不穷地出现。三是宗教引发的社会政治事件极为引人注目。就第一方面而言，传统宗教尤其是世界三大宗教的信众，在20世纪的数量明显增加，几乎占据世界总人口的60%。并且在宗教信众增长的预测中，一直占据世界总人口的极大比例。 [20] 而信教的总人口，一般认为已经占到世界总人口的4/5。 [21] 从第二方面来看，19、20世纪出现了大量的新兴宗教。“新兴宗教是一些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脱离传统宗教的常轨并提出了某些新的教义或礼仪的宗教运动和宗教团体。” [22] 新兴宗教出现的直接原因是现代社会安顿人心与社会秩序的失当。这不仅与传统宗教安顿人心社会秩序的全方位控制模式的破产有关，也与现代社会大家庭的建构失败相系，更与现代西方主流社会的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泛滥紧密联系。因此，新兴宗教以独特的教义、新生领袖的魅力和对宗教领袖的全心跟随，聚集了大批信众。以第三方面来讲，由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引发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更促使人意识到宗教复魅运动的到来。从精神层面看，原教旨主义引导人们采取极端的排斥性立场，同时又将人们引入一个极端崇信而迷狂的状态；在行动层面，宗教极端主义将人们安顿在生死存亡的边沿上，随时以死亡作为宗教巅峰体验的方式，以反社会、反人类的方式从事危害公众生命安全的暴烈行动。 [23] 宗教信众的虔敬态度与极端主义的暴戾行径，从两个端点促使人们意识到现代社会中宗教的正面与负面价值。换言之，在一个理性化的现代社会中，宗教绝对不可能被驱赶到一个狭小的私密空间之中，它一定会在公共生活中发挥它对个人信仰同样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