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实证方法的流行与阙失

面对“现代”复杂的政治生活，实证主义政治学以它的科学性来建立它的可信性和可靠性。也许，我们必须首先在“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兴起的背景下来对它的可靠性和可信性作一个简单的了解。在社会科学兴起以前，我们从规范的方法视角对于社会的研究，常常是一种被称之为人文学（humanism）的成果。我们把社会问题作为人文学问题理解的结果，就是类乎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学艺术（art）。对人文学的这种理解，我们今天总是觉得那是充满着诗意的、好的、浪漫的愿望的。因此，不会觉得它的任务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可靠还是不可靠的结论。这在西方思想学术的演进历史上，是一个悠久的传统。现在西方大学的本科学院一般都叫人文科学学院（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就可以看到这个传统的深厚——即使在科学方法深透入各类研究活动的情况下，人文学的传统也还在发挥着它的作用。这跟我们中国变形地引进西方的科学体制与研究方法不一样。我们在本科就分成名目繁多的系科。美国的名牌大学本科是不分系科的，一二年级也不分专业。比如笔者在哈佛大学访问的时候有一个室友，本科的时候是学东亚语文，本科一毕业，申请攻读博士学位，选的是数学。所以在这样一种教育传统中的人士，对社会的理解显得非常多元。他既可以从数学的进路去解析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也可以从“人文学”的角度去解释社会政治生活。像当代英国著名的思想家罗素，就是这种传统的继承者。所以他写的《西方哲学史》，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进行的数学研究，和怀特海一起写出的《数学原理》，可以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数学研究成果之一。哲学与文学的相互配合，使每一个研究者都可以用自己观察社会的火眼金睛来高瞻远瞩，洞察一切，明察秋毫。而数学也可以融洽地成为研究者反思社会问题的工具。

但是，20世纪初期社会科学兴起之后，却对于这种“方法选择”说：错！你们原来在人文学方法基础上对于社会的理解，是建立在主观性、随意性、情感性、可爱性、一元性的基础上，我们要求的对现代的理解，是在客观性、可靠性、固定性、确定性、多元性基础上的。 [15] 他们认为，这些确定性对不确定性的绝对的战胜关系，由18世纪科学所提供给我们的力量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证明。而科学在19世纪末期便似乎已经具有了不证自明的正确性。到了今天，我们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对某事进行判断时说：“你这个看法不科学。”其实这一断定暗含着什么？暗含着“你这是不正确的”断定，或者暗含着“你这个东西是我不能接受的”意思。进一步指向的就必然是，因为我的判断是科学的，所以是可靠的这个结论。

科学以它经验的观察，可重复的试验，精确的数据，建立起来科学研究共同体自我确认的、确实的可靠感和确定性。这对于曾经深陷在怀疑论甚至不可知论“泥潭”里的人类来说，几乎解决了人类有史以来对确定性问题的自我怀疑。因为在以往，对于我们所确定的某种规范性陈述，在被另一种规范性陈述所推翻之后，我们常常只能感叹地说：哎呀！这东西原来错了！现在，社会科学对大家保证说，这种尴尬我们不会再经历了：因为确定性来自于科学论证和数量统计支持！而不是强势的规范陈述！强势的形势改变了，你就得按照强势的新结构重新认知。那认知的随强势改变而改变的尴尬就具有某种必然性。

似乎这可以从我们中国人的现代生活经历上得到证实。比如毛泽东时期，实行毛式社会主义，那时，我们说毛式社会主义很正确。大家热情高涨，全力投入。但是后来政治家说“那时”错了。那时错了，我们就批判吧。而对于“这时”正确的邓小平来说，他提出的两论，曾经引导改革开放走向相当成功的境地。但是，后来又有人告诉我们，两论也很危险。猫论、摸论，可能抓对、摸对，也可能瞎摸、乱撞。偌大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怎么能这样走呢？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应该有科学的设计以及长远的规划，怎么能以那么简单乃至儿戏的猫论、摸论来指导呢？又错了！如今在干吗呢？我们又在寻求新的国家指导思想了！而经历过三番五次的类似变化的我们，可能醒悟到这些规范式的政治陈述可靠性有限。我们就会开始努力寻找“可靠的”政治言述。

所以，从政治理论的演变上，也从政治生活的体验上，都可以看出，一切规范的陈述带给我们的确定性是严重不足的。只有科学，带给我们的确定性，使我们有一种可靠感。那是一种什么可靠感呢？那是一种依靠冰凉的数据代替感性的判断，而产生出来的可靠感。请问，当你认定任何个人，不论他多么英明、多么伟大、多么神武，他的政治判断都具有一种不确定性的时候，你不信这个冰凉的数字，你能信什么？一切个人的、主观的判断都是带有感情的。感情的判断，给人的确切可靠感，就必然是弱的。而只有不带感情的判断，才是值得我们信赖的。

于是，作为社会科学的主力学科之一的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兴起了，它代替了传统规范方法主导的政治学（politics）的地位。政治科学发挥到极致，建立在实证调查、概率统计基础上的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占据了政治理论研究方法的统治地位。统计的基础，是调查。调查的方法，就是随机抽样、实地访谈的方法。为何会形成这样的研究格局？就是因为这样的研究太客观了，太具有可信性了！所以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科学本身在强调自己客观性的同时，其实也就是把此前的整个政治思想悬搁起来了。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原来的古典政治理论或者现代早期的政治理论也就成为“过去的”政治理论。这样，它为我们提供的种种价值论证也就被悬搁了起来。如此，我们可以做的政治学研究工作，就是统计，就是调查，就是访问。我们依靠这些来判断政治活动中谁是谁，谁支持谁，谁反对谁。这样一种价值中立基础上对于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的强调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们对政治生活合法性、正当性的判断，变成了数字游戏。如果以前是认为好的，现在则变成了大数字支持的，否则就不能认为是好的。

而这个数字游戏，事实上已经成为我们理解政治生活，不仅仅是理解政治生活而且是组织政治生活的基本途径。像韦伯这样的政治学家，如果一旦去竞选市长、州长、总统，他就得先放弃自己对于统治合法类型问题的思考，去追求大数字的支持。假设他知道自己的当选率低于百分之十，对手的当选率是百分之八十，那他自己就知道是彻底没希望了，而不是去从规范意义上为自己“应当”当选辩护。这种辩护，没有任何意义，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假如完全没有希望，还要顽强地参加竞选，那就只是参与一个好玩的政治游戏而已。比如美国的大富豪佩罗特，成立一个改革党，他就是建立在“你能参加竞选，我也能参加竞选”的想法基础上，投入竞选之中的。他当然会觉得自己在政治正当性上应当具有比台上政治家更多的底气。但是，他只能觉得参与总统竞选真过瘾，过把瘾就行，至于输赢，就保证不了什么了。因为数据表明，他根本没有获胜的希望。所以这一个数据，就已经具有选择和组织政治生活的支配性。而至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绝对性的东西，可以根本不予关注。这种思路一旦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政治科学家们所能做的工作，就是坚定地预测，昂扬地分析，自信地断定。

其实，在社会科学提出的我们理解政治的思路的时候，我们是处于一种两难状态。什么一种两难状态？我们对于数字处于信赖与不信赖的两难状态。

一方面，我们基于对数字的信任，认定我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完全超越了古典社会。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因为我们在政治科学的研究中，克制了不确定性，克制了朦胧美。我们在政治科学中做出的判断，是确定性基础上的实在的判断。这是一种超越了规范政治理论方法的理论抉择。因此，这是我们对政治理论应当建立起来的一种新信念。与之相联系，我们还建立起另一种信念。另一种信念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政治理论探索，必须变成行为观察。所以，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实证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变得具有支配性的作用，发生过绝对支配性的功能。比如，我们要研究个人的政治社会化问题，就可以把我们预设成一个学习的个体，借此来观察我们政治社会化是怎么构成的。而我们所要了解的问题就是下述这一类问题：家庭、学校是怎么教育你的？给你的爱是多大的比例。给你的知识是多大的比例，给你的情感教育是多大的比例，给你的经验教育是多大的比例，然后将这些比例一合成，就知道你的社会化状态是如何的了。而情感教育也相当简洁明了地表述为一个行为的具体指导：如果你跌在地上，为了训练你的勇敢，不仅不会将你扶起来，反而可能会给你一个耳光：你哭什么！跌下去爬起来就是。这种比例各是多少，加起来进行概率统计，证明教育社会化的有效的程度是如何的，我们就可以依循这种方式来进行政治社会化的教育。所以大家一窝蜂而上，根据个人完成政治社会化的不同指标，发疯地对后代进行诸方面的培养。所以今天出生的小孩是痛苦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他不仅要学习系统知识，还要拉小提琴、拉二胡，还要学英语、学法语、学德语。家长、学校、社会，都认为这样教育出来的小孩，最具有适应社会化要求的“素质”。素质在政治社会化中，也变成了一个个的数字指标，而不是综合的、规范的先天、后天因素的良好结合状态。这就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种组织方式。除了政治社会化的行为主义观察以外，还有社会、政治行为过程本身的行为主义观察。比如你选择什么产品，你是依靠什么选择的，你这个依靠的根据的权重有多少，由此画出的量表是什么样的？我们画出来一条弧线，来显示其中的变化情形。这个变化的弧线交叉点在哪里？而这个交叉点本身，可能象征着我们政治态度的变化和政治行为抉择方式的变化。

这样，复杂的、基于深思明辨基础上的传统规范政治理论思考，在政治科学家那里就变得简单了！假如我们问谁对于政治科学问题最具有发言权，我们可以回答说具有深厚的数学修养的政治学家或者径直说数学家最有发言权。所以美国著名的数学家卢卡斯，写了一本书叫《政治及有关模型》，将数学用来分析比例代表制、选举法、权势集团、委员会抉择以及分配问题等。并且强调，“政治科学领域里数学模型应用的发展相对说来较缓慢……这个领域的成熟有待于数学的进一步高度发展”。 [16]

这种数字信息显示出的行为主义的方法支配性，带给我们的结果是什么？一方面，当然是对于政治问题了解的清晰化趋向，以及使得政治学具有了“科学的尊严”。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政治行为的实际情况的理解，还没有达到政治科学许诺的那种清楚明白、比之于“政治学”更为科学的程度。有的时候，反而可能变得有些模糊。为什么争取对于政治问题的清晰了解结果反而变得模糊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行为主义是建立在社会统计学的确实可靠性的基础上的。他们对概率统计非常信赖。而我们知道，事实上对政治行为再精确的观察，概率统计仅仅是大概率的统计。他可以精确到99.99%，像我们的99金一样。但是，99金不是纯金，只是杂质少到不能再少而已。行为主义方法的这种大概率思想支撑的可靠性，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万分之一的例外来推翻这种可靠性。比如你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一旦在非洲发现了哪怕是一只黑天鹅，糟糕，科学的正确结论变成假的了！因此，对概率统计的信念也只能是一种相对信念。它的可靠性也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可靠性，而不是绝对可靠性。政治科学对于大概率的充分信任是有问题的。 [17] 现代数学方法的自我反省以及模糊数学的兴起，使得数学作为最可靠的科学工具的信念被颠覆了。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行为主义政治科学信念于是坍塌。对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信赖变成了一个困惑。 [18] 困惑什么？困惑数据不可靠了。因为连最可靠的数学都变得不可靠了！那么依赖数学的可靠性建立起来的政治“科学”的可靠性，势必也就不可靠了！

这就引出另一方面的问题了。在政治科学可靠性受到质疑的情形下，我们怎么认识人类自己的政治行为呢？首先，需要我们在方法思路上做出转变。为什么呢？因为大概率总不是绝对可靠的，导致对概率统计方法途径方式的选择肯定也不是最可靠的判断。一方面，这是因为，概率统计的可靠性还得依赖于方法上的假设，就是我们进行概率统计的时候是有方法最优的保障的。然而，方法最优其实我们只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才能达到。美国的《文学文摘》杂志使用较为严格的技术规则预测总统选举。使用这一技术规则，它准确地预测了四位总统的当选。当时人们都很相信这种预测方法。而有一次预测却失败了。因它预测一个总统有60%的选票，但最后这个人却没有当选。而现在人们大都相信预测的科学性、准确性的盖洛普预测方法，是一种较为科学的随机抽样预测方法。就是这种方法，在总统选举的预测中，也有失误。如它对于杜鲁门就不看好，但是，杜鲁门却当选了。 [19] 所以说方法最优，一方面只能是作为一定时间空间条件下的产物它是最优，另一方面到了后来变成了次优，再后来变成满意，再后来变成有缺陷的方法，再后来当然就是被淘汰。所以这样一种概率统计方法的衰变的过程，使实证主义（或行为主义、客观主义）政治学的科学方法给我们提供的那个可靠的信心，也就不那么可靠了。概率统计上所提供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不能成为绝对的东西，而且还不说极小概率基础上做出的判断或预测的不可靠性。 [20]

正因为如此，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实证方法经过50年代一批政治思想名家的打击，再加上当代政治生活极其复杂的走向，实证方法所显现的解释力度弱化了。它的弱点开始暴露。因为实证的政治理论最多只能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最多只能提供给我们一个认识政治情形的一个描述状态，尽管它是比较精确的描述。但这样一种描述的合理性基础在哪里？正当性依托在哪里？合法性基础又如何？这种描述而出的政治状态是否是值得期望的、是否是好的？如此等等价值问题它是解释不了的。精确描述与合理解释，本是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解释生活的两种方法选择。但是，比较而言，解释理论着重于什么呢？理解政治。精确描述描述什么呢？描述现实的政治状态。后者可以为我们提供量表，也可以为我们提供模型，但是，难以稳、准、狠地点出政治活动的要害何在。在规范政治理论的方法视野中，我们通过对政治生活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可以洞见性地指出政治的关节点在哪里，它的力度要比形式的和实证的政治理论强得多。

实证科学是反对洞见的。为什么？因为洞见是研究者个体性的东西。作为规范政治学重视的思想性功夫，洞见是我们点透政治必须依靠的。然而洞见是一种个性化的东西。这对于政治科学来讲，是难以接受的东西。因为，在政治科学那里，凡是无法检验的东西，我们要审慎处理它，把它悬隔起来。随着西方政治科学的发展，这种方法要求已经不仅是政治科学研究者必须遵守的，而且也是政治科学的学习者所必须接受的。在大学里，判断一个政治科学的学生写作的论文是否是一篇合格的论文，多数都得看这篇论文，有没有量表，有没有数据，有没有曲线，有没有模型，否则，这篇论文就是一篇不合格的论文。

当代西方的政治科学界里头，真正要成为名家，你也一定要用数学方法。比如说著名政治科学家亨廷顿，在他的《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里头就认真地应用数学作为分析政治问题的工具。但这种应用不见得能够获得认同。尤其是不见得能够获得科学家的认同。自然科学家们对社会科学家们滥用自然科学的做法，常常嗤之以鼻。比如耶鲁大学数学系的一个著名教授，就专门打击亨廷顿。他运用数学的演算和推导方式，来把亨廷顿这本书所列出的数学算式重新检验一遍，结论是：没有一个算式是成立的。而且，据此他坚决反对亨廷顿进入美国科学院，他认为科学家绝对不能认可这种“科学”。 [21] 应用“可靠的”数学方法的亨廷顿，应用数学却没有“可靠的”得出科学结论，以至于也没有“可靠的”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这也有点反讽的意味。因为数学家说他的数学是伪数学、政治科学是伪科学。而在经验主义、行为主义的政治学家看来，亨廷顿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科学大家。为什么呢？像政治科学这样的理论，它一定只能够在为我们清晰的、明白的、可靠的，更关键有效地解释政治生活，这样才达到了政治科学之作为“科学”的理论目的。亨廷顿似乎做到了这点。但是，政治学真正的尊严不在于借助理性主义的可靠性、客观性，而是在于解释政治生活时表现出的有效性，实证政治学就达不到这一要求。这样一来，规范政治学被人认为没有客观性、确定性，实证主义理论解释力度又不够，那么究竟什么东西或是什么方法才能使我们对当代大型的、复杂的工业社会政治生活的解释具有可靠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