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

【作者小传】

（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东汉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汉末，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顿丘令。后拜骑都尉，参与对黄巾军的攻击。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参与讨伐董卓之战，以后逐渐在军阀混战中扩大实力。建安元年（196），奉迎汉献帝定都许昌，拜司空，封武平侯，次第击败袁绍等割据势力，统一北中国。十三年，拜丞相，南征，在赤壁之战中被孙权、刘备联军击败，三国鼎立的局面由此开始形成。后进封魏公、魏王。卒后子曹丕代汉称帝，追尊之为魏武帝。事迹具《三国志》卷一本纪。其诗格调慷慨悲凉，为建安文学之典型，又全用乐府诗体，开以乐府写时事之传统，影响深远。有集三十卷、《魏武帝集新撰》十卷、《武皇帝逸集》十卷、《兵书》十三卷等，多已佚，明人辑有《魏武帝集》，今又有《曹操集》。

薤露行①

曹操

惟汉二十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彊。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注〕 ①薤（xiè）：多年生草本植物。

“诗史”这顶桂冠人们往往奉献给唐代的伟大诗人杜甫，其实这种以诗歌记录现实，展现历史的创作倾向，并不始于杜甫，曹操在这方面就很突出。其《薤露行》与《蒿里行》就被明代钟惺的《古诗归》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这首《薤露行》写了汉末董卓之乱的前因后果，读来如浏览一幅汉末的历史画卷。中平六年（189），汉灵帝死，太子刘辩即位，灵帝之后何太后临朝，宦官张让、段珪等把持朝政，何太后之兄、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密召凉州军阀董卓进京，以期铲除宦官势力，收回政柄，谋泄，何进被宦官张让等所杀，张让又劫持少帝和陈留王奔小平津，后被率兵进京的董卓劫还。董卓在这次进军京城中窃取国家大权，旋废少帝为弘农王，不久又将其杀死，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为汉献帝。于是关东各州郡的兵马起而讨伐董卓，社会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董卓放火烧毁了京城洛阳，挟持献帝西迁长安。

曹操的诗就写了这个历史过程。汉代自高祖刘邦建国到灵帝刘弘是二十二世，诗中举其成数，故云“二十世”，一说应作“廿二世”。曹操对何进的讥刺甚烈，以为他本是个徒有其表的人就像猕猴戴帽穿衣，硬充人样，然终不成其为人。何进智小而图谋大事，自然就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他做事犹豫不决，致令少帝被劫。“狩”是指古代帝王出外巡视，而古代史书上遵守“为尊者讳”的原则往往以天子出逃或被掳为“狩”，这里就是指少帝奔小平津事。“白日贯虹”是一种天象，指太阳中有一道白气穿过，古人以为这是上天预示给人间的凶兆，往往应验在君王身上，这里是指弘农王少帝于初平元年（190）正月被董卓杀戮之事，何进也遭到杀身之祸。诗的前八句以何进为主线而回顾了汉末的历史，曹操以为何进胸无谋略，优柔寡断，虽欲铲除宦官，反而误国殃民，身罹其害，造成了君王被持，汉祚覆坠的局面。这八句中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录，而且有曹操个人对此的鲜明观点，直抵一篇史论。

“贼臣持国柄”以下便转到董卓之乱。董卓乘着混乱之际操持国家大权，自封为太尉，续进为相国，随之逼宫杀帝，焚烧洛阳，汉朝四百年的帝业由此倾覆，帝王的宗庙也在烈火中焚毁。献帝被迫西迁长安，长途跋涉，被裹胁一同迁徙的百姓哭声不止，一片凄惨景象。这六句将董卓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的灾害揭露无遗，因而曹操在结句中说：我瞻望着洛阳城内的惨状，就像当年微子面对着殷墟而悲伤不已。据《尚书·大传》中说，商纣王受的庶兄微子在商朝灭亡后，经过殷墟，见到宫室败坏，杂草丛生，便写下了一首名为《麦秀》的诗以表示自己的感慨与对前朝的叹惋，这里曹操以此来比况自己对汉室倾覆的悲伤与感叹。

《薤露行》属于乐府《相和歌·相和曲》歌辞，原先它与《蒿里行》都是古人出丧时唱的歌，相传齐国的田横不肯降汉，自杀身亡，其门人作了这两首歌来表示悲丧。“薤露”两字意谓人的生命就像薤上的露水，太阳一晒，极易干掉。曹操用此古调来写时事，开创了以古乐府写新内容的风气。清代沈德潜说：“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古诗源》）是颇有见地的意见。曹操之所以能以旧瓶装新酒，是因为乐府本身就有“缘事而发”的特点，宜于用来记录史实，抒发情感，同时《薤露行》本身也有悲悼王公贵人之死的意思，曹操用此哀叹国家丧乱，君王遭难，百姓受殃，正有悲悼之意。

曹操的诗，前人都以为具有悲凉慷慨的格调，敖器之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沈雄。”（《敖陶孙诗评》）就以此诗而言，其风格古质朴茂，无详尽的细节描写，而能从大处落墨，以高度概括的语言将数年以来的社会变革纳入这数十字之中。如他写何进，并未详说其如何谋划失算，如何所托非人，如何犹豫不决，如何处事不慎，而仅以“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彊。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四句来刻画他的无能，其中强烈的感情色彩不仅表达了自己对汉末形势的认识，而且使得诗句不同于史书式的客观叙述，令其有感人的力量。又如写董卓之乱，“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四句中就将汉祚倾覆、洛阳焚毁、挟帝西迁及百姓受难等悲惨的场面和盘托出，我们不得不佩服诗人笔墨的简练及运驾语言的能力，其气魄的沉雄阔大更是显而易见的。至如“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将自己的百感交集凝聚在这十字之中，具有深沉的悲愤之情，陈明祚说曹操之诗：“本无泛语，根在性情，故其跌宕悲凉，独臻超越。细揣格调，孟德全是汉音，丕、植便多魏响。”（《采菽堂古诗选》）也说明了曹操诗歌的跌宕悲怆情调基于其感情的深厚诚挚与出语的率真朴素。这正是汉诗与后来诗歌的不同之处，如果以声音作比，则汉诗如天籁，纯出自然，而魏、晋以后即杂以人籁，不无刻意求工之处，自然浑成的格调已逊汉诗一筹。

（王镇远）

蒿里行

曹操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蒿里行》可以说是《薤露行》的姐妹篇，清人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中说：“此用乐府题，叙汉末时事。所以然者，以所咏丧亡之哀，足当哀歌也。《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就说明了此诗与《薤露行》既有联系，又各有侧重不同。《蒿里》也属乐府《相和歌·相和曲》，崔豹《古今注》中就说过：“《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为挽歌。”因此，如果说《薤露行》主要是写汉朝王室的倾覆，那么，《蒿里行》则主要是写诸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酿成丧乱的历史事实。

初平元年（190）春，函谷关以东地区各州郡的军阀起兵讨伐董卓，各路将领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在孟津会师，打出讨伐元凶，匡扶汉室的旗号，然而这支联军中的众将各怀私心，都想借机扩充自己的力量，故不能齐心合力，一致对付董卓。当董卓本人领兵留守洛阳以拒关东之师时，各路人马都逡巡不前，唯恐损失了自己的军事力量。据史载，当时无人敢于率先与董卓交锋，曹操对联军的驻兵不动十分不满，于是独自引领三千人马在荥阳迎战了董卓部将徐荣，虽然战事失利，但体现了曹操的胆识与在这历史动荡中的正义立场。不久，讨伐董卓的联军由于各自的争势夺利，四分五裂，互相残杀起来，其中主要的就有袁绍、韩馥、公孙瓒等部，从此开始了汉末的军阀混战。诗中的“淮南弟”就是指袁绍之弟袁术，袁术于建安二年（197）在安徽寿县称帝，寿县地属淮南，故云。“刻玺”句是指初平二年（191）袁绍谋废献帝，立幽州牧刘虞之事，说明他们本来就心怀叵测，颇有政治野心。

这就是曹操在此诗前十句中所勾勒的历史画卷，他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请看他的描述和呼唤：

连年的征战，使得将士长期不得解甲，身上长满了虮子、虱子，而无辜的百姓却受兵燹之害而大批死亡，满山遍野堆满了白骨，千里之地寂无人烟，连鸡咽之声也听不到了，正是满目疮痍，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人目不忍睹。最后诗人感叹道：在战乱中幸存的人百不余一，自己想到这些惨痛的事实，简直肝肠欲裂，悲痛万分。诗人的感情达到高潮，全诗便在悲怆愤懑的情调中戛然而止。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本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钟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正因为此诗实录当时事实并由诗人直抒胸臆，故全诗用了简洁明了的白描手法，无意于词句的雕琢粉饰，而以明快有力的语言出之，如“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四句，明白如话，一气直下，将关东之师初起时的声势与正义刻画殆尽，自己的爱憎也于此鲜明地表现出来。又如“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等语描写联军将领的各怀私心，逡巡不前，可谓入木三分。对于袁绍等军阀的讥刺与抨击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而逐步表现的，起先称之为“义士”，并指出“乃心在咸阳”，意在恢复汉祚，然自“踌躇而雁行”已指出其军心不齐和怯懦畏战的弊端。然后写其各为势利而争、发展到自相残杀，最后点明其称帝野心，可谓如层层剥笋，步步深入。但都以直接明白的语言写来，令人感到诗人抑捺不住的真实感情，而军阀懦弱而丑恶的嘴脸已跃然纸上。至于诗人感情的强烈，也完全由明畅的语言冲口而出，如写白骨蔽野，千里无人，都以直陈其事的方式说出，最后说“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直出胸臆，无一丝造作之意，可视为诗人心声的自然表露。

（王镇远）

短歌行

曹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有一段曹操横槊赋诗的描写。曹操平定北方后，率百万雄师，饮马长江，与孙权决战。是夜明月皎洁，他在大江之上置酒设乐，欢宴诸将。酒酣，操取槊立于船头，慷慨而歌。歌辞就是上面这首《短歌行》。

这是一首很有名的诗，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就提到它，后来经过小说家渲染，更是家喻户晓了。但此诗究竟写什么？唐代吴兢说它“言当及时为乐”（《乐府古题要解》）。罗贯中则又给此诗蒙上“诗谶”的迷信色彩，说曹操“乌鹊南飞”诸句是不祥之兆，预示他赤壁之战的失败。这些说法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我认为还是清代张玉穀说得对：“此叹流光易逝，欲得贤才以早建王业之诗。”（《古诗赏析》卷八）陈沆也指出：“此诗即汉高《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是劝人及时行乐吗？诚然这是曹操对人生短促的感叹，但他不是因流年易逝而生贪生畏死之想，联系全篇来看，他感叹的是战争频仍，大业未成，因而产生一种时间的紧迫感，正如他自己所说：“不戚年往，忧世不治”（曹操《秋胡行》），所以他这“人生几何”的慨叹，并不软弱消沉，而是为了执著于有限之生命，珍惜有生之年，思及时努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魏源说得好：“对酒当歌，有风云之气。”

历来创业雄主深知一条成功之路，要治国平天下，首先要有经天纬地之能人。马上得天下的汉高祖唱《大风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他发乎其中的心声。此时曹操，“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他更迫切需要辅佐自己打天下的人才。所以，当此月明星稀之夜，“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之时，不禁一吐其求贤若渴之情了。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他仿佛是随口吟咏《诗经》中的名句。自续二句曰：“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便把本是女子对情人的深情相思，变成自己对贤才的渴望了。“呦呦鹿鸣”四句，是《诗经》中诚恳热情欢宴宾客的诗篇，曹操又信手拈来，表示自己期待贤者的热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又把贤者比为高空的明月，光照宇内；可望而不可即，不由使人“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感谢“越陌度阡”远道而来的贤士们，屈尊相从，在今日的宴会上促膝谈心，真感到莫大的快慰！可是我知道还有大批贤士尚在歧路徘徊。他们像南飞乌鹊，择木而栖，绕树三匝，还没有最后选定归宿呢！于是，曹操对天下贤才发出由衷的呼唤：“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示自己有宽广的政治胸怀，求贤之心永无止境，犹如大海不辞涓流，高山不弃土石一样。并且，他以礼贤下士的周公自励，号召天下贤才来归，开创一个“天下归心”的大好局面。这四句诗气魄宏伟，感情充沛，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和进取精神。在千古诗人中，只有曹操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睥睨一世的人物才写得出来，也只有他能与之相称。至今读之，犹觉豪气逼人。

读者也许要问：曹操，世之奸雄也，果能有如此爱才、礼贤的胸襟？应该公正地说，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思想解放的改革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造成了两汉文化思想上的僵化，董仲舒更倡导儒术与神学相结合的谶纬学说。曹操则对神学迷信，封建礼教等传统观念大胆怀疑，公开否定。从用人来说，两汉以通经、仁孝取士，曹操则提出“唯才是举”，重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他抗声雄辩道：“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他“知人善察，难弦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有一位擅草书檄的陈琳，早年曾为袁绍作檄文，辱骂曹操为“敖阉遗丑”（曹操出身宦官家庭），后袁败归曹，操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左右劝杀之，操怜其才，不咎既往，加以重用。由此可见，上述曹操横槊赋诗抒发其一片爱才心意，感情是真实的，是符合他的为人的。陈子展先生《谈曹操》一文中评论曹操的诗“慷慨悲凉，千古绝调……其诗之风格恰与其人之人格相称。修辞立其诚，迥非后世之独夫民贼盗国擅权，妄为豪言壮语、自欺欺人，终受历史裁判者所可比拟。此亦其在文学上别有造诣之一秘也。”

回过头来再说《三国演义》“横槊赋诗”的描写，说扬州刺史刘馥因说：“乌鹊南飞”诸句为不祥语而被杀，当然曹操是不信“诗谶”之类的鬼话的，但也不至于以区区小事杀人。查正史无刘馥死于非命的记载，或出于小说家的想象吧！

（张铁明）

秋胡行

曹操

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车堕谷间。坐盘石之上，弹五弦之琴，作清角韵，心中迷烦。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一解）

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负揜被裘，似非恒人。谓卿云何，困苦以自怨？徨徨（何）所欲，来到此间？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二解）

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道深有可得，名山历观行，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沉吟不决，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三解）

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正而不谲，乃赋依因，经传所过，西来所传。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四解）

《秋胡行》是乐府题，按题意，是写鲁国男子秋胡戏妻的故事，夸奖秋胡妻坚贞的情操。但曹操只是利用《秋胡行》的乐调，内容却是写游仙。要说游仙，也是汉乐府中常见的题材。但曹操这诗，却又不是真正的游仙诗，而是借了游仙的虚构，表达一种人生失落的情绪。所以说，这是一篇比较特别的作品。全诗分为四解。“解”是音乐的段落，诗意也依此划分。

众所周知，建安文人诗是在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曹操现存的作品，都是用乐府题，而且都是当日供给倡优演唱的。但是，乐府中的民歌，原本是社会性、群众性的创作，表达的是社会中许多人的共同情绪和观念，而作为文人，他们的创作具有更多的个性因素。曹操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作乐府歌辞的诗人，他的创作，标示出乐府诗从社会性作品转变为个人性作品的轨迹。像《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直抒英雄怀抱的诗篇，当然与传统的乐府诗已经相距甚远；而类似《秋胡行》这样貌似而神非的诗篇，读来更觉得微妙。且这首诗语言虽粗略，境界却是相当优美，显示了曹操个性中不常展露的一面。因原诗较长，且有逐渐开展的故事情节，为便于阅读理解，下面再逐节引录，加以分析。

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车堕谷间。坐盘石之上，弹五弦之琴，作清角韵，心中迷烦。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一解）

散关山，当是指大散岭，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岭上有关，称“散关”或“大散关”（陆游诗“铁马秋风大散关”，即此），当秦岭咽喉，扼川陕交通孔道，为古代军事必争要地。曹操曾于建安二十年（215）四月自陈仓出散关，时年六十一岁，一生功业，大体成就，但距他的死，也只有五年之期了。写此诗，当更在经历散关以后，为曹操晚年的作品。

开头二句重复咏唱，大约是为了适应曲调的需要而有意拉长的。（顺带说明：每一“解”的末二句，是演唱时的和声，无实义。）但从实际效果来说，这一重复，使得感叹的情绪显得格外沉重。那么，诗人真是感叹道路之艰难吗？无论以曹操的英雄性格，还是以他的丞相地位所享有的条件，都不会把道路的艰难当作一回事。这一唱三叹的调子，只是借道路的艰难，表达人生艰难的感慨罢了。下面写牛困车堕，独坐盘石之上，弹琴奏清角之韵（悲凉的乐调），更是从经历散关的见闻中，激发起来的想象和虚构。曹操为什么给自己虚构这样一种艰难跋涉、困顿山谷、独坐无侣、心中烦苦的遭遇呢？从曹操的身份来说，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在常人的目光中，曹操要么是一个奸诈险恶的野心家，要么是一个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英雄。但从曹操自己来说，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当他从汉末的动乱中突拔而起时，并没有预料到后来的成功。只是在与各支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激烈冲突中，有进无退，不击溃敌手便无以自存，才渐渐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是充满了艰辛、充满了危险的。关于他与内外敌人反复苦斗、多次仅因侥幸才得脱离危险的经历，大家都很熟悉，不必多说了。就在曹操写这诗前不久，还发生过汉献帝伏皇后与父亲伏完谋杀他的事件，皇帝本人，恐怕也牵涉在内。这种危机四伏、如履薄冰的环境，难免令他产生一旦失足的忧虑吧。再说，理想永远高于现实，任何已经得到的东西都不能满足人的心理需要。甚至，愈是功业辉煌的人物，愈是容易感觉到个人不过是历史实现其自身目的的工具，感觉到个人本质上的渺小。一个人拿他的生命做成了伟大的事业，而这事业归根结底是与生命本身相分离的。在这个境地上，英雄更深刻地体会到生命的孤独。曹操临死之际，并无功成名就的满足，却安排了许多琐琐碎碎的日常小事，似乎与他的英雄气质不符；其实，这正反映了曹操对生命本身的留恋和迷惘。从以上的心理来理解《秋胡行》首节所表现的境界，就不觉得奇怪了。

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负揜被裘，似非恒人。谓卿云何，困苦以自怨？徨徨（何）所欲，来到此间？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二解）

这一节写遇仙。正当虚构的主人公弹琴抒发内心烦苦之际，忽然有三位老人来到他的身旁。“负揜”不易解，“被裘”即披着裘衣。这句同下句，大概是说三位老人遮掩在宽大的裘衣之下，看上去不像是平常人。他们问主人公：你为何如此困苦，自怨自艾？你惶惶然（“徨”通“惶”）来到这里，是想寻求什么？这个情节，使故事向神异的方向发展，形成幻想性的趣味，并便于作象征的抒情表现。“三老公”的发问，一方面从旁观者的眼光，进一步强化前一节所说“心中迷烦”的困苦气氛，一方面，又在不知不觉之中，把事不得已的失足（牛顿车堕）情节，转变为似有所求而来到此间的情节。就字面来说，因是不知情者的发问，所以与前文并无牴牾；但从抒情的需要来说，作者正是要表达一种试图摆脱现实矛盾、探求某种新的人生出路的欲望。这一节文字虽不很讲究，却相当巧妙地完成了一种过渡。

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道深有可得，名山历观行，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沉吟不决，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三解）

这一节从开头到“枕石”一句止，是仙人自述。他们本来似乎也是常人，修道既深，乃能得道，于是摆脱了凡人所遭受的束缚，自由自在地游历名山，飘飘然行于天地之间。他们的生活是简朴而无所求的，倦了便睡在石头上，饥渴时只需喝一点泉水，因此绝没有常人因贪欲而造成的无数困苦。

有各种资料可以证明，曹操实际是不相信神仙的。那么，这一节虚构意味着什么呢？从大处说，即使一个不相信神仙的人，也并不能摆脱人生短暂所带来的烦忧，和对永恒存在的向往，而神仙的形象，正是永恒的象征。从小处说，神仙也可以比喻从世俗矛盾中解脱的境界。权势名位，物欲色欲，是导致人类相互竞争、引发无数冲突与烦恼的根本原因。倘能舍弃这一切，也就超越了现实生活的痛苦。“枕石漱流饮泉”，与世无争，还有什么麻烦呢？至于整个这一节，到底是从哪一方面说，还是兼而有之，无法加以确定。文学形象的意义，总是很宽泛的，我们只需将它理解为一种超越和自由的象征就行了。

如果主人公听了“真人”即仙人的话，便跟着走了，这诗就变成了真正的游仙诗，也就没有多少味道了。在曹操的笔下，主人公对“真人”的陈述，反应却是“沉吟不决”；而正在他犹豫之间，“真人”已弃他而去，“遂上升天”。这也许意味着，所谓永恒自由是一个抓不住的幻影，它只是扰人心烦而已；也许还意味着：所谓从现实中解脱，也只是一种幻想，事实上不可能作出这样的抉择。确实，如果说从曹操临死时对种种琐碎后事的安排中，可以看出他懂得一切辉煌的事业都是生命以外的东西，却也必须知道相反的一面：像他这样一个豪杰之士，若无不凡的成就，生命的欲望更不能得到满足。人本质上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他必须在某个对象上建立自我，但这对象到头来仍旧不是自我；然而反过来说，没有对象，却又根本没有自我。

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正而不谲，乃赋依因，经传所过，西来所传。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四解）

这一节自“正而不谲”以下，文字已无法理解，也许是流传中产生了讹误。但从开头到“惆怅以自怜”，意思是清楚的。主人公正“沉吟不决”，“真人”已“遂上升天”，他忽然惊觉，想要追上前去，却又哪里追赶得上？失去这样一个机缘，从此抱恨不已，夜夜难寐，惆怅自怜。这一节在视觉形象的描绘上，显得十分优美动人。似乎可以看到：三位仙人冉冉升空，驾着风云悠悠而去，渐渐消逝在天边，而山谷间那个凡夫俗子，一面仰首呼喊，一面踉跄奔逐，不时被葛藤、岩石绊倒，直到什么也看不到的时候，终于落下痛悔的眼泪。

这里写了什么样的人生情绪？我想，这应该就是人对完美的人生理想的追逐。这种理想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却永远高于我们的生活现实；我们想要追上它，却永远也追不上。就是在永无止境的追逐中，我们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途。对于安于现状、容易满足的人说来，大概未必会感觉到人生有这一种痛苦；但任何一个具有强烈的人生欲望的人，最终都将明白：无论他走过多长的路，有过多少成功，他也终究要绊倒在追逐的路途上。

这就是曹操的一首游仙诗。它以一个戏剧性结构，一个虚无缥缈的故事，一种优美而伤感的气氛，抒发了带有许多哲理意味的复杂的人生情绪。但这首诗过去几乎没有人提及。我原本也未曾注意，几年前翻译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先生的《中国诗史》，见他将这诗称誉为曹操写得最美的诗之一，才引起兴趣。特注明一笔，以免掠美。但吉川先生对此诗仅作了简单的评价，并未加以阐释。本文的具体解说，都是我个人的想法，也一并说明在此。

（骆玉明）

苦寒行

曹操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

曹操“雄才崛起”，又“雅爱诗章”。在他“奉国威灵、仗钺征伐”之际，常常“横槊赋诗”。建安十年（205），袁绍降将、并州刺史高幹叛乱，“执上党太守，举兵守壶关口”（今山西长治东南）。曹操即于次年春正月，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出兵，北征高幹。当大军翻越太行山时，诗人便以慷慨悲凉之气，写下了这首传诵千古的名作。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太行山横亘于晋、冀、豫三省边境，“凌虚抗势，天岭交气”，形势极为险峻。古人因此有“太行，牛之难也”之叹（《尸子》）。此诗开篇，在描摹太行山“巍巍”高耸的苍莽之景中慨然而叹，语气奇壮，正可与太行山拔地而起的雄峻相颉颃。诗面上写的是雄峻的太行山，诗行中站立的，则是那位气凌万仞、志在统一北中国的一代“枭雄”的巨大身影。在他脚下，此刻正有一队队荷戈执戟的壮士，翻越在盘曲入云的山坂；那嶙峋的山石，简直要把辚辚滚转的车轮颠摧——这就是从沁阳通往晋城的那段令人闻之色变的“羊肠坂”！为了烘托这场艰苦卓绝的行军，诗人接着用粗放的笔触，勾勒了太行山凛冽、萧条的冬景：“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写劲烈的寒风，摇撼着山间的高树，笔底正有一片呼啸之声卷过；“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写山中猛兽，竟敢夹路蹲伺行军的勇士，可知已被饥饿逼成怎样的疯狂！再加上“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绵延千里的太行山，已全为纷纷扬扬的大雪所笼盖，更于荒寂的风啸、虎吼之中，增添了无限寒意。

以上为诗之第一层，在展现军行太行时的艰险、荒寂中，抒写诗人登临险坂的啸叹之情。“取境阔远”（方东树《昭昧詹言》），苍凉中自有一种拂郁直上的雄奇之气。自“延颈长叹息”以下，诗情忽作顿跌，抒写诗人由此生出的怀归之思。“远行多所怀”，此刻他所怀想的，难道不是远征高幹的艰辛？说来也怪：曹操虽常被史家斥为“奸雄”，但在他自己，早年并无争锋天下的野心。那时的愿望，不过是“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建立名誉”而已。当天下纷乱、群雄逐鹿之际，他也时有回归乡里，“秋夏读书，冬春狩猎”的念头（见《让县自明本志令》）。而今，羁身于艰险的军旅生涯，面对着荒寂的太行山野，这种怀思不知不觉又涌上心头，竟变得那样强烈，终于在诗中化为“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的深长叹息。这四句发自内心，披露了这位“枭雄”也与常人一样，有着深切的思乡之情，读来倍觉亲切。从中可以感受到，诗人的东归之思，此刻正如眼前的曲曲山坂、霏霏白雪，已变得怎样绵绵无尽、纷扬难息了呵！

但诗人终竟按抑了深切的怀思，又踏上了征路。自“水深桥梁绝”以下，节奏逐渐加快，正如一组不断转换的镜头，历历如画地展示了行军生活的各个侧面：“水深桥梁绝”二句，叙行军途中的意外受阻；“迷惑失故路”二句，叙迷路后的栖宿无所；“行行日已远”四句，则叙长途跋涉中的饥渴和取薪举炊的艰难。读这一节，须得与前二节描述的太行山险峻、荒寂、寒冷的景象融为一体，便可懂得士卒翻越太行时的生活，竟有何等艰辛和悲苦。这生活均为诗人所身历，故字里行间渗透着一股对于士卒的深切悯伤之情。无情未必真豪杰，作为三军之统帅，诗人倘若没有对部属、士卒的这种同情和关切之情，又怎能推动千军万马为之奋战？只是像曹操这样的政治家，这种感情常常为统一天下的事业追求所掩盖，不轻易显露罢了。现在，它却蓄积、运突、不能自已了。诗之结尾，相对平静的叙事由此被冲断，而跳出了直抒胸臆的悠悠思叹：“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诗经·豳风·东山》，相传为周公东征归来的慰劳士卒之作。诗中描述东征战士“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的艰苦行役生活，正与曹操此诗所叙相仿佛。周公东征平定叛乱，终于使士卒“勿士（事）行枚”，乐返故园；曹操北度太行山，亦正要征讨叛乱的高幹军，以实现北中国的安定、统一。诗人在结句中忽生思古之幽情，正隐隐以周公自命，从而将诗中表现的怀归、伤悯之情，一下升华为安定天下的悠悠壮思。这壮思与开篇对太行山雄峻、艰险的慨叹遥相呼应，苍凉壮阔，带有一种多么高古和沉雄的气韵！

值得注意的是，《苦寒行》原为乐府旧题，其古辞失传，推测其内容，当以抒写民间的寒冬疾苦为主。曹操却借用此旧题，来表现他统一北中国、远征高幹的重大斗争，抒写艰苦军旅生涯中的悲壮情怀。这在向民歌学习、拓展乐府诗的表现领域方面，无疑开了良好的风气。诗中没有政治家的说教，描述的全都是自身亲历的军旅生活的景象和体验。其登攀险坂的慨叹、瞻念故乡的怀思、担薪作炊的悯伤，无不出于诗人的真情实感。而作为三军之统帅，诗人又没有沉浸在艰辛生活的哀叹之中，而能将这种情感与安定天下的壮怀统一起来，使之得到升华。这就使本诗不仅有苍凉之境、动人之情，还呈现了一种非同凡响的雄调壮格。它之能被千古读者所传诵，实非出于偶然。

（潘啸龙）

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曹操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步出夏门行》，又名《陇西行》，属古乐府《相和歌·瑟调曲》。“夏门”原是洛阳北面西头的城门，汉代称夏门，魏晋称大夏门。古辞仅存“市朝人易，千岁墓平”二句（见《文选》李善注）。《乐府诗集》另录古辞“邪径过空庐”一篇，写升仙得道之事。曹操此篇，《宋书·乐志》归入《大曲》，题作《碣石步出夏门行》。从诗的内容看，与题意了无关系，可见，只是借古题写时事罢了。诗开头有“艳”辞（序曲），下分《观沧海》、《冬十月》、《土不同》、《龟虽寿》四解（章）。当作于建安十二年（207）北征乌桓得胜回师途中。

东汉末年，正当军阀逐鹿中原之时，居住在辽西一带的乌桓强盛起来，他们南下攻城略地，成为河北一带的严重边患。建安十年（205），曹操摧毁了袁绍在河北的统治根基，袁绍呕血而死，其子袁谭、袁尚逃到乌桓，勾结乌桓贵族多次入塞为害。当时，曹操处于南北夹逼的不利境地：南有盘踞荆襄的刘表、刘备，北有袁氏兄弟和乌桓。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曹操采用谋士郭嘉的意见，于建安十二年夏率师北征，五月至无终，秋七月遇大水，傍海大道不通，后接受田畴建议，断然改道，经徐无山，出庐龙塞，直指柳城，一战告捷。九月，胜利回师，途经碣石等地，借乐府《步出夏门行》旧题，写了这一有名的组诗。诗中描写河朔一带的风土景物，抒发个人的雄心壮志，反映了诗人踌躇满志、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

关于曹操东临碣石，过去多以为是北征乌桓去时的事，其实，这种看法与史实不符，不可置信。我们用《三国志》《武帝纪》和《田畴传》的记载来核对，曹操当是在北征乌桓的归途中登临碣石的，因为去时逢大水，傍海大道不通，他只好改道走徐无山那条小路前往辽西。“九月，公引自柳城还……十一月至易水”，他应在这年（207）九月或十月初“临碣石”、“观沧海”。至于碣石山位于现今何处，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或以为此山已沉入现今河北省乐亭县境的大海中，或以为就是现今河北省昌黎县北的碣石山。不管怎样，在曹操登临时，它应是傍海一带较高的石山。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头二句点明“观沧海”的位置：诗人登上碣石山顶，居高临海，视野寥廓，大海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以下十句描写，概由此拓展而来。“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是望海初得的大致印象，有点像绘画的粗线条。“澹澹”，形容大海水面浩淼的样子；“何”，何其，今言“多么”，是叹美之词。“澹澹”而加叹美，那沧海的辽阔苍茫气象便可想而知了。在这水波“澹澹”的海上，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那突兀耸立的山岛，它们点缀在平阔的海面上，使大海显得神奇、壮观。这两笔写出了大海远景的一般轮廓，下面再层层深入描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前二句具体写竦峙的山岛：虽然已到秋风萧瑟、草木摇落的季节，但岛上树木繁茂、百草丰美，给人生意盎然之感。后二句则是对“水何澹澹”一句的进一层描写：定神细看，在秋风萧瑟中的海面竟是洪波巨澜，汹涌起伏。这儿，虽是秋天的典型环境，却无半点萧瑟凄凉的悲秋意绪。在我国文学史上，由于作家的世界观和处境等种种原因，自宋玉《九辩》开悲秋文学的先声之后，多少骚人墨客因秋风而临风洒泪，见落叶而触景伤情！然而，曹操却能面对萧瑟秋风，极写大海的辽阔壮美：在秋风萧瑟中，大海汹涌澎湃，浩淼接天；山岛高耸挺拔，草木繁茂，没有丝毫凋衰感伤的情调。这种新的境界，新的格调，正反映了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烈士”胸襟。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前面的描写，是从海的平面去观察的，这四句则联系廓落无垠的宇宙，纵意宕开大笔，将大海的气势和威力托现在读者面前：茫茫大海与天相接，空濛浑融；在这雄奇壮丽的大海面前，日、月、星、汉（银河）都显得渺小了，它们的运行，似乎都由大海自由吐纳。诗人在这里描写的大海，既是眼前实景，又融进了自己的想象和夸张，展现出一派吞吐宇宙的宏伟气象，大有“五岳起方寸”的势态。这种“笼盖吞吐气象”是诗人“眼中”景和“胸中”情交融而成的艺术境界。（参见《古诗归》卷七钟惺评语）言为心声，如果诗人没有宏伟的政治抱负，没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没有对前途充满信心的乐观气度，那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样壮丽的诗境来的。过去有人说曹操诗歌“时露霸气”（沈德潜语），指的就是《观沧海》这类作品。“霸气”当然是讥评，但如果将“霸气”理解为统一中国的雄心，那么，这种艺术鉴赏的眼光还是可取的。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是合乐时的套语，与诗的内容无关，就不必细说了。

《观沧海》这首诗，从字面看，海水、山岛、草木、秋风，乃至日月星汉，全是眼前景物，这样纯写自然景物的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曹操以前似还不曾有过。它不但通篇写景，而且独具一格，堪称中国山水诗的最早佳作，特别受到文学史家的厚爱。值得指出的是：客观自然景物反映到诗人头脑中，必然经过诗人主观的过滤——理解、融会、取舍、强调，然后形成艺术的产品。这种产品，既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也是诗人主观精神的凝结。这首诗写秋天的大海，能够一洗悲秋的感伤情调，写得沉雄健爽，气象壮阔，这与曹操的气度、品格乃至美学情趣都是紧密相关的。因此，即使是纯属写景之作，也不可能是纯客观的照相式制作。

另外，曹操现存二十余首诗，虽然用的都是乐府旧题，但内容却是全新的。沈德潜指出：“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古诗源》卷五）这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大胆的突破。这种重视反映现实生活，不受旧曲古辞束缚的新作风，大大推进了我国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发扬。曹操这个功绩，也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李文初）

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曹操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南朝钟嵘写了一部《诗品》，品评诗人，区分第等，把曹操的诗置于下品。可是，曹操的诗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使后代无数英雄志士为之倾倒若狂。据《世说新语》记载：东晋时代重兵在握的大将军王敦，每酒后辄咏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击打唾壶为节，壶口尽缺。为什么理论家的眼光同读者的赏爱如此大不相同呢？这是一个颇为发人深思的问题。

王大将军击节赞赏的诗，是曹操乐府诗《步出夏门行》的第四章——《龟虽寿》。曹操当时击败袁绍父子，平定北方乌桓，踌躇满志，乐观自信，便写下这一组诗，抒写胸怀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此时曹操已经五十三岁了，不由想起人生的路程，所以诗一开头便无限感慨地吟道：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庄子·秋水篇》说：“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曹操反其意而用之，说神龟纵活三千年，可还是难免一死呀！《韩非子·难势篇》记载：“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螘同矣！”“腾蛇”和龙一样能够乘云驾雾，本领可谓大矣！然而，一旦云消雾散，就和苍蝇蚂蚁一样，灰飞烟灭了！古来雄才大略之主如秦皇汉武，服食求仙，亦不免于神仙长生之术的蛊惑，而独曹操对生命的自然规律有清醒的认识，这在谶纬迷信猖炽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更可贵的是如何对待这有限的人生？曹操一扫汉末文人感叹浮生若梦、劝人及时行乐的悲调，慷慨高歌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自比一匹上了年纪的千里马，虽然形老体衰，屈居枥下，但胸中仍然激荡着驰骋千里的豪情。他说，有志干一番事业的人，虽然到了晚年，但一颗勃勃雄心永不会消沉，一种对宏伟理想的追求永不会停息啊！

这首诗始于人生哲理的慨叹，继发壮怀激烈的高唱，复而回到哲理的思辨：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曹操对人生的看法颇有一点辩证的思维，他首先讲尊重自然规律，人总是要死的。接着讲人在有限的生命里，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积极进取，建功立业。最后再谈到人在自然规律面前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一个人寿命的长短虽然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但也不是完全听凭上天安排。如能善自保养身心，使之健康愉快，不是也可以延年益寿吗？曹操所云“养怡之福”，不是指无所事事，坐而静养，而是说一个人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不应因年暮而消沉，而要“壮心不已”——要有永不停止的理想追求和积极进取精神，永远乐观奋发，自强不息，保持思想上的青春。曹操以切身体验揭示了人的精神因素对健康的重要意义，从这方面来说，它不又是一篇绝妙的养生论吗！

《龟虽寿》更可贵的价值在于这是一首真正的诗歌，它开辟了一个诗歌的新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汉代人的思想禁锢了三四百年，弄得汉代文人不会写诗，只会写那些歌颂帝王功德的大赋和没完没了地注释儒家经书，真正有感情，有个性的文学得不到发展。直到东汉末年天下分崩，风云扰攘，政治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一世之雄而雅爱诗章的曹操，带头离经叛道，给文坛带来了自由活跃的空气。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身边聚集了“建安七子”等一大批文人，他们都是天下才志之士，生活在久经战乱的时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慷慨激昂。正如《文心雕龙·时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尤其是曹操，鞍马为文，横槊赋诗，其诗悲壮慷慨，震轹古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充满激情的诗歌所表现出来的爽朗刚健的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曹操是最突出的代表。千百年来，曹操的诗就是以这种“梗慨多气”风骨及其内在的积极进取精神，震荡着天下英雄的心灵。也正是这种可贵特质，使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夺目的光彩。钟嵘将曹操置于下品，主要是嫌其“古直”而少文采，殊不知曹操这样一位豪气盖世的英雄，是不屑于雕章琢句的。钟嵘六朝时人，当时文学之士很讲究文采华美，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钟嵘对曹操的评价过低，显然是时代风气使然。我们知道，任何文学——包括诗歌在内，文采较之内容，毕竟是第二位的。关于曹操的文学地位，过去常为其政治业绩所掩，而不为人重视，其实，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有卓越贡献的人物，特别对建安文学有开创之功，实在是应当大书一笔的。

（张铁明）

却东西门行

曹操

鸿雁出塞北，乃在无人乡。举翅万里余，行止自成行。冬节食南稻，春日复北翔。田中有转蓬，随风远飘扬。长与故根绝，万岁不相当。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反故乡。神龙藏深泉，猛兽步高冈。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

曹操的乐府诗，往往慷慨而多气，甚有风骨。他是历史上有作为的人物，故其诗作也大开大阖、舒缓从容，表现出非凡的气度和胸襟。这首诗以沉郁悲凉之笔写征夫思乡之情，也显示了曹诗的这一特色。

诗的首六句采用比兴手法。一开头，诗人略一勾勒，便写出了鸿雁的境遇及其春来冬去的候鸟特征。“塞北”、“无人乡”强调其孤寂寥落，“万里余”则突出路途之遥。鸿雁万里远征，与同类结伴而行，相濡以沫，处于寂寞凄凉的环境中；它们只能服从节令的安排，严冬则南飞而食稻，阳春则北翔而重回，其辛劳困苦不言而喻。“田中有转蓬”四句为第二层次，诗人没有像通常诗歌那样在比兴后立刻引入正题，而是再用一比兴手法，写蓬草随风飘荡，无所归止，当然也永远无法回归故土。“相当”意为与故根相遇。“鸿雁”与“转蓬”这两个艺术形象极不相同，鸿雁有信，依节候岁岁而回；转蓬无节，随轻风飘荡不止。但是，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不得不转徙千万里之外。诗歌写鸿雁举翅“万里”之外，其空间距离感鲜明突出；转蓬“万岁”不能归于故土，其时间漫长感异常强烈。而两者实是互文见义，路途遥、时间长，都是诗人所特别强调的。

在完成了连续的铺垫以后，诗歌第三层切入正题，仅以寥寥六句写征夫之状，却括尽他们艰险苦难生活的内容：一为出征之遥，远赴万里，镇守四方；二为出征之苦，马不解鞍，甲不离身；三为年岁飞逝，老之将至；四为故乡之思，返还无期，徒作渴念。这几方面有紧密关系，而思乡不得归是其关键。唯其愿望不能实现，其思乡之情也就日益加深。这一层将征夫的深愁苦恨，都在其对现实状况的叙述中宣泄出来。由于前两层中，诗人已经用比兴手法渲染了情绪气氛，故这一层所表现的乡关之思显得极为真切和强烈，虽然没有一个愁、苦之类的主观色彩的词语，但本色之语，却更能收到动人心魄的效果。

“神龙藏深泉”四句为诗歌最后一层，诗人于描写正题后又将笔墨宕开，连用神龙、猛兽、狐狸等数个比喻。神龙藏于深泉，猛兽步于高冈，各有定所，各遂其愿，真令有家归不得的征夫羡慕不已！“狐死归首丘”典出《礼记·檀弓》：“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屈原《哀郢》曰：“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动物至死尚且不忘故土，又何况远离家乡的征夫们呢。“故乡安可忘”这极平直的一句话，在全诗的层层衬映，铺垫之下，也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首诗结构甚有特色，开头连用两组比兴，最后又以比兴作结，首尾相互照应。鸿雁、转蓬、神龙、猛兽、狐狸，其表象各不相同，诗人却善于抓取它们有助于表现主题的本质特征来描写，故全诗显得和谐统一、浑然一体。尽管诗歌大部分篇幅是写比兴内容，描写本题的仅寥寥数句，但因其比兴起到了延伸、拓展、发挥、强调主题的作用，所以整首诗仍然给人以含蓄深沉、内蕴丰富之感。比兴手法的反复使用，给诗歌带来了从容舒卷、开阖自如的艺术美感。诗歌写思乡情绪，虽充满悲凉凄切情调，但结处以神龙、猛兽等作比，悲凉中不觉过于柔绵，反而回荡着刚健爽朗之气，这正是曹操诗的特点之一，也是建安文学慷慨悲凉之特色的体现。全诗丝毫不见华丽词句，唯见其朴实之语。钟嵘《诗品》评曹操诗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从这首诗来看，“古直”二字，确是的评。

（李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