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璩

【作者小传】

（190—252）字休琏，三国魏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人。应玚弟。魏明帝时，历官散骑常侍。魏废帝齐王曹芳即位，迁侍中、大将军长史，典著作。事迹附见《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后。有集十卷，已佚，明人辑有《应休琏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得其诗及断句五首。

百一诗·下流不可处

应璩

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诬。前者隳官去，① 有人适我闾。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所占于此土，是谓仁智居。文章不经国，筐箧无尺书。② 用等称才学，往往见叹誉。避席跪自陈，贱子实空虚。宋人遇周客，③ 惭愧靡所如。

〔注〕 ①隳（huī）：毁坏。②尺书：语出《汉书》：“奉咫尺之书以使燕。”这里指出使他国。古代多选高才博学、能言善辩者充任使者。③宋人遇周客：据《阙子》（《文选》李善注作《阚子》）：“宋有愚人得燕石，以为大宝而珍藏之。后为周客所见，始知是寻常燕石，与瓦块无异。”

应璩是三国时魏国的诗人，他的诗在当时流传的有一百三十篇之多，统称为《百一诗》（又称《新诗》）。从唐代开始，他的诗渐渐亡佚，传到现在的仅寥寥数篇。上面这首诗因为收在《文选》中，故得以完整地保留至今。

“百一”的含义，自晋、宋以来便聚讼不已。李善注《文选》，根据《百一诗序》中“时谓曹爽曰：‘公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数语而判断曰：“‘百一’之名，盖兴于此也。”这是指当事者或有百虑一失。五臣注《文选》引《文章录》则从另一角度补充说明：“曹爽多违法度，璩为诗以讽焉。”吕向云：“意者以为百分有一补于时政。”合而观之，则可得“百一”之实。

这首《百一诗》应作于应璩的晚年。诗中有“三入承明庐”之句，而他最后一次任侍中是在魏齐王嘉平元年（249），可知此诗是他辞官后返归田里所作。诗中以设问解嘲的笔法，巧妙地表白了自己的人品和度量。

起首四句，诗人直率地指出，人生在世，必须谨慎地避免不利的处境，所以有道德的君子对于其最初的行为是非常慎重的，唯恐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下流”一词出于《论语·子张》。子贡曰：“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谓人一旦有了恶名，便如身处于水之下游，所有的恶名都加在他身上，本来不算最恶的也成了恶贯满盈。应诗的词、意均取于此。“名高”本来也是一种人生不易达到的境界，但它既不持久，又易于招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反而成为“下流”。这是一种解嘲性的反语，其正面意义颇类似于韩愈《原毁》中的几句话：“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接下去四句则写其辞官归里，而有客来访，引出下文责问之辞。应璩辞官返里在嘉平二年以后，史载其返里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占卜者曾预言他六十一岁当独见一条白狗，将有危厄，后来预言果然应验，遂弃官去。（见《三国志·魏志·朱建平传》）。但从此诗来看，恐怕还是他自己受到了诋毁，而预感到前途的险恶，从而弃官返里的。“隳”即毁坏的意思，可见其弃官是主动的。“酌醴焚枯鱼”句，词、意取于蔡邕《与袁公书》：“酌麦醴，燔干鱼，欣然乐在其中矣。”暗示了自己隐退后生活的自得其乐。

从“问我何功德”至“往往见叹誉”均为问者之词。承明庐，魏明帝时官员入宫值日的地方，在承明门边。庐，宫殿中的小屋。应璩初为侍郎，又为常侍，又为侍中，三次入朝当官，故云“三入承明庐”。当时对散骑常侍及侍中的人选要求很高。《三国志·魏志·杜恕传》裴注引《魏略》云：“黄初中，……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魏明帝太和二年六月诏曰：“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所以问者才有“问我何功德”的质疑。在问者看来，应璩并无什么功德，可以副此重望、为皇帝近臣，既然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所以现在隐居的地方，又岂能称之为仁者、智者的住处？占，隐。再下二句，问者又更直截地说道，你应璩既无可以经邦济世的文章，又不曾有持“尺书”出使外国的功劳，这又从何反映出其高才博学、足以为人赞叹称道呢？“等”字是个俗语，意为“何”，见颜师古《匡谬正俗》卷六。应璩的诗，措词往往是亦雅亦俗，既有典奥的古语，又有俚俗的口语，这是其诗在语言上的一大特色。

最后四句是应璩的答辞。他并没有对问者的质疑加以反驳，而是承认自己的空虚无能。“宋人遇周客”典出《阙子》。诗人用这个典故，从表面上看，是说过去自己所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在聪明人（问者）看来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感到惭愧万分，不知所从。诗至此打住了，其用意是自谦，还是真认为自己不学，抑或是其他？诗人没有说，但透过开首四句，细心的读者不难领会，这个假设的“问者”，正是“侵诬”之人的化身，诗人正因为名高一时，所以招致毁谤，流言蜚语将他说得一无是处。而诗人如此谦冲、如此绝不反击，则是因为他悟到了“名高易损”的道理，所以对这些无端质难也淡然处之，视为情理中事，不屑一辩。古代的“解嘲”之作，对于假设问者的嘲讽，总是先唯唯而后否否，应璩却是一味地唯唯，连否否也省去了，只在篇首数句里暗透消息，其修养工夫可谓深到家了。然而这样的辱之不惊，却正体现了他的学问之深，若换了浅学浮躁之徒，见人如此一笔抹杀自己，早该暴跳起来了。诗人虽然承认自己全无功德文章，并非仁智之人，但读者从他的宽大气度中，却正好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在应璩以前，“解嘲”之类的题材，多见于文章，如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及班固的《答宾戏》等，在诗中很少见到，因此，应璩的这首《百一诗》可以说是别开生面。但这类题材，旨在设论说理，与诗的抒情性特征颇为远缘，即以应璩的这首诗而言，也是“理语”远远盖过“景语”、“情语”。因此，应璩之后，绝少继响。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评此诗曰“备体”，即说明这是诗中聊备一格之体，不怎么值得提倡、仿效。

（张伯伟）

百一诗·昔有行道人

应璩

昔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年各百余岁，相与锄禾莠。住车问三叟：“何以得此寿？”上叟前致辞：“室内妪貌丑。”中叟前置辞：“量腹节所受。”下叟前致辞：“夜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得长久。

杜甫诗云：“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慨叹从古而今长寿者少。然这首诗中所写三位老人，不仅岁寿逾百，且俱能耕耘劳作，这在我国古代，确是令人惊讶的稀罕事。而究其长寿养生之道，也各有其理。上叟答：“室中妪貌丑。”说明男子择妇重德不重容，情欲有节，较少枕席之累，以致能够守气保元，精力长盛不衰；另一方面，“妪貌丑”又能使妇人不致恃其娇美，傲慢其夫，反而能像汉代梁鸿孟光，夫妻相敬如宾，有夫唱妇随家室和睦之乐。中叟答：“量腹节所受。”则告诉人们，口体之奉亦须适可而止，如能量腹所受而加以节制，则饮食有度，不致因贪口福而多食暴饮而伤身损寿。下叟答：“夜卧不覆首。”更指出保持人体的气息畅通对长寿的重要性。我国传统医学讲究人的经脉气血，将之看作是个周流循环的系统。而夜卧覆首，恰有悖于这个准则。休息睡眠是维持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环节，但如果不注意睡卧姿势，亦有害健康。因为蒙头而卧，被中空气污浊引起呼吸不畅，此不仅易生梦魇，且会罹心肺方面的疾病。此三叟所答，从不同方面指出了养生之道，实际上概括了保持人体长寿的基本方面。食与色为人之大欲，天经地义，但如果不加以节制，则易为健康之累，另外，休息睡眠亦是保养身体的一个重要方面，此中亦须遵循古代医训，保持气息畅通周流，养成好的姿势习惯。三叟的长寿经验谈，可以归结为节欲有度顺气导和两个方面，而重点在于节欲。这确是养生之要诀，度世之金针。正因为如此，作者在诗的结尾赞叹地说：“要哉三叟言，所以得长久。”

当然，这三位寿星的养生秘诀，在医学发达的今天看来，已不算是什么大的发明，但在当时，这三位老人的生活经验谈，却是代表着一种新的平民庶族的人生态度。

我们知道，在汉魏晋时期，对人生短促的悲哀，是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以上均选自《古诗十九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纷纷以各种不同方式表现对命运的抗争。有的是纵情享乐，以增加生活的密度来弥补人生之短促。有的服食药散，以图延年益寿。有的追求栖逸，从精神上超脱生死。然而这些都需要金钱物质作为基础，因而是富人贵族专利特权，与广大平民庶族无涉。

而这首诗中所写的三位在田间耕作的老寿星，无疑是靠双手养活自己的劳动人民。他们通过自己的现身说法，实际上批判了当时流行的纵欲、服药、隐逸等贵族门阀的人生态度，告诉人们：健康长寿不靠神道仙方，更不能纵情肆志自我麻醉，只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勤劳节制，百岁高寿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这无疑反映出当时平民百姓朴实而光明的人生态度。这对于弥漫于魏晋时代的颓废士风，有一定的针砭意义。

这是一首寓言体的通俗诗，全篇启示人们节欲顺气，勤劳长寿的养生之道。可谓要言不烦。且形式活泼，用问答体；语言通俗，平白如话，与其平民化的人生主题正成表里，相得益彰。另外，从文学形式的传承看，这首《百一诗》，实开唐代王梵志、寒山等世训格言诗的先河，说明为广大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劝世警俗的通俗诗也是源远流长的。

（祝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