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

【作者小传】

（224—263）字叔夜，三国魏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人。康早孤家贫，博学有奇才，志向超远。与魏宗室通婚，拜中散大夫。好老庄。因公然非毁礼法，拒绝与司马氏集团合作，被司马昭及钟会诬陷杀害。事迹具《晋书》卷四九本传，又附见《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后。康为正始文学代表人物之一，有集十五卷，已佚，明人辑有《嵇中散集》，今又有《嵇康集校注》。

幽愤诗

嵇康

嗟余薄祜，① 少遭不造。② 哀茕靡识，越在襁褓。母兄鞠育，③ 有慈无威。恃爱肆姐，④ 不训不师。爰及冠带，冯宠自放。⑤ 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曰余不敏，好善闇入。子玉之败，屡增惟尘。大人含弘，藏垢怀耻。民之多僻，⑥ 政不由己。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创痏。⑦ 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惠，⑧ 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仰慕严郑，乐道闲居。与世无营，神气晏如。咨余不淑，婴累多虞。匪降自天，实由顽疏。理弊患结，卒致囹圄。对答鄙讯，絷此幽阻。实耻讼免，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岂云能补。嗈嗈鸣雁，奋翼北游。顺时而动，得意忘忧。嗟我愤叹，曾莫能俦。⑨ 事与愿违，遘兹淹留。穷达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万石周慎，⑩ 安亲保荣。世务纷纭，祇搅余情。⑫ 安乐必诫，乃终利贞。煌煌灵芝，一年三秀。余独何为，有志不就。惩难思复，心焉内疚。庶勖将来，⑫ 无馨无臭。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

〔注〕 ①祜：福。②不造：不成。言家道未成。⑨鞠育：养育。④姐（jù）：娇，骄纵。⑤冯：同憑。⑥僻：邪。⑦创痏：创伤。⑧柳惠：即柳下惠，春秋时人。⑨俦：比。⑩万石：指汉代石奋 ⑪祇：适。⑫勖（xù）：勉励。

《幽愤诗》是魏末代表作家嵇康的重要作品，是研究嵇康个性与思想的至为重要的文献。读这首诗，首先应该了解它的写作背景。干宝《晋书》载：“康有潜遁之志，不能被褐怀宝，矜才而上人。（吕）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妇人醉而幸之，丑恶发露，巽病之，告安谤己。巽于钟会有宠，太祖遂徙安边郡。遗书与康：‘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云云。太祖恶之，追收下狱，康理之，俱死。”孙盛《晋阳秋》说：“初康与东平吕安亲善，安嫡兄逊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逊遣妻，以咨于康。康喻而抑之。逊内不自安，阴告安挝母，表求徙边。安当徙，诉自理，辞引康。”从以上记载可知，嵇康好友吕安被其兄吕巽诬陷入狱，于是引康证明吕巽之丑恶及己无不孝之罪。正直的嵇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遂牵连入狱。钟会乘机谮之，一代奇士嵇康竟至被杀。这首诗即为嵇康因吕安事被收狱中所作。然而，这首诗的产生有着更为深刻的时代原因，并且与诗人的独特个性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魏晋之际政治黑暗、危机四伏，正直的知识分子朝不保夕，随时有生命之虞。嵇康是竹林七贤中思想最为激烈的斗士，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薄汤武周公，毫不留情地攻击司马氏提倡的虚伪名教。此外，他的性格极为矛盾：一方面“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以庄子为师，追求遗世放达。另一方面却又刚肠疾恶、轻肆直言，为当时社会所不容。嵇康被牵连入狱以致被杀，就是他的激烈思想和刚直个性导致的结果。以下我们结合这首诗的分析，将随时揭示以上所说的这些原因。

《幽愤诗》大致可以分为四段。

第一段：“嗟余薄祜”至“养素全真”。作者自述青年时代就已形成的桀骜性格和放逸隐居的志向。“嗟余”四句感叹自己从小丧父。“母兄”四句说自己由母亲和哥哥抚养，蒙受他们的慈爱、恃爱肆娇，得不到师长的训导。从中可见，嵇康因从小丧父，为母兄溺爱，没有受过严格的儒学熏陶。这对于形成他日后喜爱庄老的思想和任情肆志的性格不无关系。接下“爰及”八句就讲到自己的爱好和志向。这八句诗，既是嵇康思想和性格的写照，也集中概括了魏晋名士追求的普遍品格。这一段为全诗奠定了反省生平行事的基调。

嵇康

第二段：“曰余不敏”至“岂云能补”。这一段主要是自责在吕安事上的粗疏。“曰余”二句即指自己因“不敏”而与“闇人”相善。“不敏”指自己闇于人情机宜的弱点。这一点嵇康在《与山涛书》中就已认识到，所谓“不识人情，闇于机宜”。而在吕安事上，他又一次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导致冤陷囹圄。关于“好善闇人”一句，历来注家说法不一。或指吕安、或指钟会，或指吕巽，还有的认为别有所指。我认为闇人指吕巽。根据嵇康《与吕长悌绝交书》，嵇康与吕巽的交好比与吕安的交结要早。对这么一个闇人，自己却受其蒙骗，相信了他不再与吕安吵下去的虚假承诺。岂知后来吕巽倒打一耙，反而诬告吕安，以至自己被牵连入狱。这种尴尬结局，使作者怅然失图，沉痛自责。“子玉”二句，用《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子文荐子玉，终于造成楚国日后失败的史实，比喻自己因为相信吕巽，反而遭到灾祸。词意只承前二句。“大人”二句，分别用《周易》和《左传》的典故，原意是说，大人物胸怀宏大，能藏纳垢耻。这里反用其意，是说自己生性容不得邪恶。所以后面说，“惟此褊心，显明臧否”。这二句诗是作者对自己性格的深刻剖析。他不能像“大人物”那样“胸怀宏大”，藏纳垢耻，而要显明事物的是非善恶。嵇康是以庄周为师的，而庄周主张“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认为客观世界不存在什么是非之分。据说阮籍至慎，“口不臧否人物”，真正实践了庄子的理论。嵇康却不然，他在理智上清醒认识到善恶、是非等是人生的外累，养生的隐患，但实际言行却往往暴露鲜明的是非好恶之形。这就是他自责“褊心”的原因。其实，所谓“褊心”，恰恰是嵇康正直和“任侠”性格的表现。“感悟”二句承上，意思是说自己意识到立身行止的粗疏，因而痛心如创伤。“欲寡”八句自责耿介个性所造成的种种失误。作者的“宿心”是“欲寡其过”、“性不伤物”，遵循老庄的教诲，“志在守朴，养素全真”，但“不敏”和“显明臧否”的“褊心”，却常常招来谤议和怨憎。从前曾自愧缺乏柳下惠那样坚持直道的精神，现在却悔恨为什么不听隐士孙登的告诫。据《魏氏春秋》：“初，康采药于中北山，见隐者孙登。康欲与之言，登默然不对。逾年将去，康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也。’”嵇康才多识寡的毛病，果然为孙登言中！在吕安事上，他又一次落入世网。“内负宿心，外恧良朋”二句，写出了作者何等沉痛的心情！“仰慕”四句写作者对西汉隐者严君平和郑子真的向往。《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记郑子真、严君平乐道闲居，与世无争，虽处贫穷却神气安然。当此身陷囹圄之际，嵇康自然愈加向往那些安贫乐道、终其天年的高士。“咨余”四句是作者再次自责不淑和顽疏，与前面“曰余不敏、好善闇人”二句相呼应。作者把这次得祸之由归结为自己性格中的弱点。以下“理弊”八句写作者在狱中的遭遇及心情。其中关于“对答鄙讯”的内中情事，很不容易揣度。根据《晋书·嵇康传》中钟会诋毁嵇康以及《文士传》中钟会庭论嵇康的记载，我认为当日狱吏罗致嵇康的罪状大致不出于以下三点：一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二是欲助毋丘俭造反；三是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总之，嵇康拒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和激烈的思想言论，成为他“絷此幽阻”及不久被害的根本原因。这位刚直之士知道自辨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所以“实耻讼免”，不屑与狱吏争辩是非曲直，而把身受的谤冤归结为不遇明时。然而，虽然自己“义直”，身陷囹圄却终究会叫人“神辱志沮”。末后“澡身”二句，表达了作者悔之莫及的大痛。

第三段：“嗈嗈鸣雁”至“心焉内疚”。这一段集中抒写作者对于自身悲剧的愤叹。“嗈嗈”四句描写振翼高飞、顺时而动的鸣雁。在嵇康诗歌中经常出现飞鸟形象。如“焦鹏振六翮，罗者安所羁”（《述志诗》二首）；“双鸾匿景曜，戢翼太山崖。”（《五言赠秀才诗》）；“鸾凤避罻罗，远托昆仑墟。”（《答二郭诗》三首）飞鸟翱翔在广阔的天空，顺时而动，得意忘忧，它们是自由的象征，是诗人的向往与追求。自由自在的飞鸟，正与身处困境的作者形成鲜明的对照，这自然使作者异常愤叹。“穷达有命，亦又何求。”作者又一次把自己的不幸归之为命运的摆布。以下“古人有言”十句，引用先哲的教诲和汉代石奋及其四子周慎谨密的典故，自责生性顽疏。“煌煌”四句，慨叹自己的有志不就。这一段从奋翼北游的鸣雁，安亲保荣的石奋，一年三秀的灵芝等形象，联系到自己有志不就的一生悲剧，反复抒发愤叹之情，感情十分沉痛。

第四段：“庶勖将来”至最末“颐性养寿”。作者再次申明他的“志在守朴，养素全真”的本志。这几句表现的仍是拒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倔强态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幽愤诗》的写作虽以吕安冤狱为直接导因，但更深刻的原因是作者处于被囚的特定环境中，抒写生平忧郁和对时世的愤慨。从这首诗里，嵇康再次鲜明地表现出他的清醒理智与耿介个性之间的深刻矛盾，显示他反对司马氏集团的政治态度。由于《幽愤诗》确实呈现出强烈的自责、自伤的感情色彩，因此有人评价此诗是士族文人嵇康软弱性的表现。其实，这种观点由于没有深刻把握嵇康的思想和矛盾性格，因而并不符合真实的嵇康。

《幽愤诗》的写作特点之一是以内心独白方式反复抒情。作者陷于囹圄之中，无人可与晤谈，而满腔的忧郁和幽愤，又迫切需要排遣，这样就自然而然形成反复抒情的特点。诗中的自责和愤叹，初看似乎很零乱，其实还是有脉络可寻。作者先回顾青少年时期旷达个性的形成，紧接便自责吕安事上的不敏，再检讨一生素志和立身行事之间的诸多矛盾，愤叹自己的有志不就，最后申明隐逸避世的宿愿。整首诗情辞悲慨，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诗人的幽愤。

《幽愤诗》的写作特点之二是引用典故较多。如“子玉之败”用《左传》；“民之多僻”、“惟此褊心”、“匪降自天”、“嗈嗈鸣雁”等借用《诗经》成句；“仰慕严郑”、“万石周慎”等用《汉书》；“善莫近名”出于《庄子》……这些典故用在诗里大多显得较为贴切。

钟嵘《诗品》评嵇康诗曰：“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意思是说嵇诗过分峻拔直露，表现出横议是非的特色，缺少含蓄高远之致。刘熙载《艺概》说：“叔夜之诗峻烈，嗣宗之诗旷逸”，比较了嵇、阮两家诗的不同风格，并以“峻烈”二字概括嵇诗风格。上面说过，嵇康思想激烈、个性耿介。这种独特的人格形诸诗文，便呈现为钟嵘指出的“峻切”的艺术风格。《幽愤诗》不像阮籍诗那样常用众多比兴，隐蔽曲折地抒发感情，而是旨意显豁、一览无遗。这正如陆时雍《诗镜》所说：“嵇诗一举殆尽。”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说得更明析：“叔夜衷怀既然，文章亦尔，径遂直陈，有言必尽，无复含吐之致。故知诗诚关乎性情，婞直之人，必不能为婉转之调审矣。”又说：“嵇中散诗如独流之泉，临高赴下，其势一往必达，不作曲折潆回，然固澂澈可鉴。”《幽愤诗》即是嵇诗“有言必尽”、“一往必达”风格的代表作。

（龚斌）

赠兄秀才从军十八首（其九、其十四）

嵇康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秀才”是汉魏时荐举科目之一，地位比较高，人数也不多，与明清时将州县学府中生员称为秀才，情况不同。嵇康之兄嵇喜曾举秀才。他去从军，嵇康写了一组（十八首）诗赠他，便以“秀才”为代称。此处所选二首，是其中最著名的。

嵇喜的为人，据史书所载，颇有些俗气。所以他去看阮籍，遭到一顿白眼。后来嵇康挟琴携酒而往，阮籍才高兴，以“青眼”相待。但在嵇康的赠诗中，却写得嵇喜十分脱俗潇洒，有人因此对嵇康加以讥刺。这是呆板的读诗方法。诗是写给嵇喜的，当然有称颂他的意思，但诗终究又是一种艺术创造，这二首诗中的人物形象，其实是理想化了的，更多地带有作者自身的痕迹，表现着作者对某种人生境界的向往。就是说，这诗有双重意义，而后一种意义更为重要。

要理解这二首诗，需要对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尤其是所谓“魏晋风度”有所了解。魏晋的士族文人，普遍信奉老庄哲学，他们认为，现实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是短暂的、变幻不定的，人若陷落在这些现象（如功名荣利、道德礼义等等）中，便失去真性，变得卑琐可笑。只有追求宇宙的大道，才能达到崇高的人生境界。从这一哲学基点出发，他们重视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反对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他们评价人物，注重于内在的智慧、高尚的气质，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脱俗的言谈举止，乃至漂亮的外貌。总之，魏晋风度，是自由精神、人格美、漂亮的仪态的结合。嵇康本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是当代人推崇和效仿的对象。他的诗歌中的理想化人物，当然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所以，这二首诗，实际是魏晋风度的写照，仅作为普通应酬之作来看，是太可惜了。

前一首（其九）从表层上说，是想象嵇喜从军以后戎马骑射的生活。但借此，写出了一种纵横驰骋、自由无羁的人生境界。诗中描绘的场面和人物，具有象征意味。

通常嵇康的诗不太讲究技巧，这首同样结构平稳，无甚特异处。前四句是静态的描写，从几个侧面勾出主人公的特征：他骑一匹训练有素的骏马，穿一身鲜丽生晖的衣服，左手持弓（“繁弱”，古之良弓），右手搭箭（“忘归”，古之良箭）。四句构成一个画面。虽不是直接写人，乘骑、服饰、器物，已经衬托出人物身份的高贵和气度的不凡。

马在这首诗中具有重要意义，是完成人物形象塑造的凭借。作者写这马“良”而“闲”（本义是熟练），表明这匹骏马并不是难以羁勒、可能失去控制的烈马，这样写是有意暗示主人的一切意志都能得到充分的实现。

后四句转入动态的描写：主人公纵马奔驰，如迅风，如闪电，紧随掠过的影子追逐天上的飞鸟（“景”同“影”，“飞”指飞鸟），奋行在广大的平原上。这里使用一连串表示动作迅急的词汇、一连串的比喻、形容，强烈地特出主人公纵马如飞的形象，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知道，诗是作用于读者的感性活动的。人们读着这样的诗，脑海里浮现出诗所描绘的场面，不自觉地似乎同诗中人物一齐凌厉奔驰，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快感——超越限制、获得充分自由的快感。其实，现代人驾驶摩托、赛车，常常也是追求这样的快感。所以在西方影片中，经常出现汽车狂驰的场面。但是，如风如电的奔驰，因为唯恐失控，很容易带来紧张感，这样人就是被动的，仍旧是不自由的了。所以作者又加上稳定感。首句“良马既闲”的“闲”字，已经埋下伏笔，末句“顾盼生姿”，加以展开：主人公一路急驰，却是轻松闲逸，左顾右盼，风姿佳美。人生至此，真是如意舒展、毫无压迫，毫无滞塞，这不是很美的境界吗？

迅急所产生的快感和闲逸所产生的稳定感，本来是对立的东西，嵇康却借着马把两者统一起来了。只有高明的骑士坐在骏马上，才可能是既迅急而又闲逸的。这一形象最能表现人的充分自由和充分主动。延伸开来说，魏晋名士都喜欢临大事而从容不惊的态度。谢安身为宰相，当国家命运系于一举的淝水大战正在激烈进行之际，却在家里跟客人下围棋。不是他不关心国事（谢安是这场战事的决策人），而是一旦紧张失态，就不够潇洒，不够风度了！这跟嵇康所写的骑射场面，从人生境界上说，是相通的。所以我说这诗不仅是写嵇喜。何况，嵇喜是个文士，能不能骑快马还是个问题。

后一首（其十四）的表层意义，是想象嵇喜在行军休息时领略山水之趣的情景，同时借此写出自己所向往的游乐于天地自然之道而忘怀人世的境界。开头两句，说军队（徒，原指步卒）在长着兰草的野地上休息，把马放到开着野花（华，通“花”）的山坡上进食。兰圃、华山，都是为了衬托人物的漂亮，同“丽服有晖”的意义差不多。魏晋士人是爱漂亮的。而后写主人公的各种活动：他时而在空旷的草泽上射鸟（皋，草泽；磻，在箭尾系小绳和击石以射鸟），时而在长河边垂钓，时而又弹起五弦琴，而目光却追随着大雁流向天边。“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二句最为后人称道。它通过两个同时进行的不同动作，巧妙地描绘出虚静澄明、物我两忘的精神状态，这本来是很难表现的。诗中人弹琴，却并不专注于琴，只是随意拨弄（所以叫“挥”），让音乐自然地流出；他注目于归鸿，却又不是关切这鸿鸟，从它们身上联想到什么，只是随意地放眼远望。两个动作是彼此否定的，因而显得意无所属；又是相互关联的，都是心境恬淡自然的表现。魏晋人常用的“神情萧散”这个评语，在这里最为切合。

无论弋射、垂钓、弹琴、望鸿，目的都不在其本身，而在领略山水中的妙趣，从中体悟天地之道。老庄的“道”又叫“太玄”，确是个玄虚的玩艺。一定要说，只好勉强地说：那是呈现于万物兴衰流转之中的永恒的宇宙生命，它是我们能够体味而不能表述的。诗接下来就这一点加以申发、议论：一抬头一低首，随意四望，都有所领会，心思游乐于“太玄”。但这种领悟既难以、也无须用语言表达。《庄子》中不是说吗，筌是用来捕鱼的，得了鱼也就忘了筌；言是用来表意的，得了意也就忘了言。结末二句还是用《庄子》的典故：有个叫匠石的人，能挥斧如风，把别人鼻尖上一点点白粉削得干干净净，但只有郢地的一个人敢于让他削，郢人死，匠石之技便再无演试的机会。二句的意思是：主人公（作为赠诗来看，是指嵇喜）对道的领悟已经到了神妙境地，即使想说些什么，也没有够格的对手。看起来，这好像是表述无人对谈的遗憾，其实这二句同上二句一样，都是表现一种独得于心而超然世外的化境。游乐于大道的人，是自由的，也是彻底寂寞的。唯其如此，他们才潇洒脱俗，风度不凡。

嵇康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哲学家，写诗则非其所长，往往议论太多，陷于枯涩。但这二首却没有上述的毛病（至少不严重），诗中的形象称得上鲜明生动。前一首中的人物凌厉奔飞而闲逸自由，后一首中的人物恬然自得而情思旷远，具有诗歌特有的感染力。所谓“魏晋风度”，颇有些微妙，不易讲清楚，在这二首诗里，至少是写出了一些特征，值得仔细一读。

（骆玉明）

酒会诗

嵇康

乐哉苑中游，周览无穷已。百卉吐芳华，崇台邈高跱。林木纷交错，玄池戏鲂鲤。轻丸毙翔禽，纤纶出鳣鲔。坐中发美赞，异气同音轨。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

竹林七贤生当魏晋易代之际，世途艰险，故常以隐逸放达之举逃避不测之祸。他们或赋诗弹琴，或垂纶长川，在大自然的芳华与清流中，获得心理上的平静和愉悦。嵇康《酒会诗》即反映诗人和竹林诸贤游览隐逸的生活。

这首诗前半部分描写纵情山水的乐趣。诗篇以“乐哉”二字领起，一开始就直露出诗人置身于大自然中的莫大欢乐。远离了世俗的喧嚣，面对美妙的自然景色，目移神驰。诗人陶醉了！“百卉”四句描写诗人所见美景：各种花卉芳香馥郁，远方高台峙立，林木枝叶交横，深池中鲂鲤嬉戏。以上四句写游览之乐。接下“轻丸”四句写弋钓之乐。“轻丸”二字喻弹丸出手的迅疾。纤纶指钓鱼用的丝绳，鳣鲔泛指鱼类。“毙”和“出”二个动词，写出了弋钓者出手不凡，技艺高超。于是，弋钓者博得了众人的同声赞美。美赞，即赞美弋钓之善。“异气”，指众人。人所禀之气不同，故曰“异气”。“同音轨”即同声之意。刘桢《射鸢诗》描写射术之精曰：“庶士同声赞，君射一何妍。”嵇康诗中这二句与刘桢诗句意思相同。“临川”以下四句写琴酒之乐。在清流绿水之间，他们饮酒歌唱，弹琴作乐，清雅的琴声随风荡漾。竹林七贤都喜酒，其中阮籍、刘伶、阮咸更嗜酒如命。对音乐，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阮咸，不仅理论造诣甚高，而且是高超的演奏家。嵇康所弹琴曲《广陵散》，可谓独步当时。“临川”四句，真实地写出了竹林七贤放浪山水、流连琴酒的生活情景。此诗的前半部分，以“乐”字为基本的感情色彩。

“斯会岂不乐”以下六句，诗意有明显转折。内容上由前面的记叙、写景转为抒情，感情色彩由兴高采烈转为幽远深沉。当此游览、酣饮之际，东野子却无法预此欢会，这足以令人憾恨。东野子指阮侃。侃字德如，仕至河内太守，乃嵇康好友。阮侃有次与嵇康别离，嵇作《与阮德如二首》，说“郢人忽已逝，匠石寝不言。”用《庄子·徐无鬼》中匠石运斤的典故，把阮德如看作难遇的知己。阮作《答嵇康诗》二首，中有“东野多所患，暂往不久停”二句。于此可知，阮曾往东野。至于他暂往东野的原因，则无法考知。或许是去作官，或许因事须在那边作短期停留。总之，那是个潜伏危机，阮侃不愿长住的地方。“斯会”二句表现的情绪从前面的欢乐转为哀伤。酒中，指饮酒时至中半。幽人即高士，指阮侃。诗人既与阮为神交，所以饮酒之时，思友之情便自然袭上心头。“守故”同守常，意谓坚持隐逸之志。这二句补充前二句，说明了诗人为什么“恨无东野子”的内中原因。原来，东野子是幽人高士，与诗人一样以栖隐为高。两人“谈慰臭如兰，畴昔恨不早”，而现在别易会难，契若金兰的好友天各一方，这当然使诗人遗憾异常了。诗的最后二句是说借琴声寄托思念知己之心。“知己”二字，点明了憾恨东野子不在和对他思念之深的全部原因。此诗后半部分，实际上是通过抒写思友之情，表现诗人隐遁避世的高远情趣。这点，也可以说是全诗的意旨所在。从感情色彩来说，以“憾恨”为基调，和前半部分形成鲜明对比，全诗因而显得层次分明。

从写景而言，此诗和建安时期的游览公宴之作相近。但由于时代不同，本篇的精神风貌已与建安游宴诗大异其趣。诗人虽描写大自然的清丽景物，表现置身于山水之中的乐趣，但更深层的却是抒写诗人的玄虚之趣。先是诗人因自然山水之美的激发，欢愉之情腾涌；尔后，却流露出一阵无可名状的哀伤，从而给整首诗蒙上一层暗淡的思辨色彩。这就是嵇康某些诗歌的一大特色。它清楚地反映出由于魏末的时代环境而引起的诗风转变。

日人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说：“嵇兴高邈，阮旨闲旷。”指出了嵇康和阮籍诗歌特色的不同。由于嵇康崇尚道家的以自然为宗，志气高远，形之于诗，境界清虚脱俗，情趣高邈超拔。这种风格特征，在《酒会诗》一类抒写高蹈遗世、栖隐山林之趣的诗歌中表现尤为明显。

（龚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