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

【作者小传】

（210—263）字嗣宗，三国魏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子，竹林七贤之一。初为吏，又为尚书郎，均因病免官。司马懿引为从事中郎，懿卒，又任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从事中郎，封关内侯、官终步兵校尉。籍本具济世之志，因不愿与司马氏集团合污，又恐遭遇谤祸，故崇奉老庄之学，口不言人过，明哲保身，得终天年。事迹具《晋书》卷四九本传，又附见《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后。籍为正始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其《咏怀》之作，旨意渊放、风格浑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有集十三卷，已佚，明人辑有《阮步兵集》，今又有《阮籍集》。

咏怀八十二首（其一）

阮籍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阮籍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这是第一首。阮籍《咏怀》诗（包括四言《咏怀》诗十三首），是他一生诗歌创作的总汇。《晋书·阮籍传》说：“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这是指他的五言《咏怀》诗，可见他的五言《咏怀》诗并无散失。这八十二首诗是诗人随感随写，最后加以辑录的，皆有感而作，而非一时之作。虽然如此，第一首仍有序诗的作用，所以清人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昭昧詹言》卷三）这是有道理的。

阮籍生活在魏、晋之际，他有雄心壮志。《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由于当时政治黑暗，壮志难酬，所以陶醉酒中。其实酒并不能浇愁，他的忧愁和苦闷，终于发而为《咏怀》诗。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这两句出自王粲《七哀三首》（其二）：“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王粲夜不能寐，起而弹琴，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忧思。阮籍也是夜不能寐，起而弹琴，也是为了抒发忧思，而他的忧思比王粲深刻得多。王粲的忧思不过是怀乡引起的，阮籍的忧思却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产生的。南朝宋颜延之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文选》李善注引）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这是说，阮籍生活在魏晋之际这样一个黑暗时代，忧谗畏祸，所以发出这种“忧生之嗟”。清人何焯认为：“籍之忧思所谓有甚于生者，注家何足以知之。”（《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何氏以为阮籍的“忧思”比“忧生之嗟”更为深刻，注家并不了解这一点。究竟是何种“忧思”？我们当然更是无法弄清，不过，《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由此或可得其仿佛。史载诗人“善弹琴”，他正是以琴声来排泄心中的苦闷。这里以“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着意写诗人的苦闷和忧思。

诗人没有直接点明诗中所抒发的“忧思”，却写道：“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写清澈如水的月光照在薄薄的帐幔上，写带有几分凉意的清风吹拂在诗人的衣襟上，造成一种凄清的气氛。这似乎是在写自然景色。但是，景中有人。因为在月光下徘徊的是诗人，清风吹拂的是诗人的衣襟。所以，可以说写景正是为了写人。这样写，比直接写人，更富有艺术效果，使人感到含蓄不尽，意味无穷。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显然是继续写景。是写孤鸿在野外哀号，而盘旋的飞鸟在北林上悲鸣。如果说，上两句是写诗人的所见，这两句就是写诗人的所闻。所见者清风、明月，所闻者鸿号、鸟鸣，皆以动写静，写出寂静凄清的环境，以映衬诗人孤独苦闷的心情。景中有情，情景交融。但是，《文选六臣注》中，吕延济说：“夜中，喻昏乱。”吕向说：“孤鸿，喻贤臣孤独在外。翔鸟，鸷鸟，以比权臣在近，谓晋文王。”好像诗中景物皆有所指，如此刻意深求，不免有些牵强附会。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在月光下，清风徐来，诗人在徘徊，孤鸿、翔鸟也在空中徘徊，月光朦胧，夜色苍茫，他（它）们见到什么？一片茫茫的黑夜。所以“忧思独伤心”。这表现了诗人的孤独、失望、愁闷和痛苦的心情，也为五言《咏怀八十二首》定下了基调。

阮籍五言《咏怀八十二首》，是千古杰作，对中国古代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刘勰说：“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上）李善说：“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卷二十三）都说明阮籍诗隐晦难解。阮诗隐晦难解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多用比兴手法。而这是特定的时代和险恶的政治环境及诗人独特的遭遇造成的。

（穆克宏）

咏怀八十二首（其二）

阮籍

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环珮，婉娈有芬芳。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

这首诗的前四句是叙述刘向《列仙传》中的一个神话故事：“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水边），逢郑交甫。”交甫见而悦之，下请其珮，二女解珮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揣之，“趋去数十步，视珮，空怀无珮；顾二女，忽然不见。”这里借用此故事来发端起兴：叙江妃二女游于江汉之滨，自由逍遥地顺风飘舞，郑交甫遇到了她们便一见钟情，请她们解环珮相赠以为信物，二女答应了他的请求。交甫把环珮藏在怀里。那两位神女都年轻美貌（婉娈），浑身飘散着香气。

以下八句则与《列仙传》记载不合，乃是诗人借题发挥的想象，写双方别后的缠绵相思，赞扬他们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猗靡”，婉曲缠绵之意。“倾城”和“迷下蔡”，皆形容女子的绝世美貌。《汉书·外戚传》载李延年歌曰：“绝代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臣东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地名）。”这四句写郑交甫别后对二妃情致缠绵，衷心相爱，永世不忘；二妃那倾城倾国的美好容貌，已深深地印在交甫心中。“感激”四句则写二妃对交甫因相思而产生的离愁别恨。“萱草”即谖草，据说见之可以忘记忧伤，故又名忘忧草。“兰房”，犹言香闺，即妇女居室。“膏沐”，古代妇女用的发油。这四句是从《诗·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北堂阶下）”，“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几句蜕化而来，描写的是二妃因感动于交甫的衷心爱慕而产生思念忧伤，不能自已，欲得萱草栽种到兰房，随时凭窗望见，借以忘忧。“女为悦己者容”，可现在对郑交甫徒有相思而不得见，因而头发散乱也懒施脂粉，倦于梳理；心中切盼交甫到来，可他偏偏不再来临，就像亟盼下雨而天空却偏偏出现太阳一样，使人怨恨不尽。

诗人在这个神话爱情故事的踵事增华的描述中，自然寄寓了无限深长的感慨，所以结尾二句突转发问：怎么当初像金石一般坚固的情谊，会在旦夕之间，便离异断绝而令人悲伤呢？

阮籍发言玄远，文多隐避。这首诗的主旨亦复如此，以至千古之下，众说纷纭，或言是讽刺爱情不专（如沈约），或言是比喻君臣遭际（如何焯）。而元人刘履解说最详：“初，司马昭以魏氏托任之重，亦自谓能尽忠于国；至是专权僭窃，欲行篡逆，故嗣宗婉其词以讽之。言交甫能念二妃解珮于一遇之顷，犹且情爱猗靡，久而不忘。佳人以容好结欢，犹能感激思望，专心靡他，甚而至于忧且怨。如何股肱大臣视同腹心者，一旦更变而有乖背之伤也。君臣朋友皆以义合，故借金石之交为喻。”（《选诗补注》）此说认为“金石交”是比喻曹魏皇帝和世为曹魏重臣的司马氏，大致是正确的。所以，这首诗应该说是讽刺司马氏之作。

全诗通篇皆用比兴寄托和反衬对比手法，诗意曲折隐微。本为讽刺现实君臣关系，却借用遥远神话爱情故事，而又加以想象渲染，这已够“玄远”了；而结尾二句本是读者寻绎其寄托的关键，但诗人又只通过用典发问微露端倪，并不明言；且诗中多用典故，使意旨愈益隐微迷离。此即所谓“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诗品》）。以男女情爱喻君臣离合，屈原《离骚》、曹植《七哀》等诗早已有之，但那是正比，而本诗却是反喻。前十二句全是为反衬结尾二句的，以形成强烈的反差。至于其所以如此隐微曲折，自然是由于时代和处境使然。

（熊笃）

咏怀八十二首（其三）

阮籍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在阮籍那个时代里，有相当一部分士大夫对在思想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由怀疑而不满，阮籍也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儒家所提倡的“礼法”是“束缚下民”的可怕又可恶的东西，他们所鼓吹的那些神圣的原则不过是“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见其所著《达庄论》）。因此，他不愿为这些原则奉献自己，但又不知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究竟何在。这使他的诗歌经常显示出一种焦灼的情绪和悲观的色彩。本诗也是如此。

古代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成语，意思是：桃李虽然不会说话，无法为自己宣扬，但总有许多人前去观赏它们的花朵，采摘甘美的果实，其树下自然而然地会被人们踏出一条路（“蹊”）来。此诗的前四句说：在东园的桃李这样的嘉树下，曾经聚集过很多的人，热闹非凡；但当秋风吹得豆叶（“藿”）在空中飘荡时，桃李就开始凋零，最终便只能剩下光秃的树枝了。

由此，诗人领悟到了一个真理：有盛必有衰，有繁华必有憔悴；今日的高堂大厦，不久就会倒塌，而成为长满荆棘、枸杞等植物的荒凉之地——这就是第五、六句的诗意。

既然如此，眼前的功名富贵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没有当前的显赫，也就不会有未来的没落的痛苦吧！所以诗人在其后的四句中又说：我不如赶快离开这个名利场，骑马到西山去隐居；这样做虽然要抛妻撇子，但在这个世界上我连自身都保不住，又何必对妻子恋恋不舍？

然而，这难道是一条可以使人生获得安慰的道路吗？从名利场逃避到山野，也不过是使自己从园苑中的桃李变为荒郊的野草罢了。桃李开始凋零时，野草虽然仍很茂密，但到了年底，严霜覆盖在野草之上，野草不也就完结（“已”）了么？在此诗的最后两句中，诗人就又轻易地否定了他自己找出来的解脱之路。

所以，从此诗中只能得出如下的结论：人生实在太悲哀了。目下的繁华固然预示着他日的灭亡，但舍弃了繁华又何尝能逃脱灭亡的命运。那么，解脱之路到底何在？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就这样，诗人从桃李初盛终衰这一日常现象开始，一步紧一步地揭示出了人生的脆弱和空虚；他考虑到了可能的退路，然后把它堵死，于是使读者真切地感到了绝望的恐怖。在这样的揭示过程中，读者可以体会到诗人自己的情绪也越来越焦灼和悲观。

其实，个人的生命本是极其有限的，如果只着眼于自己，就永远不能获得生命的寄托，把握人生的意义。换句话说，就个人而言，生命的寄托本在身外。然则阮籍又何以如此苦闷呢？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在他那个时代被认为值得为之献身的神圣的事物（包括在当时被传统的价值观念所肯定的一切神圣的事物），对阮籍来说都已失去了神圣性，他并不以为把自己的生命与它们结合起来就可使生命获得价值；在他看来，个人的生命远比这些东西贵重，但生命又是如此短促，转瞬即逝，所以他不得不陷入了无法摆脱的深重悲哀之中。就这点来说，阮籍诗歌中的悲观其实包含着对封建意识扼杀个人的某种朦胧的不满。

当然，阮籍的那个时代是个恐怖的时代，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不少士大夫遭到残酷的杀害。阮籍自己的处境也并不好。他对这样的政治现实是憎恶的。所以，他的诗歌不能不含有对政治现实的反拨。以本诗来说，“去上西山趾”的西山，乃是殷末周初的伯夷、叔齐隐居之所，他们因反对周武王伐纣，就在西山采薇而食，以表示自己不与周政权妥协，不吃周朝的粮食。阮籍说要到西山去隐居，可以被解释为不愿与当权派合作而要步伯夷、叔齐的后尘。但根据一般的封建观念，伯夷、叔齐所做的乃是使自己万世流芳的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也正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所在。但阮籍却仍然不能从这种行为里得到任何安慰，却发出了“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的深沉感喟。所以，他的诗歌绝不只限于对政治现实的反拨，更体现出对于人生价值的新的求索；这后一个内容乃是在那以前的我国诗歌中所从未出现过的新东西。在研究他的诗歌时，如果只看到前者而看不到后者，那就未免成为买椟还珠了。

（章培恒）

咏怀八十二首（其六）

阮籍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这是一首咏史诗，向来索解纷纭，其中沈约的解释最具代表性，后来者亦多不脱其窠臼。沈约说：“当东陵侯侯服之时，多财爵贵；及种瓜青门，匹夫耳！实由善于其事，故以味美见称，连畛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赡己，乃亦坐致嘉宾。夫得固易失，荣难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财兴累。布衣可以终身，岂宠禄之足赖哉！”照沈约的说法，这首诗是咏东陵侯召平一人之事。但召平种瓜，意在归隐，何至于要“坐致嘉宾”？究其实，本诗当是咏召平和萧何二人之事。《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汉高祖十一年（前196），陈豨、韩信反，吕后用萧何计杀韩信。高祖“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诗以“昔闻”二字领起直贯以下八句。“昔闻”者正是咏史句法，闻事于史书，故谓“昔闻”。前四句咏召平事，点明召平所种之瓜名及种瓜之地点，复形容其瓜田之大，种瓜数量之多。“五色”以下四句咏萧何事。但“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仍就“东陵瓜”言之，谓召平所种“东陵五色之瓜，登于相国之盘，在朝日中晖曜，而相国之座上，嘉宾四面来会”（陈伯君先生校注《阮籍集》语）。这二句虽出于陈先生的想象，但也是合理的。相国之堂“嘉宾四面会”自是常情，而召平与萧何素有交往，故其瓜“登于相国之盘”也自属可能。“膏火”句是“多财”句的比喻，犹言多财的患害犹如膏火的自煎。这里仍是咏萧何。萧何被迫“悉以家私财佐军”，以及后来被刘邦以“多受贾人财物”的罪名“下廷尉，械系之”，虽说是由于刘邦对臣下的猜忌，但也未始不是多财的患害。

“布衣”二句收束全篇，上句言召平隐居种瓜，以布衣平民之身得以安享天年；下句言萧何虽宠禄有加，却犹如膏火自煎，故宠禄岂足赖哉！

咏史诗贵在不就事论事，而要从其中翻出新意，或是论证人生哲理，或是以古讽今，或是抒作者难言之怀抱。本诗则正是以召平、萧何的对比论证人生的大道理——“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其实，这道理本是简单而明确的，但古往今来，又有几人真能明了并实践之？诗人言及于此，不由得感慨系之。《咏怀诗》许多诗篇往往在抒情咏事中以极精炼的诗句抽象出深刻的人生哲理，使诗篇既富有情趣又不乏理趣，这也是阮诗的一个特点。

全诗以八句咏史，以最后二句收束全篇，点出主题。而区区十句之内，有史有论，构思新颖，结构完备。其语言本身明白晓畅，但言近旨远，体现了阮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语）的特点。关于本诗的寄托，古人多有猜测，唯方东树“此言（曹）爽溺富贵将亡，不能如召平之犹能退保布衣”（《昭昧詹言》卷三）之论庶几得之。因为曹爽曾为相国，宠禄正与萧何相埒，故阮籍作诗讽其事，亦未必不可能。

（韩传达）

咏怀八十二首（其九）

阮籍

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襟。寒风振山冈，玄云起重阴。鸣雁飞南征，鶗鴂发哀音。素质游商声，① 凄怆伤我心。

〔注〕 ①“素质游商声”句较为费解。“素质”，沈约释为“凋素之质”，即由于凋零而失去华饰与色泽的形体。我以为这是正确的。“游”为行游之意，故意译为飘动荡；有人以为“游”是“由”的误字，但无确据。

这首诗可说是《咏怀诗》（其三）的发展；也只有跟那首诗联系起来，才能确切理解其意义。

上东门在阮籍当时所居住的洛阳，是洛阳东城的北门。首阳即上一首诗中言及的西山，为伯夷、叔齐采薇而食之处。其地本在今山西省，但河南也有一座首阳山，后人常误认为伯夷、叔齐即隐居于此，并在那里建立了夷、齐庙。阮籍也有这样的误解。所以，诗的开头四句说，当他走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山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在这山中曾有两位“采薇士”，而直接映入眼帘的，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

伯夷、叔齐是被封建社会普遍推崇的高洁之士，“嘉树林”也令人赏心悦目，但阮籍对这一切似乎并不向往。望着首阳山，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良辰”——使人欢愉的时日——究竟在哪里呢？这也就意味着首阳山并不是他的理想所在。如果我们还记得《咏怀诗》（其三），就会感到这其实是很自然的事。首阳山上虽有“嘉树”之林，但“嘉树”的“繁华”不就是“憔悴”的先声么？至于“去上西山趾”追随伯夷、叔齐，也根本摆脱不了“岁暮亦云已”的悲惨命运。那么，首阳山有什么可以使人神往的呢？

他还没能解决“良辰在何许”的问题，肃杀的季节却悄悄地来到了，凝霜落到了他的衣襟上。——《咏怀诗》（其三）已经指出，“凝霜被野草”意味着生命的结束；衣襟沾上凝霜当然也是一个可怕的信号。而更其可怕的是：如同“寒风”两句所表明的，在这样的季节里，狂风把首阳山的山冈也撼动了，天空堆满了乌云，黑暗笼罩一切，首阳山当然也失去了光明。这就进一步证实了首阳山确实不是安身立命之处，在那里并没有诗人所渴望的“良辰”。

不仅如此，这个季节使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充满了恐惧和痛苦：鸿雁一边长鸣，一边向南飞去，鶗鴂由于无处可逃，只能悲哀地啼叫。到处是凋零的、失掉了色泽和生气的形体，使人愁苦的秋声在空际飘动。诗人的心为这种凄惨的景象而深感悲伤。通过这些诗句，读者看到了一幅生命面临尽头的、触目惊心的画图。

在这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诗中所写的这一切象征着什么？有人以为，“寒风”、“玄云”、“重阴”等都隐喻政治上的邪恶势力。但从诗中的“素质游商声”句来看，这明明写的是秋天的景色；“商声”之为秋声，见于《礼记·月令》。而“寒风”等也正是秋天之物。所以，就诗而论，这些都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咏怀诗》（其五十三）说：“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旁？”作为自然规律，美好的东西最终必将消灭，这思想在他是根深蒂固的。在《咏怀诗》（其三）中他还写过“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把肃杀的秋天视为自然界的破坏力量，这在他也是一贯的。如果没有过硬的证据，很难把上述描写与时政挂起钩来。

统观全诗，我们实在不妨把它视为《咏怀诗》（其三）的续篇。在那一首中，诗人着重揭示“繁华有憔悴”的真理以否定“东园桃李”式的生活态度，虽然同时指出了“去上西山趾”的方式并未能使人摆脱“岁暮亦云已”的厄运，但对后一点并未充分展开；这一首却以“北望首阳岑”发端，强调人生无“良辰”可言，山冈也要受寒风震撼，连鸟类都不得不为死亡的恐怖而悲哀，这就进一步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即使上了“西山”——首阳，人的最终命运也是很悲惨的。正是基于对人生的这种理解，所以诗人最后以“凄怆伤我心”作为全篇的结束。

这首诗的基调，当然十分消极；但就人生态度来说，却是很严肃的。只要把它跟《古诗十九首》中的“驱车上东门”一首略加比较，就不难理解。那首诗说：“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贤圣莫能度……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作者显然也体会到了生命短促的悲哀，因而把享乐作为人生的寄托。阮籍诗的头两句，无疑从此诗脱化而出；足见它对阮籍起过相当的影响。但阮籍却否定了它的结论。因为，他如果也愿意把个人的享乐作为人生的寄托，那就不会对人生感到这样尖锐的痛苦。也许可以说：他是因为对于人生还有严肃的追求，希望生命获得它所应有的价值，但又意识到这种追求终归于虚幻，生命的价值永不能获得，那才对人生如此地悲观的吧！

（章培恒）

咏怀八十二首（其十六）

阮籍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

这首诗运用象征手法，极力渲染一种险恶疯狂、怵目惊心的自然景象氛围，含蓄隐微地表达了诗人对时政混乱、士人无节的幽愤和哀伤。清人何焯据诗中“是时鹑火中”二句时间线索，运用历法推算出此诗是嘉平六年（254）针对司马师废魏帝曹芳为齐王而立高贵乡公曹髦一事而发，当属可信。

诗的前十句描写自然景象，象征一场大乱来临的政治气氛。“蓬池”是战国时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东北的沼泽地。“大梁”则是以战国魏都隐指曹魏首都洛阳。诗人在蓬池旁边徘徊不安，频频回首眺望魏都。他看到了碧绿的江河之水忽然扬起洪波巨浪；空旷的郊野衰草连天，茫茫无垠；草地上，野兽疯狂追逐，纵横奔驰；天空中，禽鸟追随同伙，成群飞翔。“鹑火星”，是二十八宿中的柳、星、张三宿，它的位置已移到南方正中，说明时当九十月之交。“日月相望”指十五日，说明这时正是九月十五。深秋肃杀，北风猛烈呼啸，天气凛冽严寒，大地上已开始结霜。诗人渲染这种惊恐、混乱的景象，其实正是政局大变乱的一种象征。“鹑火中”用《左传·僖公五年》晋灭虢国时“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的亡国典故，“日月相望”则具体透露了日期。故何焯以夏历推算，恰与司马师废曹芳的日月相符。可见，诗中写洪波、旷野，象征大乱降临，魏室式微；写鸟兽驰翔，象征群小趋附奉迎，奔竞驰骛；写朔风微霜，象征司马师勒兵逼宫的肆暴冷酷。

“羁旅”以下六句，抒发了诗人对这场变乱的感情态度。诗人寄迹在外，没有志同道合的友朋伴侣，面对此种混乱局面深感孤掌难鸣，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只能独自俯仰忧虑，心怀哀伤。但他却从这次事变中看清了小人君子的不同态度：小人因计较利害得失，只能对奸佞权臣降心相从，趋炎附势；而君子则能守正不阿，遵循常道行事。这里的“小人”，当指支持司马师联名上表太后请废曹芳的一伙，如司徒高柔、司空郑冲、大鸿胪郭芝、尚书傅嘏、河南尹王肃以及钟会、贾充之流。而“君子”，或系指本年反对司马师的李丰、夏侯玄和翌年正月兴义师的毋丘俭、文钦等人。结尾二句表明，君子可能因为不苟于乱世而始终不得志，但他们并不因此而为自己感到惋惜；有感于此，就写下此诗，使“后之诵者考岁月于我之世，则可见矣。”（陈沆《诗比兴笺》）显然，“君子”也应包括诗人自己。

此诗的含蓄隐微，不仅表现在善于以自然气候的氛围来象征隐喻政局的变乱，而且表现在其他种种方面。例如故意将时空转移到遥远的战国大梁，给人以发思古之幽情的假象；“鹑火”二句虽暗点时间线索，但却巧妙地借用《左传》典故加以掩护；“君子”“小人”的褒贬似乎太露，但又不过是引用《荀子·天论》中“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的成句。诗人如此苦心孤诣、惨淡经营，虽不一定如王夫之断言“使千秋以还了无觅脚根处”（《古诗评选》卷四），但至少在当时实行恐怖高压政策的司马氏集团眼中，是不易引起怀疑和抓住把柄的。但尽管如此，全诗却仍然感情奔放激越，语调苍凉悲怆，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可谓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余烈。含蓄和慷慨并存于一诗之中，足见诗人高超的笔力。

（熊笃）

咏怀八十二首（其十七）

阮籍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这是一首孤独者的歌。为孤独而骄傲，也为孤独而痛苦；但终于不愿也不忍放弃孤独。

它给读者的一个最强烈的印象，就是：这世界上似乎只有作者一个人。当他在家里时，是“独坐空堂上”；当他出门瞭望时，在漫长的道路上竟然看不到车马；登上高处，远瞻全国，也只有无边无际的土地和出没的鸟兽。那么，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也许作者所住的地方特别荒僻，因而看不到人来往？也许他出门瞻望时正是傍晚，人们都回去休息了？然而，为什么他所看到的鸟兽也都是孤零零的“孤鸟”和“离兽”呢？可见他在这里所写的并不是实际的情况，而只是他自己的心境。换言之，经过他视线所及之处的鸟兽，原也有两只或两只以上的，但他所注意的却只是“孤鸟”、“离兽”罢了。因此，诗中反映的到处都只有他一个人的景象，其实也只是他的一种感觉——由他内心深沉的孤独感所派生的感觉。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进而理解“谁可与欢者”一句的真实含义。如将此句以白话直译，就成为：谁是可以跟我谈笑而使我欢乐的人呢？很清楚，他之所以“独坐空堂上”，乃是因为没有志趣相投的人；也可以说，是由于他不愿委屈自己、跟那些他所不喜欢的人交往。所以，诗的开头两句，就呈现了一个傲岸的孤独者的形象。如果结合《咏怀诗》（其四十八）来看，我们对此将会有进一步的体会：

鸣鸠嬉庭树，焦明游浮云。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

他嘲笑那些只会合群嬉游的凡鸟不能理解——甚至根本没有看到过翱翔的孤鸟；渗透在这些诗句里的，也正是一种以孤独而自豪的情绪。这只“无匹群”的“孤翔鸟”，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写照。

这样，我们还可以理解，他之所以感到路上没有载人的车马，九州只有旷野，同样是基于他的傲岸。他在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合意的人，因而他觉得世上就跟没有人一样。唯一可以跟他相比并的，就是“孤鸟”与“离兽”。

然而，无论怎么样，人总是社会的生物。尽管是如此高傲的孤独者，到了某个特定的时刻——例如诗中所写的黄昏到来的时候——他还是希望与同伴交流自己的思想与感情，所以阮籍也写出了“日暮思亲友”的诗句。但在亲友中难道有理解他的人吗？难道他愿贬低自己跟那些不合意的人交往吗？决不。“晤言用自写”的“写”是描摹之意。他只不过在心里描摹与人对话的情状，却并不真的去与人晤谈。是的，寂寞是痛苦的；但与志趣不同的人来往却更为痛苦。

在这首诗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高傲而痛苦的孤独者的灵魂！

（章培恒）

咏怀八十二首（其十九）

阮籍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纤罗衣，左右珮双璜。修容耀姿美，顺风振微芳。登高眺所思，举袂当朝阳。寄颜云霄间，挥袖凌虚翔。飘飖恍惚中，流盼顾我傍。悦怿未交接，晤言用感伤。

这首《咏怀》，在写法上是颇为别具一格的。诗人阮籍运用那灵动秀逸之笔，描绘了一位飘飖云端的美人形象：在梦幻般恍惚的云腾雾蒸之中，诗人仿佛看到了那位西方美人，她简直像太阳一样光明灿烂。她身上穿着精美纤细的丝绸罗衣，佩戴着叮当作响的双璜璧玉；修饰过的仪容弥见神采焕发，姿态十分优美；随着清风，她身上散发出阵阵幽微的芳香。她忽然登向高处，似乎是在眺望所思念的情人；看她举起袖子，是为遮挡那刺眼的朝阳。她的身影寄托在云霄之间，挥舞着衣袖凌空飞翔；她虽然恍惚迷离地飘飖在空中，但分明又像在诗人身旁流连徘徊，目光还频频地顾盼。然而如此多情令人爱悦的佳人，可惜只是在迷离惝恍的幻境中看见，未能真正与她交往接触。因此，当美梦惊醒之际，面对现实的黑暗，追味梦境的甜美，无限感伤，便悄然上了诗人的眉尖心头……

全诗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写美人的光彩、服饰、姿容、幽香等静态；又以登高、举袂、挥袖、飘飖、流盼等一系列动态描写，展现出美人凌空飘舞的轻盈美姿和远眺近盼的相思多情。诗人借助于幻觉，故写得缥缈恍惚，如幻似真，充满着朦胧之美。这显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腕力。

阮籍的《咏怀》，大抵是以比兴手法来表现他的难言隐衷。这里的美人形象，自然也不是无所寄托的。那么，她究竟象征着什么呢？元人刘履说：“此嗣宗思见贤圣之君而不可得，中心切至，若有其人于云霄间，恍惚顾眄，而未获际遇，故特为之感伤焉。”（《选诗补注》）“贤圣之君”，是封建士人理想政治的人格化，而中国古诗又素有以美人芳草来比类贤君的传统，因此，刘履的说法也不无道理。另外，“西方有佳人”之句，显然源出于描写西周舞师的《诗经·邶风·简兮》“云谁之思，西方美人”之语。这首诗，据前人注解是以美人比贤者，而伤贤者处于非位。这种注解是否正确可以不论，但阮籍用此典自比贤人失位，以发抒自己济世之志不得施展的郁闷，——这也未必可知。

“贤君”也罢，“贤者”也罢，因为阮籍的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千载之下，我们也难以深究了。如果我们将这个诗人神奇想象中的美妙幻象，理解为诗人心目中的朦胧的美好理想，这大致上总不会是错的吧。而这个美丽的女性形象，被描写得如此熠熠生辉、如此令人仰慕不止，我们又可从中看到：处在漆黑长夜中的诗人，对于理想的向往之情，又是何等的炽烈！

（熊笃）

咏怀八十二首（其二十）

阮籍

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揖让长离别，飘飖难与期。岂徒燕婉情，存亡诚有之。萧索人所悲，祸衅不可辞。赵女媚中山，谦柔愈见欺。嗟嗟涂上士，何用自保持？

理解这首诗的关键，在于认清诗中几个典故的背景和用意。下面先从第三、四句说起。

“飘飖”一词，出于《诗经·豳风·鸱鸮》。《诗序》曰：“《鸱鸮》，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这一说法则又出于《尚书·金縢》，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也曾承用，后人于此都无异说，阮籍的意思也不可能有什么两样。但阮籍在形容周公忧惧之心的“飘飖”二字底下接上“难与期”三字，则非直咏原来的史实可知，这里只是反其意而用之，对此表示存疑之意。显然，他是另有一番用意才使用这个典故的。

周公影射何人？不难想到，此人指的是曹操。曹操一直把自己比作周公。他也有招纳贤士的作风，所以《短歌行》中有句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也有东征的历史，所以《苦寒行》中有句曰：“悲哉《东山》诗，悠悠使我哀。”但也由于功高震主，旁人疑其有不臣之心，因而建安十五年《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又说：“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说明他像当年“周公救乱”一样，怕“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所以有《鸱鸮》中的“风雨所漂摇”之感。然而不管他怎样信誓旦旦，援《金縢》以自明，阮籍却是认为“难与期”而仍然表示不信。

问题何在？因为曹操决非存心归政于成王的周公。他实际上只是充当了周文王的角色。

建安十七年，曹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如萧何故事。十八年，策为魏公，加九锡。二十一年，进爵为魏王。二十二年，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太子。这时曹操的臣下都已按捺不住了，觉得这出周公辅成王的滑稽戏不必再演下去了，于是纷纷有人前来劝进。曹操却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这就表明曹操本人不想再去改演其他角色，他已把未来的武王——曹丕安排在接班人的位子上了。

果然，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去世，同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帝。一切都在曹操的计划之中。历史的发展表明，“曹公”自明心迹的《金縢》之言，又怎能信以为真？

但当代的这位周武王却并非使用武力夺取天下，因为汉室太衰弱了，于是这一次的改朝换代采取了武戏文唱的方式，曹丕迫使汉献帝用禅让的名义交出了刘氏天下。

曹氏父子苦心筹划的目的实现了。《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元年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说明他是多么踌躇满志。因为曹氏上下两代取得政权时没有采取什么粗野的手段，他们都是以圣人的姿态临朝亲政的。

但这样的禅让与原来意义上的禅让毕竟相去太远了。按“禅让”一词，古代亦作“揖让”，《韩非子·八说》曰：“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故有揖让而传天下者。”先秦诸子于此有类似的陈述，认为尧之禅舜，舜之禅禹，都发生在远古时代，那时风俗淳朴，原来的君主确是真心实意地在让贤。只是此风一开，后代那些觊觎权位的人却常是利用“禅让”的名义窃取政权，逼迫主子让出君位了。就在春秋、战国之时，也就多次出现过“禅让”的事件，例如燕国的子之曾用权术诱使王哙让出君位，真的实现了异姓之间的“揖让”。

显然，后代那些充满着奸诈手腕的“禅让”，已经把古代那种充满着光明正大的优美感情的“禅让”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尧、舜、禹之间那种出之于公心的美好政治理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阮籍慨叹地说“揖让长离别”矣！

曹操为了牢固地控制汉献帝，不让宫廷中再次出现伏后事件，建安十八年时还把三个女儿许配给刘姓天子。夫妇好合，“燕婉之求”，这本来是人生的美事，然而这种出于政治需要的结合，首先考虑的是有关政权得失的利害关系，所以阮诗在“揖让”“飘飖”之后又接上了“岂徒燕婉情，存亡诚有之”二句，把婚姻问题和国家存亡之事联系了起来。按“燕婉”一词，出于《诗经·邶风·新台》，用来指称婚姻之事，那是没有什么疑义的。这次曹、刘之间的联姻事件随后又有了新的发展，所以阮籍引用了历史上的另一个典故，指出它漂亮的帷幕下掩盖着的悲剧性质。

所谓“赵女媚中山”，本事出于《吕氏春秋·孝行览·长攻》篇，说的是春秋时期通过婚姻而进行的一项阴谋勾当。赵襄子承他父亲赵简子的遗教，谋取代王的国土。他利用“代君好色”的弱点，“以其弟姊妻之”，然后“谒于代君而请觞之”，席间杀了代君及其从者，“因以代君之车迎其妻。其妻遥闻之状，磨笄以自刺。”这一事件还记载在《史记·赵世家》中。阮诗误以“代”为“中山”，则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的诗人使用典故时比较随便，还不注意考订的缘故。（参看黄节《读阮嗣宗诗札记》，萧涤非笔记，载《读诗三札记》。）

赵女发现自己受了欺骗。她的出嫁与人，只是出于父兄政治上的需要，对于她个人的幸福，没有加以一丝考虑，她的悲愤，是可想而知的。女子出嫁从夫，她的利害得失，已与丈夫的地位结合起来，这时她自然会站在夫家的立场来反对兄弟的逼迫。阮籍的这个典故用得何等贴切！现实生活中的那位“赵女”，已经立为汉帝皇后的曹节，对于曹丕的逼迫也是悲愤异常，站在刘家的立场予以严厉的谴责。《后汉书·（献穆曹）皇后纪》曰：“魏受禅，遣使求玺绶，后怒不与。如此数辈，后乃呼使者入，亲数让之，以玺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尔！’左右皆莫能仰视。”大约要数这位被充作“媚”物的曹女，对乃兄“禅让”时玩弄的手腕，那种凶恶而又出之以伪善的表演，知之最深，因而厌恶特甚的了。

什么周公的《金縢》之志，什么舜禹的揖让之轨，在后代历史中就没有出现过。“揖让长离别，飘飖难与期”，这是诗人的感受，也是活生生的现实。

曹女充当父兄的政治工具，从出嫁那天起就并非单纯为了燕婉之情。她与汉献帝的结合，关系到国家的或存或亡，然而“祸衅”终究“不可辞”，原因在于“谦柔愈见欺”。这时的汉室帝后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卫的能力，只能为号称“周公”、“舜”、“禹”的野心家所摆布，叫他们演出什么戏就照本宣科。“萧索人所悲”，何况那些身临其境的人，曹女只能“涕泣横流”，而敏感的诗人也就“怵惕常若惊”了。

《文心雕龙·事类》篇中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阮籍在《咏怀》诗其二十中援用上述几件“古”事，它所证明的“今”事，只能指曹氏父子与汉献帝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别无他事可作解释。因为司马氏父子没有把女儿许配过曹氏的三位幼主。

但阮籍写作这诗可也不能理解为只是针对曹氏一家而言。他所抒发的郁愤，如此深沉，如此真切，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亲身的感受，他对此有切肤之痛。

“揖让”“飘飖”等事，不光发生在汉末魏初，而且在他眼前又一次地重现了。司马氏父子俨然是当代的“周公”，而且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重演“舜禹之事”。不幸的是，阮籍本人也给卷入了这一历史事件之中。

权臣的谋取政权，完成“禅让”的典礼，事先总要经过一道封王、加九锡的手续，表示他功烈辉煌，可以继承前朝基业而无愧。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司马昭进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完成了“禅让”前的准备。而这篇劝说司马昭接受殊礼的大作，却是出于阮籍的手笔。这也就是保存在《文选》中的《为郑冲劝晋王笺》一文。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父子三人的阴险毒辣，又远远地超过了曹氏父子。阮籍对于这一些政治活动的用意，自然洞若观火。他是多么不愿意干这违心的勾当！但由于他文名太大，而谄媚逢迎如司空郑冲之流却偏要借重他的文章来劝进，阮籍虽想托醉推辞，无奈那些人偏不肯放过，还要派人前来催逼，阮籍深知此中利害，也就不再采取消极抵制的办法，一气呵成草成此文呈上。就在这一年阮籍也就去世了，因而未能看到后年演出的“禅让”大典，但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揖让长离别，飘飖难与期”，他对眼前发生、亲身经历的事有着极为深刻的体会。

这就可以回到诗的开端来了。“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阮籍引用《淮南子·说林篇》中的这两个故事，列于全诗之首，抒写他的心情，定下了一个悲慨的基调。人在纷乱的政局中徬徨。面前的歧路，可以往南，可以往北，稍一不慎就会误入歧途；本色的素丝，可以染黄，可以染黑，浮华的外形常是掩盖着本质。世事翻覆，无所定准。自命忠诚的人，却包藏着祸心；进行龌龊勾当时，却穿戴起神圣的黻冕。冷眼旁观的人，既不能退出舞台，有时还不得不前去充当不愉快的角色。阮籍有感于此，自然要既悲且泣了。

阮籍本是局外的人，与“禅让”双方都没有什么深的关系，也不像那些趋炎附势的人那样想要从中得利，然而世事如此，不由自主，污秽的政治漩涡，硬是把他卷入其中，于是他在诗的结束时沉痛地提出了问号：“嗟嗟涂上士，何用自保持？”这是发自内心的悲叹：生逢乱世，何以保此洁白之躯？

沈德潜《说诗晬语》曰：“阮公《咏怀》，反覆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俶诡不羁，读者莫求归趣。”但若掌握住作者思绪的脉络，联系其时代背景，则还是有可能推究其用意之所在。即如《咏怀》其二十这一首诗，似乎迷离恍惚，不可捉摸，然而试作探究，则又觉得章法甚明，每一句话都可以找到着落。只是诗中的寓意大家为什么视而不见？原来过去的研究工作者总是有一种成见，以为阮籍乃阮瑀之子，而阮瑀是曹操的僚佐，因此大家都把他看作忠于曹魏政权、反对司马氏父子的坚定分子。这种看法有其合理的地方，阮籍确是不满于司马氏父子的弄权，同情于曹氏子孙的萧索，但他既未受知于曹氏，也不愿为司马氏出力，用诗中的话来说，他只是一名“嗟嗟涂上士”罢了。阮籍是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的人，齐物等量，并不忠于一家一姓，因此他既不是司马氏的佞臣，也不去做曹氏的忠臣，后人硬要把他归入曹魏阵营之中，有些篇章也就难于作出解释了。

阮籍“本有济世志”，对自魏明帝起的腐败风气甚为不满，这在《咏怀》诗中有所发抒，前人也已指出，但他对曹操、曹丕加以抨击，却是从未有人想到过。其实阮籍持有这种观点也是容易理解的。《晋书》本传上说他“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可以想见，他对当代那些逐鹿之徒难道会看得比“竖子”还高明些么？“竖子”之中，难道不可以包括曹操父子和司马懿父子么？

阮籍眼界开阔，好作哲理上的探索。他在《咏怀》诗中的见解，统观古今世变，洞察当前人情，因而悲愤郁塞，歌哭无端。钟嵘《诗品》评其诗曰：“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也就点明了《咏怀》诗的特点：言虽浅近易晓，然而寄托的理想，抒发的感情，却是俯仰今古，感喟莫名。

古往今来，在君权的争夺上演出了一幕幕的丑剧，使他感到由衷的厌恶，于是他设想有那么一个社会，没有君臣之别，没有强弱之分，大家都能顺其自然，尽其天年。《大人先生传》中形容这种无君的社会是：“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惟兹若然，故能长久。”这种政治理想，正是他在多次经历了“周公见志”、“舜禹揖让”之后才提出来的。

（周勋初）

咏怀八十二首（其三十二）

阮籍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这是第三十二首。借对时光流逝的挽歌，表现对个人命运和曹氏国运的嗟叹。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首二句从象征时光流逝的白日写起。句式与曹植《赠徐幹》中“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相同，表现出光景西驰、白驹过隙、盛年流水、一去不再的忧生感情。只不过阮诗未写“白日”匿于何处。曹诗落实是“西山”。一偏于形象，一偏于说理；一重在写景起兴，一重在寓意象征故也。“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闻人倓说“去此”指“去魏盛时”，谓曹魏之盛在俯仰之间转瞬即逝。由此可知，首句“朝阳”、“白日”之谓，不仅象征时光袂忽，且有喻指曹魏政权由显赫繁盛趋于衰亡，一去不返，终归寂灭的深层寓意。在这里，诗人把人生短促的挽歌与曹魏国运式微的感叹交融在一起，双重寓意互相交叉、互相生发，置于诗端而笼罩全篇，下十二句，均受其统摄。

先是“人生若尘露”二句，以“人生——天道”的强烈对比，写人生与国运的短促。在“悠悠”天道和永恒的宇宙中，曹魏政权都去若俯仰，何况区区一介寒士？不过如尘似露，顷刻消亡罢了。

下“齐景升丘山”四句，再用齐景公惜命，孔子伤逝的典故，极写人生与国运的短促。《韩诗外传》曾记载齐景公游牛山北望齐时说：“美哉国乎？郁郁泰山！使古而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言毕涕泪沾襟。《论语·子罕》则记载孔子对一去不返的流水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齐景公登牛山，见山川之美，感叹自身不永痛哭和孔子对流水的惜逝中，诗人对个人命运和对国运的双重忧虑，比先前的比喻和对比更深了一层。

如此变幻无定的人世，诗人将如何自保？值此深重的忧患，诗人又如何解脱？“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十字，乃大彻大悟语。末六句，诗人断《楚辞·远游》、《庄子·渔父》两章而取其文意。前四句，取《远游》“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句意，谓三皇五帝既往，我不可及也；后世虽有圣者出，我不可待也。不如登太华山而与赤松子游。赤松子是古代传说中的仙人，与仙人同游而有出世之想，语出《史记·留侯世家》：“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末二句隐括《渔父》句意，表明要摆脱“怀汤火”、“履薄冰”（《咏怀诗》第三十三首）的险恶处境，籍以自保和解脱，只有跟从赤松子，追随渔父，即或仙或隐，远离尘世之纷扰，庶几可以避患远祸，得逍遥之乐。——然而这不过是一时的幻想。仙则无据，隐亦不容，所以终究还是要跌回前面所描写的阴暗世界。

阮籍生当魏晋易代之际，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日趋残酷激烈。司马氏为篡魏自代，大肆杀戮异己，朝野人人侧目，亦人人自危，诗人也屡遭迫害。既要避祸全身，又要发泄内心的忧患与愤懑，因此，只能以曲折隐晦的方式，以冷淡的语言表达炽热的感情；以荒诞的口吻表现严肃的主题。这首诗即运用神话、典故、比兴和双重寓意的写法，致使其诗意晦涩遥深，难以索解。钟嵘《诗品》说阮籍《咏怀诗》“厥志渊放，归趣难求”。可谓诗界知己。

（曹旭）

咏怀八十二首（其三十四）

阮籍

一日复一朝，一昏复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飘沦。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愁苦在一时，高行伤微身。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

阮籍在这首诗里，表现了一种很复杂的感情：既为自己的衰老而悲哀，又为友人的逝去而痛苦，最后以鄙弃现实作为解脱的道路。

诗的前四句说：由于时间的推移，他已失去了以前的容颜和肤色，精神也衰退了。这四句起得似乎很平淡，但下面接着的两句——“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却把感情突然强化了。这里一方面显示出诗人不但已经衰老，而且还很寂寞，朋友都逝世了；另一方面更意味着从朋友的纷纷去世，诗人意识到自己也已在向死亡迫近。在读过这两句以后，读者也就会感觉到在开头的四句中其实隐伏着深刻的恐惧感——为生命的即将消失而恐惧。由此，在读下面的“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时，读者自然会懂得：诗人的这种强烈的痛苦，并不只是为了朋友，同时也为了自己。

再接下去的“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两句，虽似接得十分自然，其实经过惨淡经营。它一面承续上文怀念朋友的思路：朋友已经没有了，谁与我一起去实现我的愿望——到田野（“东皋”）上去耕种以“守其真”——呢？另一面也就把自己所寻求的解脱途径显示了出来。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陵天地而与浮明遨游无始终，自然之至真也。”所谓“守其真”，就是保持这样的生活态度。能做到这一点，也就不会再受衰老与死亡的威胁。

最后的四句，则是对这种生活态度的进一步申述。“愁苦在一时”，是说人的愁苦都不过为一种短暂的东西而发，实在是不值得的。《大人先生传》说：“岂希情乎世，系累于一时？”“愁苦在一时”与“系累于一时”，含意相近。“高行伤微身”是说高洁的行为会伤害自己。那么，他为什么要否定这一切？因为“曲”与“直”本来就没有一定的界限（“曲直何所为”即“何所为曲直”），今天是曲的，明天就成了直，一切都不是永恒的，那你又何必为了这种一时的事情而愁苦甚至伤害自己呢？所以，最后的结论是：“龙蛇为我邻”。这是用的《左传》“深山大泽，实生龙蛇”的典故。“龙蛇”，喻非常之人。有人以为，这里是用《汉书·扬雄传》“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的典故，并说“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但是，如把“曲直”理解为龙蛇的动作，那么，“何所为曲直”又是什么意思呢？因而这里的“曲直”只能作“是非曲直”的“曲直”解；从而与“不得时则龙蛇”之意也就不能贯联。

还需要指出的是：此诗的上一首为：“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诗》其三十三）“胸中”句指热中。前六句是说，由于热中，招致颜色、精神的变化，以致日渐衰老。下面四句说，那些人应付无穷的万事，生恐知谋不足，但我却怕他们很快就会死掉。结尾说，这些人终日战战兢兢，他们哪里知道我所焦心的是什么呢？所以，在阮籍看来，热中于世事本来就是可悲可笑的，他跟这些人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因此，“君子得时则大行”之类的思想，与他本若水火之不相容；何况在《达庄论》里，他还把“君子”骂得狗血喷头。因此，此诗的末一句显喻自己将如大泽龙蛇之自由自在。

总之，在这首诗里，阮籍是在追求一种解脱的途径。而这种解脱的途径是跟哲学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一切都是短暂的，是非曲直也都没有差别。这是一种虚无的哲学，这种哲学既是对人生的悲哀的解脱，但在其根柢里却又渗透着人生的悲哀。

（章培恒）

咏怀八十二首（其三十八）

阮籍

炎光延万里，洪川荡湍濑。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政治严酷，名士多有生命之忧。自古以来困扰着人们的生命倏忽如逝水的忧虑更迫切地摆在人们的面前。面对人生短暂之忧，吃药求仙者有之，以扩展生命时间之长度；疯狂享乐者有之，以增加有限生命的密度。这几乎已成了当时士大夫企图摆脱生命之忧的两种基本生活态度。但是，在诗人阮籍看来，这两种消极的人生态度并不能从本质上超越人生的短暂，所以，《咏怀诗》中虽有大量忧生之嗟的作品，也有表现如何超越人生短暂的积极态度，提出不同于以上两种生活态度的积极主张的作品，这就是《咏怀诗》其三十八、三十九两首诗。它们抒发了诗人欲建功立名、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以为只有功名和事业才能摆脱人生的荣枯，只有忠义和气节才能流令名于千古，从根本上超越生命之短暂。

其三十八诗前六句以象征的手法，描绘了诗人心目中“雄杰士”的形象。开篇“炎光”二句出语恢弘，渲染出了一个极为雄阔的环境，为下四句直接描绘“雄杰士”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无比壮阔的空间。这一联作为起句，横空而来，奠定了全诗并吞宇内，包举八荒的气势。“弯弓”二句写“雄杰士”的活动。“扶桑”是传说中东海日出处之神树。全句是说“雄杰士”把弯弯的弓弦挂在扶桑树上。“长剑”句是说“雄杰士”把长剑倚靠在天外。字面上看这句出典于宋玉《大言赋》，实则与前一句一样，是以极度夸张之语刻画了“雄杰士”无比高大的形象。这种夸张明显带有象征意味，所以大胆奇特而又不失之险怪，它与前二句壮阔的空间描写在气氛上十分谐和，更增强了本诗涵浑六合的壮浪气象。接下“泰山”二句是写“雄杰士”眼中所见。因为“雄杰士”形象无比高大，所以在他眼中，高高的泰山好像只是一块磨刀石（砥砺），长长的黄河也似乎只是一条衣带。这二句出典于《史记·高祖功臣年表序》中的“封爵之誓”：“使河为带，泰山若厉（砺）。国以永宁，爰及苗裔。”但誓词乃是表示黄河不能成为带，泰山也不能成为砺，故功臣后裔将永远享国的意思。阮籍借用这二句却赋予了新的意义，仍是为了烘托“雄杰士”的高大形象。

以上六句总的说来是刻画“雄杰士”的形象，诗人是借以表现自己超越生命短暂的积极人生主张，即下文的“功名从此大”的意思。“视彼庄周子”以下四句是用了《庄子·列御寇》篇中的故事：庄子将死，他的学生要厚葬他，庄子却主张不要棺椁的天葬，学生们说，天葬会被乌鸢食尸，庄子却说：“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庄子的回答本是很旷达的了，但诗用此典却是表达诗人自己的人生态度，即人生无论是生（“荣”）还是死（“枯”）都不足倚凭，到头来谁还不是为乌鸢蝼蚁所食呢！仅从此四句看，似乎诗人与庄周子对人生的态度没有什么区别。庄子之荣枯不足赖就是齐生死，即视生死是同一的，没有什么区别；阮籍虽从庄子的故事中也看出“荣枯何足赖”，却并不如庄子那样以生死为同一的虚无，他实际上要超越生死之界线，建立永恒的“功名”。

所以，最后诗人用“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二句点明主题，收束全篇。他承认庄子的命题：“荣枯何足赖”，但又指出：生命并不仅仅是一从生到死的过程；雄杰之士便是以其“功名”，延续了自己的存在。回顾开头的描写，便可以看出这一形象，实际是超越肉身生死的象征。

关于这首诗古今多以为诗人是鄙薄“功名之辈”，黄节先生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说：“‘雄杰士’——即指上挂弓、倚剑、砺山、带河——功名之辈。‘岂若’二字，有不与为伍意。亦犹传所云：‘不与尧舜齐德，不与汤武并功’也。”以为诗人用“岂若”二字否定了“雄杰士”，而实际上诗人是说“庄周子”的人生主张不如“雄杰士”的人生态度那样真正超越了生死之限，建立了永恒的功名。当然，阮籍在《咏怀诗》也说过否定功名的话，但这大都是在他感觉到功名无法实现的时候。

（韩传达）

咏怀八十二首（其三十九）

阮籍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这首诗与第三十八首不同于《咏怀诗》中多数诗篇之发言玄远、旨意遥深，而是词近意切、旨归分明，且语言雄浑、气势壮阔，是《咏怀诗》中最具独特风格的佳作，反映的是同一主题，即诗人之欲兼济天下、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

“壮士”二句赞扬壮士“欲威八荒”之志，雄杰壮阔。“慷慨”一词，据《说文》“慷慨，壮士不得志于心”的解释，可以看出，诗人虽以壮士自许，但“威八荒”之志实并不能实现，所以前二句虽出语壮阔，但暗中已含壮志难酬的悲慨了。

“驱车”以下八句是具体描写壮士的“威八荒”之志。因为“八荒”是指八方荒远之地，所以“驱车”二句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驱车”句照应上文之“威八荒”，“受命”句启领下文之临难不顾，效命战场。使全诗章法严谨，结体浑然。

“良弓”二句是写壮士武器装备之精良。他手挟乌号之良弓，身着精光闪烁的明光之甲。此二句并非泛泛之笔，而是突出表现了壮士的英武风采和慷慨赴国难的神情。形象鲜明，描写生动。

如果说上二句主要是从客观上描写壮士的英武形象的话，“临难”二句则是从主观上歌颂壮士的慷慨激烈的情怀。壮士既然为赴国难而远行役，那么面临国家之难，也就决不会顾一己之生命，而宁愿身死魂飞，为国捐躯。这二句出语壮烈，令人读之动容，油然而起崇敬之感！

壮士为国捐躯也在所不惜，当然与孜孜以求保一己之躯的“全躯士”截然不同。诗人以“岂为全躯士”的反诘句纵起文势，又以“效命争战场”肯定句使文势一抑，二句中如此纵起抑收，跌起波澜，避免了平铺直叙之弊，以收跌宕起伏之效，加强了诗的气势和感染力。

读以上八句，我们不能不为壮士的英武的精神，壮烈的情怀所感动，而且使我们想起了屈原《国殇》和曹植《白马篇》。前者说：“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后者说：“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本诗“驱车远行役”八句正与此一脉相承。所以方东树说：本篇“原本《九歌·国殇》，词旨雄杰壮阔，……可合子建《白马篇》同诵。”（《昭昧詹言》卷三）

“忠为”以下四句是总收全诗，前二句点明壮士之志的礼教本质是忠义，后二句是点醒壮士之志的个人目的是标榜气节，流名后世，使全诗如百川归海，总归忠义气节的主题，不仅使全篇贯穿一气，而且辞义壮逸，慷慨多气，体现了阮诗风格具有建安风力的特点。

“建安七子”和“三曹”诗中本多描写诗人自己欲建功立业的雄心和壮志难酬的悲慨，表现为刚健有力、悲凉慷慨的诗歌风格，形成了激越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建安之后，诗人们既已丧失了建功立业的客观环境，又消磨了锐意进取的主观意志，故在正始诗人阮籍、嵇康的多数诗篇中多表现为忧生之嗟和对仙隐生活的向往。但是，阮籍的这首诗（还有其三十八）却一反常态，正面描写了功名和气节，其内容和风格都直承建安。这是因为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且自视甚高。他登广武山遥望刘邦、项羽争天下的旧战场，叹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可谓英锐之气逼人。所以，尽管环境已经决定他没有建立不朽功业的可能，这种内心的向往，仍然会时一流露。

这首诗以及第三十八首，是否与当时的政治现实有某种联系呢？清人方东树说：“《壮士何慷慨》（按，即本诗），此即《炎光》（按，即其三十八）篇而申之，……词旨雄杰壮阔，……皆有为言之。”他认为阮籍是有为而发的。又《晋书·阮籍传》记阮籍曾“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此二篇或即是《豪杰诗》，诗中之“雄杰士”、“壮士”亦或即是所谓“豪杰”？这些问题，都已难以得到确切的回答了。

（韩传达）

咏怀八十二首（其四十一）

阮籍

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修龄，养志在冲虚。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

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古来哲人，为此不知作了多少探寻，故庄子欲逍遥之游，佛教有蝉蜕之说。阮籍的这一首诗，也正是对自由道路的探寻，同时也是求而不得后的怅惘。

“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二句，是比喻当时政治形势犹如“天网”，而人对自由天性的追求犹如能奋飞万里的“六翮”（翮，羽毛）。一个“弥”字，足见出当时司马氏杀戮政策的广泛和严酷，而一个“掩”字，又见得这种政策对诗人理想追求的滞碍与打击。这二句，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极其形象地描绘了严酷的社会现实，寄托了诗人对人生不自由的感慨，为全诗奠定了悲凉慷慨的基调。

在此不自由的社会里，到底应该怎样自处于世呢？诗人提出了两种处世之方，其一就是“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这二句是说，在这不自由的社会里，诗人若要求得安稳，只能做随波逐流、庸庸碌碌之人（纷纶，忙碌），就像那浮凫一样一任风波浮沉上下。这二句用的是《楚辞·卜居》“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乎，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的典故。但《卜居》是以反诘口气，表示出对这种人生态度的否定；而本诗却不是直接否定，这是用典上不拘原意的一例。当然，诗人并非肯定这种人生态度，这只是面对社会不自由而采取的不得已的消极办法。“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二句，意思又一转：即使如此，也未必能逆料生命之长短，说不定性命之忧会降临在哪朝哪夕！这二句在结构上暗中兜应了“天网”二句，生命之忧虑，不正是因为“天网弥四野”吗？在文意上这二句又既承且转，使下文陡起了一层波澜曲折。

既然第一条道路不通，“列仙停修龄”以下八句，诗人的探寻转入了对神仙的企望。服食求仙是当时的时尚，从《咏怀诗》中看，诗人在对现实绝望之后，对神仙也曾抱有幻想。何况仙人享有充分、悠长的寿龄，能够在虚静中养其志，能够飘飖云日之间，远隔人世，置荣名与声色于度外。这种摆脱了现实的网罗和尘世的庸俗的生活，对于追求人生自由、力图摆脱司马氏政治桎梏的诗人来说，也未必不是一条可行之路。诗至此，似乎诗人可在仙乡中解脱尘世的烦恼了，但接下“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二句，语意又自一转。诗人从企仙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入山采长生之药者并无成功而返的，而真正成仙者也是自古以来史无证验的。这就又否定了前面的神仙之想，文意又起了第二层波澜。最终，诗人还是不得不直面这冷峻严酷的人生现实，他的第二次对人生道路的探索又失败了。

诗人反复探寻着、追求着奋振“六翮”的人生自由境界，但是一切的道路都蹇碍不通，这是诗人的悲剧，也是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封建社会里的共同悲剧，所以诗的最后说：“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逼”字黄节注引《广韵》说：“逼，迫也。”“此”字则既是指“天网”句描绘的严酷现实，又是指诗人的反复探寻和道路的一再蹇碍不通。而“惑”字则是表明诗人对究竟如何处世的迷惑惆怅，同时似也暗示了诗人将继续着自己的探索。这首诗所反映的正是《晋书·阮籍传》“穷途而哭”的心境。从结构上说，这二句是呼应前文，总收全诗，有言尽而意不尽之妙。

这首诗从字句意思上粗粗看去，似有零落散乱之感，似乎是诗人“心烦意乱”（方东树语）之作。但仔细分析，虽然多波澜，多曲折，却是层次分明，结构完密，是《咏怀诗》中有滋味之佳作。

（韩传达）

咏怀八十二首（其五十三）

阮籍

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智巧万端出，大要不易方。如何夸毗子，作色怀骄肠？乘轩驱良马，凭几向膏粱。被服纤罗衣，深榭设闲房。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旁。

这是一首社会讽刺诗，讽刺的对象是诗里的所谓“夸毗子”，即以言恭行顺取媚于人者。当时司马氏势在篡位，一方面大杀政敌，一方面又拉拢名士，其中便有“礼法之士”像钟会、何曾等这样一些“夸毗子”。诗人疾之若仇，故作诗以讽刺之。

诗的前四句从自然之理谈起，说大自然自有其成理，而人之生死无常亦是自然之道，谁也不能自知其生死之期。看人世间智巧万端，充满着欺骗、狡诈，但总逃脱不了自然之“大要”。所谓“大要不易方”，是说人世的“大要”（黄节注引《汉书·陈咸传》颜师古注曰：“大要，大归也。”所以“大要”即指人生的总的归势）总是不能改变的。其实也就是回应前面的“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二句。因为人生“大要”的不易之“方”就是生死无常的自然之道呀。这首诗从某种角度看是一首说理诗，它的论点就是诗的前四句。

但是它的论证却不是纯理论的阐述，而是形象的说明。下面六句描写了一个富有象征色彩的人物——“夸毗子”。“如何”二句从诗的立论一转，说明“夸毗子”不遵人生“大要”的不易之道，而企图以自己的“智巧”违反自然之“成理”。“如何”这一联应断作问号，是对“夸毗子”的反问。“如何”二字感情色彩极浓，表明了诗人对“夸毗子”的鄙视厌恶之情。“夸毗子”的所作所为，概括起来就是“作色怀骄肠”一句。下面“乘轩”四句都是这一句的铺展，具体地揭露了他们骄奢淫逸的腐化生活：行则乘车马，食则餍膏粱，衣则服纤罗，住则设闲房。这四句排比而出，看上去似乎声势赫然，不可一世。然而，若看了下文再回头品味这几句，就会感觉到其中的讽刺意义了。

最后两句是用“日夕华”作比，贴切而又意味深长地指出了“夸毗子”的必然命运。“日夕华”是指木槿花，因为其花“朝生夕陨”，故称。既然木槿花朝生而夕已翩翩飞陨路旁，则此对“夸毗子”不是深刻的警诫吗？言外之意，是说那些“作色怀骄肠”者虽自视得意，最终也不过和日夕花一样，不能逃脱“朝生夕陨”的自然之理。这最后一联神应着开头一联，由此可显现出诗人章法的完密。

本诗体现了阮籍诗玄远冷隽的色彩。“乘轩”四句，看上去富贵气象扑面而来，直有欲罢不能之势。然而诗人忽又运用其巨大的腕力，使文势顿然产生跌宕——“不见”二句，使上面的富贵气象立见萧条，只留下对“夸毗子”的可怜和嘲弄。

（韩传达）

咏怀八十二首（其五十四）

阮籍

夸谈快愤懑，惰慵发烦心。西北登不周，东南望邓林。旷野弥九州，崇山抗高岑。一餐度万世，千岁再浮沉。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

阮籍一生为了躲避政治的迫害，一逃于酒，再逃于玄，史称其“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本传）。他的这种态度当然不为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所理解，连他的朋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也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吾不如嗣宗之贤，而有慢弛之阙。”似语含讥讽，对他的处世态度表示不满。后世甚至有人认为他“以能遗落世事为美谈，不知此正其诡谲，佯欲远（司马）昭而阴实附之”（张燧《千百年眼》），也是不能明了阮籍与司马氏虚与周旋时内心的矛盾与苦闷。这首诗正是抒发诗人的这种不被理解的痛苦心情。

“夸谈快愤懑，惰慵发烦心”二句是说自己的夸谈只是为了快愤懑之心，而自己的惰慵也只是起于心烦意乱。阮籍一生放言傲物，史称其“尤好庄、老”，“发言玄远”，这都是所谓“夸谈”，但之所以如此，亦正如史书所称乃是因为“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晋书》本传）的表现。既然“不与世事”，当然也就只能“夸谈快愤懑”了。至于“惰慵”者，当是指其常借酒浇愁或借酒避祸，本传称其为逃司马昭求婚“醉六十日”，为躲避给司马氏写“劝进文”而“沉醉忘作”。但是这“惰慵”其实倒并非是真的懒惰，而是因为心绪的烦乱所致。他本不愿在政治上巴结司马氏，可是司马昭却要与他结为儿女亲家；他本不想对时事的可否表态，可司马氏却强他写“劝进文”，这一切当然使他心烦意乱。对这一切令他“烦心”之事，他都企图以“惰慵”逃避之。这大概就是所谓“惰慵发烦心”吧。

但是“夸谈”何尝真能“快愤懑”呢？“惰慵”又何尝真能逃避“烦心”呢？因此诗人又想远游长生来释愤懑、解烦心。以下六句就是写远游遗世、企求长生之想。极端的苦恼容易使人生幻想，这六句正是诗人的幻想。他仿佛觉得自己真成了遗世独立的神仙。“西北”一联是写其遨游于不周之山而回望邓林；“旷野”一联是写其登高后环视所见：九州展现在望中，但见苍茫旷野；崇山攒聚在目前，时见高岑拔起，一派巃嵸。如果说这一联是写诗人感到空间的渺小的话，那么“一餐”一联更是写他感到时间的短暂：“一餐”之间而度过万世，而千岁之间也不过一浮一沉之顷罢了。

把想象当成真实来描写是一种虚幻、迷茫的变态心理状态，是作家的“白日梦”，但好在作家能进入梦境，也能从梦境中清醒。诗人阮籍虽然幻想自己成了遗世独立的神仙，在幻境中得到一时间的满足；但这毕竟是虚幻的，清醒后的诗人仍然摆脱不了孤寂苦闷的心境。他感到尽管自己有与一般“随波纷纶客”（其四十一）决不相同的本性，但尘世中能有谁是知己？谁能知道自己与世俗人有玉石不同之分呢？诗人想至此，所以泪下而不可禁了。这就是最后一联“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的意思之所在！

这首诗初读时确实不知所云，但仔细分析起来，可以看出诗人的深切用心，在于抒发自己不为世人理解的痛苦孤独的心境。本诗语言宏迈，旨意遥深，想象丰富，构思恢宏，是《咏怀诗》中一佳作。

（韩传达）

咏怀八十二首（其六十七）

阮籍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阮籍的《咏怀诗》，解者常叹其旨意遥深、难以情测，但这首诗却无论是语言还是旨归，都言近意明。它通过生动的描绘，揭露了“洪生”虚伪的嘴脸，表明了自己对礼法之士厌恶和憎恨的情感。

司马氏在夺取曹魏皇位的过程中，为掩饰其犯上篡权的丑行，虚伪地提倡以礼法治天下；于是，善于钻营的小人，无不把自己打扮成礼法之士。如何曾，就以维护礼法者自居，借“居丧无礼”为名，欲使司马昭放逐阮籍，“无令污染华夏”（《晋书·何曾传》）；如钟会，也曾以嵇康“言论放荡，非毁典谟”为口实，鼓动司马昭杀之“以淳风俗”（《晋书·嵇康传》）。这些都是典型的“礼法之士”的伪善嘴脸。但正是这样一些人，却也干出过非毁礼法之事，乃至无君无父。阮籍这首诗，正是对这些“洪生”的形象的揭露。

“洪生资制度”一句是总起全诗。“洪生”本是鸿儒之意，这里是指那些假礼法之士。他们总是标榜自己的行动都是遵礼守法的。“资制度”是凭借、按照礼法制度之意。以下七句就是把他们“资制度”的行为具体化。“被服”句写其穿戴上也遵循礼法规定。“尊卑”二句是说他们平时遵守着尊卑高下的等级次序，处事接物也遵照着礼法纲常。“容饰”二句写他们朝见时也容饰整洁，神色庄重，手执圭璋，行礼有仪。“堂上”二句是写他们在祭祀时的表现。“玄酒”，是古代祭祀时用的水。《荀子·礼论》曰：“飨，尚玄尊（盛清水的酒杯）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饭稻粱。”所以这二句诗是说洪生在祭祀时也按照礼法以玄酒、稻粱作祭品。从以上的八句看，“洪生”似乎是无可指责的，他们的一切行动无不遵礼合制，他们的形象也无不道貌岸然。但这只是诗人的欲抑先扬，欲擒故纵，接下来，诗人笔势一转，以锋利的笔触揭示其内心的丑陋。

“外厉”二句说他们在外高谈礼法，言论纯正，但在家中却不见高尚的言行。“灭”字用在此颇有分量，揭示其在“户内”无一点“芬芳”可言，出语辛辣有力。如果说“外厉”二句是说他们的言行不一，则“放口”二句就进一步揭露了他们即使在语言上也真假不一：当他们随口而言时说的倒是真心话，但随即又假正经起来，口发道德仁义的虚伪高论了。这四句，形象地刻画了“洪生”变幻诡谲的伪善面孔。

最后，“委曲周旋仪”一句总收全文：原来以上所写的“洪生”的一切言行，无不是在矫饰作伪，只是一种“委曲周旋”的假象！“姿态”句是诗人抒发的感慨。不过“愁”字在这里倒并不是为“洪生”发愁，其寄托的感慨是十分深刻的。当时的所谓“礼法”实在是“坐制礼法，束缚下民”，而“礼法之士”也无不“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大人先生传》），由此而弑主篡权，国家丧乱，诗人之愁当是为此！

这首诗在艺术上除上文分析时已说到的外，尚有以下几点：首先，人物描写的多面化。全诗从外貌到内心，从语言到行动，多方面地塑造了“洪生”的形象。其次，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前八句从正面描写“洪生”之岸然道貌，接下四句从反面刻画他的虚伪嘴脸，一反一正，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对比，极有力地烘托出人物全貌。而且后四句中每两句中又相互对比，具体而微地描绘了人物语言和心理活动，使“洪生”的滑稽模样可笑而又可卑，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韩传达）

咏怀八十二首（其七十一）

阮籍

木槿荣丘墓，煌煌有光色。白日颓林中，翩翩零路侧。蟋蟀吟户牖，蟪蛄鸣荆棘。蜉蝣玩三朝，采采修羽翼。衣裳为谁施？俯仰自收拭。生命几何时？慷慨各努力！

曾国藩说：“此首有冉冉将老，修名不立之感。”这正是这首诗的主旨。人生短暂，古今同忧。但怎样对待这短暂的人生，却各有不同的态度，有人抓紧这短暂时光，穷奢极欲，以增加生命的浓度；有人服食养性，企仙求道，以扩展生命的长度。但真正的达人君子却知道，要让生命过得有意义，唯一的办法是利用这短暂的时光做出一番慷慨的事业，以求荣名之永在。这首诗正是表达了这种情绪。也许有人认为阮籍好老、庄，处世态度多是消极，因而怀疑这种解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个人的情趣并非是固定的，阮籍固然有不少表现消极情绪的诗，但他本来却也是颇有血气的青年，史载其“有济世志”，又“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晋书》本传）可见其志本不在小，以后的消极乃是时势使然，非其本志。况且《咏怀诗》中也有其三十八（“炎光延万里”）、其三十九（“壮士何慷慨”）这样壮怀激烈的诗篇呢！

诗的开头四句是咏木槿花，也就是《咏怀诗》其五十三中提到的“日夕华”，其花朝而生，见阳而盛，日夕而陨，故称日夕花，意谓其生之短。“木槿”二句是说木槿花开在丘墓之上，煌煌夺目，光色耀人，不知老之将至。“白日”二句写其日夕而落，但意态翩翩，并不因零落路侧而衰。

“蟋蟀”一联分咏蟋蟀和蟪蛄，这都是两种生命短促的昆虫，蟋蟀“初秋生，得寒则鸣”（闻人倓《古诗笺》引《古今注》）；而蟪蛄更是“春生者夏死，夏生者秋死”（黄节注引《逍遥游》郭注）。蟋蟀之吟、蟪蛄之鸣都是在其生命穷蹙或行将终结之时，因此，当也可看作是对生命短暂的抗争吧！

“蜉蝣”四句所咏之蜉蝣更是一种生命极为短促的生物。闻人倓《古诗笺》注引《淮南子》说：“蜉蝣不过三日。”但是蜉蝣倒并不以其生为短，反而生活得有姿有彩。看它“采采修羽翼”，穿着华美的衣裳，正自得其乐呢。这一句典出《诗·曹风·蜉蝣》的“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是说蜉蝣的羽翼好似美丽的服饰。也许有人会对蜉蝣发出“衣裳为谁施”的疑问，但是我们且看它“俯仰自收拭”的怡然自乐的样子，还有什么疑问呢？“俯仰”句应是指蜉蝣自我修饰羽翼的样子：拭揩羽翼是不少昆虫和鸟类都有的动作。

通过以上的分析，最后一联“生命几何时？慷慨各努力”就不难理解了。这二句总收全诗，有百川归海之势。“生命几何时”是就以上的木槿、蟋蟀、蟪蛄、蜉蝣的生命短促而言，“慷慨各努力”则是对它们的行为的概括和总结，它们不都是在与生命抗争而慷慨努力吗？同时这两句也是诗人从对生物界的观察中得出的哲理，也许是对自己“冉冉将老，修名不立”的鞭策和勉励，慷慨中自有激动人心的悲凉。黄节注说：“末二句指上木槿、蜉蝣等不知生命之短。慷慨努力，谓木槿之荣、蟋蟀之吟、蟪蛄之鸣、蜉蝣之修也，非美之之词。”他是把此二句看作反话。认为阮籍的原意只是在感叹：虽然短暂的生命也在努力完成其一生，但这种努力终究还是无效的，无法逃脱其短暂的可悲结局。如此，此诗就应有一种完全相反的解释，全诗立意也就没有积极的光彩了。这虽可为一说，但似为诗人所不取！

全诗语言慷慨，意绪悲凉，有一种激昂向上的生命的力量，真叫人读之不得不枕戈待旦了！

（韩传达）

咏怀八十二首（其七十二）

阮籍

修途驰轩车，长川载轻舟。性命岂自然？势路有所由。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更希毁珠玉，可用登遨游！

魏晋之际，社会道德沦丧，人们汲汲追求的是名利，为此，亲昵反侧，骨肉相仇。这首诗就是揭露世风之薄，表达了诗人欲远游以洁身自好的情怀。

“修途驰轩车，长川载轻舟”二句是说世人不顾辛劳，或驾“轩车”驰骋于“修途”，或乘“轻舟”浮流于“长川”。这里，提到“轩车”、“轻舟”，但不宜呆看，只不过是以极具特色的典型事例为代表象征地写出人们奔波于世途的忙忙碌碌之状，形象鲜明，画面清晰。

“性命”二句紧接第一联，把这种现象从哲学的理性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人们这样汲汲奔波，违反了人的自然本性，其原因，乃是“势路”所由。清人蒋师爚解释这句诗说：“‘势路’有二，曰名曰利，趋之则性命不顾，安知骨肉？”（黄节注引）下二句便分言名和利：“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这一联从结构上又回应第一联，回答了人们仆仆舟车、汲汲奔波的原因，无非是为追“高名”逐“重利”。追高名而使人心志迷惑，逐重利而令人心有恓恓惶惶之忧。按照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观，处世之道也应该无为，无为就不应该奔驰于世途以追名逐利，只有这样才合于自然之道。所以，从构思上看，这二句也仍然紧紧围绕“性命自然”的立论，行文有度，不蔓不枝，不越规矩。

“亲昵”二句是对“高名”二句作进一步的推衍，人们既然不顾自然本性，追名逐利，焉顾得上亲昵与骨肉！这二句是本诗中极富批判现实精神的警策之语，高度概括了封建社会里人心难测，尔虞我诈，亲昵反目，骨肉相残的普遍的社会现实，撕毁了封建礼教所极力宣扬的社会和家庭伦理规范教条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对我们了解封建社会的道德本质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批判作用。就当时社会现实来看，这二句也必有所指。我们虽不能知道究竟何指，但当时确有亲昵反侧，骨肉相仇的事实。据史载司马懿两受曹氏托孤之命，魏明帝甚至“忍死以待”，以幼帝曹芳相托，他本人也信誓旦旦，表示效忠曹氏，与曹氏亦堪称“亲昵”，但他父子三人却屡次废弑曹氏孤主，诛杀皇室大臣，这不是“亲昵怀反侧”吗？名士吕巽与吕安是亲兄弟，与嵇康也是朋友，但吕巽却谮吕安、嵇康“不孝”于司马昭，致使吕安、嵇康被杀，这也是“骨肉还相仇”的例子。诗人正是用诗的语言，概括并揭露、批判了这血淋淋的现实，堪称是《咏怀诗》中批判现实的名句！

面对世路如此的残酷和污浊，诗人自己的态度则是“更希毁珠玉，可用登遨游”。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引陈祚明说：“珠玉之毁，盖言勿顾令名。”则“珠玉”是比喻“令名”（美名）。黄节又说：“‘可用登遨游’，如《毛诗·邶风》毛传所谓‘可以遨游忘忧也’。”那么，这二句是诗人表示自己不愿追求世俗之名，而要超越世表之外，以求身心之无累无忧。

阮籍诗中常有一些批判现实的愤激之语，但又常在诗末尾表示了一种逃避现实的态度。这一方面有作者标榜老庄哲学的思想原因，另一方面也因为政治严酷，作者不敢明白表现自己对现实问题的轩轾。史称礼法之士常欲因其对时事的可否而致之罪，但总因诗人“酣醉”或“至慎”获免。诗中的消极表态当也是诗人的一种“至慎”吧。

这首诗语言慷慨，音节激昂，一气呵成，富于气势，虽然带有消极避世的倾向，但仍然具有刚健有力、悲凉慷慨的“建安风力”。

（韩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