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村治的难题

在考察湖北荆门这类社区记忆缺失和社会分层缺乏的村庄时，我发现荆门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迅速理性化起来，其结果是传统的以宗族和信仰为基础的人际联系解体，现代的以契约为基础的人际联系又未能建立起来。村庄舆论压力大大削弱，村庄互助合作十分困难，村民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从而缺乏应对生产和生活中诸种事件的能力。由此引起一系列的后果，即经济的协作无法达成，地痞横行，村道破败，道德丧失，整个村庄呈现出无序状态。我们将这种因为村民原子化所产生的无序村庄称为缺乏社会关联的村庄。

吉林金村也是那种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的村庄：以宗族和信仰为基础的人际联系正在迅速解体，而以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人际联系未能建立起来。用金村人自己的话说，前些年，村民帮助困难户，是真帮，心甘情愿地为困难户义务出工，现在则没有谁愿意再帮困难户的工了。前些年建房子请人帮工，很容易请到。现在则要问一个工给多少钱，不给钱谁帮你干活？金村近些年不在乎其他人怎么说的村民越来越多，有些农户根本不将其他村民的利益放在眼里，敢于破坏公益，拒绝交纳税费的行为也十分普遍。

从村民小组一级的治理来看，越是那些具有较为密集亲友关系网络的村民小组长，越有希望将村民小组治理得好一些。六组和十二组是金村现在治理最好的两个组，恰巧这两个组的组长都是在组内有着极其密集亲友关系的人。虽然金村宗族观念和传统信仰已不能构成强有力的人际联系，但兄弟关系还是存在的，姻亲关系也还存在。这些兄弟关系和姻亲关系是传统的强有力关系解体后留下的碎片。巧的是，通过六组和十二组现任组长的特殊位置，将这些碎片结成了一个似乎还算有力的网络。而如果六组和十二组现任组长不当了呢？我问十二组组长，他说，我不知道我不当村民小组长了，还有谁可以将十二组搞好。八组也是治理较好的组，现任组长之所以可以将八组治理好，与他当兵见过世面、做生意赚了钱等，而成为组中同龄人的“领袖”大有关系。

金村临近街边的七、九、十组成为全村治理最差的组，与这几个组离街近、信息灵通、机会稍多有密切关系。越处于中心地带，传统的东西越难以保持，社会关联度就越低，想占小便宜的人就越难以控制，村民小组的治理因此就越差。当村庄社会关联度降低，村组治理越来越难的时候，那些不畏惧村庄舆论和村民说服劝告的人，却害怕强悍村组干部的身体暴力。金村支书是一个有20多年乡村工作经验的乡干部，是愿意且善于讲理的那种人，他是一年前下派到金村的。但当村支书不久就先后与3个村民打了架，他说村组治理已不能仅仅凭借说服以及舆论来起作用；或说一些村民处于社会关系链条之外，在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关系可以抑制他的不良行为时，身体暴力也许是唯一有效的办法。在金村调查时，很多村组干部发自内心地说，金村的确要有一个强硬的干部出来“挑头”，且强硬必须坚持到底。没有强硬，正气上不来，歪风邪气就上来了。

从选举来看，村民显然喜欢选好人上台。只有当好人村干部不能维持村庄秩序时，村民才会想到应选“有魄力的人上来”，不然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协调村内矛盾，创造村庄公益，维护村庄秩序。由选好人到选强人，构成了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有趣循环的片断。金村现任村主任是一个好人，村民选他当村主任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一个强人村支书在支撑村治的局面。

1999年我在荆门观察了近20个村的村委会选举。村民在选村委会主任时，也并不是只选那些人品好的人，而会综合考虑村主任的人品与魄力，这个魄力在村民看来，就是性格强悍、能唬得住人。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余村的选举。余村是镇郊村，土地批租每年有数十万元的收益，当然也就是一个富村了。在任村主任是一个性格强悍的人，也就是村民说的有魄力的人。但这个人的人品不好，村民都知道他经济上有问题，可以算作一个“恶人”。他的弟弟是地方一霸，借他的名义占了村集体很多好处。与在任村主任竞选的是一个当了20多年副职村干部的村民公认的好人。我原以为那么多村民对在任村主任不满，其落选应是无疑的了，谁知选举前一股强劲的舆论在村中传开，这股舆论说，余村需要一个强人来摆平村中利益和村与镇的关系，不然，每年数十万元的土地批租收益难以收回，村民利益也难以分配。这股舆论还说，虽然在任村主任经济上确有问题，但与他每年为村里带来的利益相比，毕竟只是小头。这股舆论是如此强劲，以至于成为左右选举结果的最大力量。在村委会选举投票前的竞选演说中，在任村主任回避自己的经济问题，畅谈当选后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宏大计划。与之竞选的副主任则一方面强调村干部必须公正，另一方面强调他有很大决心将村集体的事业做好。他说，之所以我过去没有显示出魄力来，是因为我一直任村中副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要大家选我当村主任，我会有什么事情不敢管、不敢做呢！他的演讲赢得了村民经久不息的掌声。最后他以略略超过半数的得票险胜强悍的原村委会主任，总算是好人胜过了恶人。

在荆门和金村这类低社会关联度村庄的治理中，因为总体上传统的断裂和分层的缺乏，使得舆论及说理都难以制止少数人的违规行为，这就产生了对强悍村组干部的内在要求。在金村的现在，强悍的村组干部都是些人品不错的好人。不过，当这些好人既无法从村干部职务上获得足够的报酬，又无法从村干部权力行使上获得荣耀感的时候，他还有必要去当这个到处得罪人，甚至要用拳头与村中地痞展开对话的村干部吗？他会不会用拳头来为自己谋取私利而不是为村庄谋取公益？村民当然可以将一个谋私的恶人选掉，但村民能选掉在低度关联村庄这种产生恶人的机制吗？这是湖北荆门与吉林金村这类低度社会关联村庄即使在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制度背景下也无法逃避的共同难题。

修订关键词　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阶层分化

（一）

湖北荆门农村是我所说的典型的“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的村庄，缺失记忆就是村庄传统十分薄弱，传统力量构不成对村庄治理的重大影响。缺乏分层，是说村庄的阶层分化不明显，既缺少乡绅，也缺少强势的富裕阶层。总体来讲，以湖北荆门为代表的中部农业型地区至今仍然是这样的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的村庄。本来十年过去了，荆门农民的收入已经发生分化，但是，在农业型地区，农民致富的主战场是在城市，那些在城市发财致富的村民根本就不关心村庄的事情，他们的生活面向在城市，他们不构成村庄力量的一部分。而在村人口，经济收入几乎都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收入差距因此不大。

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工业化，大量农地非农使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变得富裕，且农村出现了巨大的经济分化。村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富裕阶层，这个阶层的资产远远超过一般农户，且这个富裕阶层的收入往往与村庄有关，他们即使在城市购买了房产，他们的生活面向却可能仍然在村庄，他们继续关注村庄的事情，参与村庄的选举。在这些“高大威猛”的村庄精英的强力参与下，村庄普通村民很难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作用，因此普遍出现了普通村民无政治的情况。

（二）

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尤其是阶层关系的性质会影响到农村政治社会现象和治理的形态。阶层关系的性质是指各阶层在相互关系中体现的特征，不同阶层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只有在阶层互动中才能发现与解释。杨华在他即将出版的《农村阶层关系研究》一书中认为，我国农村呈现出高度分化、中度分化和低度分化三种状况，分别对应对立、竞争和合作三种性质的阶层关系。

东部沿海发达农村地区的部分村庄已经出现高度分化，其上层与下层的贫富差距极大，相互之间构成难以弥合的区隔，阶层之间冷漠相对，甚至互不相干，作为村庄上层的富人阶层把持村庄主要资源，形成对下层农户的政治排斥、经济排斥和社会排斥。

中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中度分化。因为血缘关系的瓦解，血缘关系不再是平衡经济分化的因素，经济分化很容易导致社会关系层面的分化，但因其上层大多搬出村庄，留在村庄的农户很容易形成高度竞争关系。

华北、华南农村，因为仍然存在比较强烈的“社区记忆”，村庄宗亲观念较强，比较强大的社区记忆使得经济分化并未转化成为社会分化，村庄呈现低度分化状态，村民之间更多合作关系。

从农村阶层关系的性质与状况可以透视农村阶层结构的合理性、社会结构的整合程度，它也是衡量乡村治理水平的重要维度。分析农村阶层关系的性质、状态和发展趋势，理应成为我国农村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2013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