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村民小组的治理

我的一个好友任村委会会计，谈及村民小组会议，他为我提供了所在村的一些例子，特以“村民小组的治理”为题记录如下。

据我当村会计的朋友讲，大的村民小组四五十户人家，200左右人口，小的村民小组10来户人家，不足100人，因此在组长选举及小组治理中有着相当的不同。对于那些规模较小的村民小组，村民之间十分熟悉，这种熟悉且狭小的规模，使村民小组长的选举变得有趣，这个有趣的过程比如：原来的村民小组长不愿意干下去了，找村干部辞职，村干部做工作挽留不下，便物色新的村民小组长，在村民小组放风说老组长不愿意干了，要选新组长了。因为户数不多，有意且有能力当村民小组长的人不会很多，风声很快就传到了村干部那里。比如有两个村民有意当组长，村干部便在开会选举前到这两户村民家一走，分别探明双方的意思：一方真有意当组长，他当然不会明说自己愿意当，而会说某某适合当组长，这个推荐的某某，正是传入村干部耳朵中的另一个有意当组长的村民。村干部便到另一村民家问是否有意当组长的话，他说真的不愿意，然后算账给村干部听，说他还有修车、补鞋的生意要做，无论如何是没有时间做村民小组工作的。不过，他的妻子有意让他当组长，他的妻子便说些含含糊糊的话。村干部不会让两个人去竞争小组长一职，因此不能让这个村民妻子含含糊糊的意见占了上风，便将前一个有意当组长的村民找来，让双方推让。要做生意的村民说：“真的是你当合适些，你时间多。”前一个村民说：“还是你当好一点，你能力强。”推让没有结果，便相约在村民小组长选举会上见。第二天召开村民小组长选举会议，村干部便将前一天两个人的推让讲出来，说既然要做生意的村民不愿意当小组长，我看某某合适。老组长站起来说，某某的确可以，村民一哄而起说就让某某上来干。前一个村民便被推选为村民小组长了：这样上来的村民小组长没有对立面，村民小组的治理容易取得成果。

大村民小组的组长选举与此相当不同。村民小组的规模大，村民之间的了解相对较少，圈子也多，想当组长的人也多。在原来的村民小组长不愿再当的时候，村干部不能放出村里有意安排谁当组长的风，而必须经过村民小组的选举。选举之前不在外面放风，并不等于村干部的心目中没有人选。开村民小组长选举会时，村干部有意说些引导性的话，但不是在正式开会的会上说，而是在村民陆续到来的会前，与村民小组中一些有影响的村民大声闲聊，其他村民也在相互闲聊，但都听到了主持会议的村干部闲聊的声音。村干部若希望一些中年村民出任村民小组长，他就会在与中年村民的大声闲聊中说，我看现在农村种田的骨干还是你们这些四五十岁的老把式，小组的事情也该你们多负些责任。然后由村民无记名投票，大多数村民自然会在四五十岁的种田骨干中选择组长。村干部若希望年轻人上来当组长，就会在与中年村民的大声闲聊中说，现在社会年轻化，什么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你们这些中年人都有些落伍了。选举投票时村民自然会想一想本组哪些年轻后生人品好、有能力、不落伍。在没有事先约定的情况下，村干部的暗示一般就决定了小组长人选的结果。但在村干部的暗示和正式投票之间，应留一段时间给村民议论村干部的暗示，这样选出来的结果村民会认为是自己投票的结果，这个当选的组长就有合法性。

当选的小组长有时会推辞不干。但既然是村民选出来的，不管你是真不干还是假不干，也得干几年，起码要干一年。村干部起来招呼说，走，到他家喝酒恭贺他去。小组中一些有影响的人便齐声赞同。一般村民会知趣地离去。有一些人估计不出自己是否有去恭贺新选出组长的资格，搬着椅子边走边留。村干部不会忽视这些犹犹豫豫的人，便喊道：某某你往哪里走？上次我们喝酒还未分出输赢，今天比比。这个村民很高兴地知道，自己有资格到新选组长家喝酒。新选出的组长碍于面子，不当也得当：而这桌酒也就成为村民小组各派势力的联欢会。

安排村民小组的有酬劳动，比如安排管水员，每年500～1000元的报酬。管水员的好坏对村民小组农业生产十分重要，特别是抽水抗旱、涵养水源，在当前农村没有人愿意负责任的情况下，有报酬的负责任的管水员会有效地为农业生产提供够用的水源条件，节约不必要的开支。但有些村民不负责任，又希望得到管水员的报酬，希望村民小组长安排他来得这个肥缺。村民都想得到管水员的肥缺，小组长就不能个人决定，而需要召开村民小组会议。

在有些村民小组，没有人喜欢打麻将，村民都比较负责，将经济收入看得很重，管水员每年500～1000元的报酬，让所有村民都有一试的期待。这样的村民小组就通过抓阄来决定谁在下一年度管水，每年一轮。在一个较小且村民都很负责任的村民小组，抓阄是解决争执的最好办法。

有些村民小组比较大且很多村民喜欢打麻将，做事情不负责任。有些村民虽然也希望自己当管水员以得到报酬，但他们往往只拿报酬不愿做事，最终造成农业生产的严重损失，引起村民的强烈不满。在这样的村民小组，组长及包组村干部知道哪几个村民是负责任的人，便倾向于每年都由这几个村民来干这些需要负责任的有酬劳动。当然，这种事情必须在村民小组会议上讨论并宣布。组长带有强烈倾向性且事实上是指定了这些有酬劳动的行为，会引起一些村民的不满。有村民公开说这样的事情最好是抓阄比较公平，谁能说谁天生适合做某件事情。组长不同意抓阄，说就这样定下来算了。有时候会争吵起来，组长讲狠话说，这事就这样定了，看你怎么办？反对的村民气得骂娘，双方的妻子都站出来，反对村民的妻子说，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你管这么多干什么？组长妻子则埋怨说，早该不当这个得罪人的组长了，这倒好，又得罪了人。村民双方劝架，会议也就散了，组长安排的管水员也就定了下来。一般来说，敢于公开在村民小组会上反对组长安排管水员的人，也是组中有些霸道且敢于讲话的人；不过，组长及他安排的管水员也都是有影响的人，这个霸道且敢讲话的村民显然得罪了一大群村民，这大大限制了自己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组长安排的管水员的确比较负责。村民都知道，抓阄管水不可靠，因此在这件事情上“小鱼翻不起来大浪”。反过来，若组长足够大度且聪明，在会后他会找到这个反对者谈心说，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我们兄弟有什么话会下不可以讲？你在会上那样一来，我下次还怎么做工作。两人的怨恨烟消云散。

以上抽象讲了一些村民小组治理的过程。有两件村民小组治理的具体例子。一是第十村民小组罢免村民小组长的事。十组都是一个姓，由四大亲族组成，这四大亲族构成小组的四股势力，每股势力又有一个代表性人物。因为2001年天旱，村民小组共同生产搞得很糟，粮食减了产。十组四股势力的4个代表性人物在一次酒席上碰头讲起来，对组长很是不满，决定罢免村民小组长，组里的事情由他们4个人商量决定。这4个人中的一个是组长的亲叔叔，他很快通知组长说他已被罢免，小组事情由他们4个人负责，不再关组长的事了。这4人共商决定村民小组治理的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再就是十三组，可以说是全村治理最好的村民小组了。前任村民小组长也曾借发展集体经济的名义搞了鬼，村民小组欠下大笔债务，大约五年前，村民选掉原组长，选上了现任组长。现任组长是一个十分负责的人，他一直对前任高额负债忧心忡忡，村民也是如此。现任村组长上任后，精打细算，每年向村民多提一点提留用于还债，竟在这几年将村民小组的债还掉了。村民知道自己将来还要在村里生活，他们常说的一句说是，“小组乱了儿子说不上媳妇”。这是实际情况，村里说不上媳妇的男人多得是。但若没有一个负责任的组长出头，村民的这种担忧就没有意义。负责任的组长很快就将村民的这种担忧变成了村民的一致行动能力，村民不仅赞同一户多收一点提留款用以还债，而且给那些拖欠提留款不交的农户以强大的舆论压力。只要有一户不及时交提留款，所有村民都会到他家督促，说他的不对。这样一来，十三组不仅不欠外债，而且上交村里的提留连年第一，是唯一不欠村提留款的村民小组。

十三组也有人交不起提留。有一户丈夫被车撞伤留下后遗症，妻子也有病，前些年欠下村民小组近2000元提留款。2000元是过于巨大的数目，难以还清，干脆每年都欠。村民小组开会研究怎么办。有村民提议将欠的这2000元提留款免掉，由全组村民平摊，但欠提留款农户必须保证从当年开始不得再欠。村民一致赞同，并让欠提留款农户赌咒发誓保证来年不再欠，欠款农户满怀感激。

啰啰唆唆复述了这么多，是想说村民小组的治理其实也是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前些年对村级治理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现在恐怕也应该关注一些村民小组的治理。

2001年12月9日

修订关键词　结平衡账

（一）

李昌平一再讲到农村结平衡账的重要性，仔细琢磨，很有道理。村民小组是农民共同生产和一起生活的场所，有大量超出农户家庭的单家独户“不好办也办不好”的公共事务需要由村民小组来解决。如何解决？在生产队时期实行工分制，一方面，生产队依据进行生产和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需要安排劳动力出工出劳，并为所有出工出劳者记上工分；另一方面，又按开展生产和进行公益事业建设所需支出。一年下来，生产队的总收入减去总支出，再除以总工分，再乘以每家所得总工分，就可以计算出每家所可以分得的利益。

分田到户后，农村仍然存在结平衡账的机制。李昌平在论述村社共同体和结平衡账的关系时说：“村社共同体每年每位成员的权益多少、义务多少是有统一标准的，但实际发生是有差异的，每年要‘结平衡账’——实现公平公正。这是大寨等共同体存在的根本性治理制度。‘结平衡账’制度没有了，共同体就不复存在了！”更具体的论述可以参考后面李昌平对分田到户的1980年代结平衡账机制的生动描写。

结平衡账的最大好处，是可以依据生产队（和村民组）进行生产和建设公益事业的要求投入。生产队要办教育，就要有人当民办老师，这个好办，就从生产队劳力中抽出初中毕业的知识青年当民办老师，民办老师拿生产队强壮劳动力的工分。赤脚医生也一样。这样就可以办民办教育和合作医疗。生产队共同灌溉、修建机耕道，等等，更是理所当然，不可能像目前农村因有人不愿意而做不成。

结平衡账的核心是要让村民组有掌握一定经济资源的权力，从而让村民组有能力办理公共事务和建设公益事业，到了年底，按多退少补的原则进行结算。

结平衡账最重要的一项是土地归村社集体所有，农民种集体的土地应该交租，若村民小组可以向农民收租用于公益事业建设，为农业生产提供基础设施仍有结余，就可以作为年终分红，发还农民，不足则通过下一年的地租来补。

取消农业税前，李昌平呼吁要将农业税转化为地租，农业税可以停收但不应取消。现在农村村社集体无任何资源，有些地方农民基本的一些生产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证，现在来看，李昌平的呼吁太有预见性了。现在农业税一取消，结平衡账无法谈起，农民虽然增收了，超出一家一户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却严重不足，这反过来又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利益。

（二）

中国农民的主体无疑是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大宗粮食作物生产的粮农。当前中国以农户为单位的小农经营，地块非常分散，在狭小分散的土地上，单家独户有很强的进行生产协作的需要。在取消农业税前，村社集体可以通过调整土地形成农户相对连片的小规模经营，从而减少农作困难。还可以通过向农户收取共同费来解决单家独户难以办好的共同生产事务。

取消农业税后，村社集体不再能强制向农户收取共同生产费。同时当前农村土地政策规定，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不再收取共同生产费，土地产权虚化，就结不成平衡账。这样，形成了每个农户在土地上的刚性利益，只要有一户反对，村社集体就既无可能调整土地以利农户连片耕作，也无可能通过向农户收费来提供共同生产服务，无力再介入到农户生产环节，尤其是灌溉、植保和机耕等事务，农户不得不依靠个体力量来解决本应通过公共决策解决的事务。

2013年1月13日下午

李昌平：关于结平衡账

“结平衡账”是20世纪80年代所有的县、乡干部，村干部都知道的最核心的农村工作任务之一。到了年底的时候，乡里面的所有干部，包括县里面的，派工作队统一到村里面去，每一个村民小组都要选出一两个最精明的人，到村部里边去“结平衡账”。什么叫“结平衡账”呢？多种地的多出钱，少种地的少出钱；多出义务工的多进钱，少出义务工的多出钱；张家承包了厂子，张家要给集体交提留；李家承包了鱼塘，李家也要交提留。你不是农民，但你到村里生活，你的孩子要读书，你要走村里的路，那你应该负担多少钱都是有标准的。年底“结平衡账”必须把“平衡账”结了，该进钱的进钱，该出钱的出钱。

“结平衡账”是县、乡干部最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我当书记，我也负责一个村“结平衡账”，结了“平衡账”才能回家过春节。怎么“结平衡账”呢？开始两天就搞了些民意代表一起开会，夜以继日地开会，争论标准，一个工多少钱，这些工合理不合理，大家就在那个地方吵，甚至吵得打架，一般吵了几天，大家都累了，按照这个标准就行了，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了，就按这个标准做吧，这时专业人员开始算账，全年总收入多少，总支出多少，开支多少，节余多少，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多少，人均分配多少钱。算完了以后就得出来，李家、王家哪一家进出多少钱，这时候大家召集起来开会，该进钱的进钱，该出钱的出钱，出不了钱盖手印（认账），每家每户都要派一个代表去盖手印，这是80年代必做的工作，这个工作不做完，干部不准回去过春节，我那个时候从1985年当书记，做了四个乡镇的党委书记，每一年能够在二十九的时候回去就比较早了，为什么？就是有一些后进村这个工作做不了，必须守在那个地方把这个事情做完了。

这个“结平衡账”就是村民自治的核心机制。村民自治靠什么？靠一个选举就自治了吗？不是的，如果没有“结平衡账”这么一个机制的存在，什么监督、什么民主、什么选举，什么都不是。可是到了今天，我们搞村民自治研究的人，搞民主选举的人，首先要否定集体所有制，但我们对这种“结平衡账”的机制何曾了解过了，我们只强调就是要搞选举，现在搞来搞去把一个村民自治搞得老百姓没有积极性了，搞得乱七八糟了。而在这个“结平衡账”的过程中，很多问题就解决了，老百姓需要去上访吗？不需要。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也不是每家每户都种一样的地，也增人增地、减人减地，就是靠“结平衡账”，只是动账不动地，我可以不种地，但是账面上我有多少地，是你种的，你出钱，我要进钱。“动账不动地”是农民自己发明的很好的制度，这有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有利于不同要素的合理配置。到了今天，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一家一户五六亩地分七八块还不准调整，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30年了，我结婚了，两个孩子了，我还没有地，怎么不上访呢？

——摘自李昌平：《乡村治权与乡村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