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31]

周政儒道愚君政策，于元平之间，和平演变不战而胜。《改革与新思维》[32]型罪己诏大累竹木，或许颇能酬报殉道醇儒百年呐喊。然则天不佑德，周公不出，“张少帅投奔革命、马‘总统’皈依民主”，其显效乃在平庸化、猥琐化，小人儒之惟富贵是尚，莫盛于今。反觉《盐铁论》时代之壁垒分明、各从其道磊落可爱，“与佛朗哥斗争时代生活多愉快”[33]。

大道既定，所争仅在君子儒小人儒、真周公伪周公而已，未免乏味。独夫虽去，贤人未必能出，所出者乃在善用文宣而以贤人自任者。自眭孟以大儒成仁，唱“任贤”“让国”者数，而天位终属外戚。虽然，巨公究系王道干城，身负董子、诸生救民行仁之望，其败之速竟如暴秦，所殉者何止渐台死党数千。儒学“天真时代”，一去不返。

“周政原教旨主义”与“秦政原教旨主义”同归于尽，于是南阳绅士之政权、汝颍（汉魏之苏杭）名士之清议，相率弃“制度决定论”之“致命的自负”，归于抱残求庸之“人事决定论”。儒学自孔子“贵族立宪主义”、孟子“民主启蒙主义”、秦汉“人民反法西斯统战教会”，流于其逻辑终点——狄更斯式温情主义“在人不在法”“争舆论不争制度”。温公羡艳者，即伊拉斯谟、胡适及一切文人最珍贵梦想——“教育改进社会”“舆论领导政治”。

东京政治合法性建构，具体而微，成于叔皮、孟坚父子《王命论》《两都赋》。“天命之有定”“知王者之无外”针锋所向，恰在秦汉新三朝之“奋私智”“识函谷之可关”。东京君臣跨叔季而径续成周洛邑之大，不藉形胜，不以兵车，然而，“舆论共识政治”竟落实为朋党、派系、清流之祸。

虚脱之弊，不下暴戾。东京名士绝望之心，尚远过于先儒，以其“丧失天真”之故，不复深信吾子吾道足恃。楚汉之祸烈于衰周，新莽之难烈于暴秦，今日之祸烈于新莽，不知后圣当以何术以救危亡。

且夫汉季之乱，确有异于前代之新生事物，今人习见之“饥民战争”“群众政治”即是。平民化原系儒家及一切“爱民主义者”正面价值，然则其效未尽可欲。贵族封建制非无国难，唯其社会组织坚实，前方—后方、政治阶级—非政治阶级界限清晰。解放平民之自然后果，即在“总体战”取代“竞技战”[34]、“动物性斗争”取代“费厄泼赖”[35]。全民皆攻击对象，并非偶然：劫质及于妇孺，始于汉氏。赵太守长于谈判、桥太尉不悯人质（小布什主义“不与恐怖分子妥协”），皆以此负一时物望。回顾周秦，劫质尚以政治阶级为敌，不乏任侠之气，此间历史形态学含义，类似老革命者恩格斯初闻爱尔兰共和军以敌国平民而非政府为敌。

贵族亡，未尝消弭祸乱，仅能去民变之组织性、理想性。项王、田横、留侯之流“有纲领有目的”者出局，代之者为赤眉、黄巾之流，延及闯献、拳民，模式不改。群众散沙天然乏组织力，能代凝结核者非邪教即梁山，无论理想或行为，取径必不能高，大有助于政治残虐化、流氓化及社会功利化、短视化。

华夏之早熟先衰，种因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