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清流之余绪

选举之义，以乡议风评选贤，以践孔门“无类”之心。就其出发点而言，品鉴人伦（清谈之祖），即儒士核心价值观之社会化；臧否时政（清流之要），即儒教核心价值观之政治化。二者实为一物之内外层，绝非对立二物。故尔，成说“清流惧党狱而绝，儒士逃于清谈，相率弃社会责任于不顾，以谈空说玄为逃避现实之术，自蹈于永嘉之祸。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皆根于此”[44]颇有似是而非之处。陈寅恪“吾国学术近于罗马”即缺乏无涉政治、伦理之纯粹学术，魏晋清谈之所谓“中国哲学史或玄学史”，稍究其伏脉，即知其“党性高于一切”。[45]

许靖、许劭兄弟之“月旦评”，即当时之显学“人伦臧否”公认大师。东京儒学不承认公域私域自有界别，故而良治必出贤人，舆论高于政治。许氏之“亡我之心不死”，开关东牧守举兵内向之渐，前已论及；然则尤为重要者，月旦之学，未尝与许氏兄弟相始终，为官府、民间公认为选举社会气运所系。就个案而言，选举或有不当；就通国而言，拔人别无他术。当涂之九品中正，内容无非临摹月旦，实清议臧否之国有化、系统化、制度化。鲁肃之“付乡党”、谯秀之“辞辟命”是也，宋武帝之“清议所弃咸与维新”是也。而士人之清议亦不因官家品第而息，“江左尚人物，关中尚冠冕，代北尚贵戚”余风延及中唐。殷浩之“如苍生何”、谢安之“东山养望”，显系东京李黄陈郭（李膺、黄宪、陈蕃、郭泰）诸名士之“养望术”发扬光大，历史连续性不以易代弑君、异族阑入而中断。

回顾当涂、典午之际，所谓清谈玄学问题，首在《四本论》，即才性离合问题。钟会之才性论，欲翻曹公求贤三诏所定之“选举标准答案”，即篡魏之先声，大小中正视才性论，如宋代考官视《三经新义》问题，乃“考验党性”生死关头。及于东渡，王导之清谈，所以调和南北士类、共拒元帝父子君臣名法之士。殷浩、谢安、袁宏、晋简文帝之清谈，所以一君臣之德以拒上游。袁宏、桓温之“运有兴废”辩，即布拉格“他们知不知道”之历史责任问题[46]；谢安石“秦任商鞅亦清谈之过”论，即“中国向何处去”论；刘毅之“正始出风流”，即江东名士存心晋室之最后挣扎；宋武帝之“清议所弃咸与维新”，即反击刘毅、司马休之复辟，重申曹公、李丰、夏侯玄、王广才性论之马棰[47]宣言。是以易代百年，沈隐侯仍致不满。

渡江名士致命之伤，在于从娘胎里带来的军事软弱性，门第异于封建者亦于此。王马[48]所共之天下，军事基础远不及孙吴，建邺君臣悬命于藩镇平衡术之手，百年不易。前后列朝视为营养保健品之政治太极，于彼竟为五谷不可一日无。清谈者，修心养智静气精意之要，相业之基也。顾荣之逆陈敏，不发一矢，轻摇白羽扇（此物乃风流名士必备行头，非诸葛武侯个人创意），以诸卿乃从老佣一语直拨敌营“朴素的阶级感情”，贼众自散，陈敏兄弟走死江干。[49]王导之为元臣，手无寸铁，所赖之流民帅皆“阶级敌人”，所恃亦唯清谈。祖豫州（祖逖）纵兵白下，耀赃席前，即楚子观九鼎之意。导之智急气静亦不下王孙满，以空城计令流民帅莫测虚实，贴然北渡，去京师肘腋之患，树北门金城之固。谢安之弈棋淝水，漫言“小儿辈大破贼”，以柔克刚，挫桓温九锡之请。无往而非清谈之政治运用，孰云燕谭即逃避之遁词哉！此术玄妙，“五分钟作画，须赖五十年练笔”者，知其形不解其神，仅效“五分钟作画”者，必至篑事。元规（庾亮）之待苏峻，袭用王-祖旧本，而天子蒙尘矣。

玄辩所以析理，析理所以习智，佛学名理之精远胜东土旧学，故而借清谈而起。士人佞佛者往往基于爱智习辩，非以信仰，亦无非儒之心，非独六朝，后世亦然。义理派（抽象派）儒生多好辩好智，多习二氏（佛、道两家），荆公（王安石）、坡公（苏轼）皆是；保守派（经验派）儒生多称许木讷，多疾异端，信史轻经，傅奕、温公（司马光）皆是。此义史家迄今尚未拈出。

南朝历史轴线，存乎清流士大夫-流民寒人武装集团之阶级斗争。《世说新语》之阶级对话如下：

“老贼何事急急？”

“我不急急，卿辈哪得坐谈？”[50]

无武装集团欲凌驾于武装集团之上，太极内交学、舆论导向学[51]何可稍钝？二者皆附清谈而立，故清谈衰而门第尽，门第尽而金陵王气终于三百年矣。

王谢门阀之流民政策，以江表为绝对国防圈，为文人士大夫及其私属宅地专用。非我类而已自成指挥体系者，以柔道驱之上流、驱之河淮，为王障虏，无论成败，皆建邺君臣之利。王羲之奏折即此义，实则乃祖久已“做得说不得”，孽孙偏取“说得做不得”，显系技巧衰退，琅琊门第乏才，宜陈郡谢氏太极学代兴。

流民诸帅不过无文，岂皆白痴？蔡豹、郭默，前车共鉴。抱血诚而万里归义、怀怨毒而反戈内向者，前后相继。祖约之淮西集团、苏峻之海岱集团、姚襄之秦凉集团，皆侯景之先驱。桓氏之雍荆集团、宋武之北府（徐州）集团、齐高之青齐淮北集团、梁武之樊邓集团，终置马棰于拂尾之上。

名士之太极、舆论二学，亦与时俱退。谢晦之易君蹈死，较清谈伴友谢傅（谢安）、简文（司马昱）之从容默契，相去万万。谢朏[52]之举烛默耳，唯求自保耳。迄于梁陈，名士化为膏粱，久矣不知“五十年练笔”为何物，目“五分钟作画”为作秀现场，是以洋相百出，为武夫所嗤。子山（庾信）受梁武帝特达之知，守朱雀桥，据皇城要津。以“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定理，因应政变，乃名士基本功、相业之根芽。卫主破贼，名垂竹帛固无不可；顺天应人，以儒门看家本领“愚君政策”，令彼入我范围，其功亦属不细。而子山乃坐床食蔗，摆足顾荣、谢艾羽扇纶巾，王氏兄弟临白刃而不动之造型，不意羯胡一矢及蔗，修心功底尽露，主帅弃桥狂奔，三军解体，武帝饿死台城。王褒侍元帝，临危以速降为奇策，署家奴以自免。王克迎湘东王师，北来降人（身即夷狄之畔臣）王僧辩有“甚苦，事夷狄之君”之讥，乃不知所答。百年卿相智不及武人，“重人物”之江左人物衰弊，时也数也。梁亡则南朝气尽，陈家与蛮夷共治；一统则关陇与河北争，江东不与。华夏之余烬名存实亡，文中子志建邺平毁[53]，哀礼乐也。

舆论政治开辟门阀政治，舆论领袖由学阀而政阀，唯华夏有之。六朝门第非如钱穆所云“弃儒入道法”，实则门第自身及其命脉——家风家学家教皆儒学“贤人主义”“道德舆论主义”“礼乐价值观”“政治伦理家族化”逻辑终点。“王氏青箱学”集儒化家族五百年之大成，“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唐式家族”“差序格局”“多子偏好传宗接代主义”皆凝固于魏晋，大异秦汉原子化小家庭及其节育主义，唐人掠其美（或恶？）。[54]废秦刑典，用周变秦，亦于魏晋之间。王郎之拒曹公，儒化刑政之最后胜利也。唐人通盘继之，无所创益，面目迥异汉狱纯用秦政、文法吏自成阶级与儒生齐，列朝于唐仅补缀耳。

儒学和平演变，唯有自政治表层深入社会家庭日常生活，始能牢不可破。貌似抛弃政治者，实为民间设想转为既成体制，已失争议价值。无此日常儒学及其家族传承主义，华夏未必不效罗马，沦为地理名词，奉山河于用通古斯语、信佛教，以普六茹、树洛干为习用姓名之新邦。成败臧否，殊亦难言。

附注：

六朝门第有“社稷之忠”理论，大意敷陈“晏子不死君难”说，以为君主有二身：死社稷者，社稷之臣从之；死私怨者，私属腻友从之。为士人者，自署于私属之列，不知廉耻也。南朝之多“好臣”于“岁一易主”之日，不断运用上述理论。

六朝及初唐君主于此论不甚惬意，拔寒人、用蕃将为其抵制手段。貌似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者忠诚度高，杀身殉君（秦缪所以为“缪”者）、事君以私，为太子所不甘为、儒臣所不能为，宋齐二明帝、梁武元二帝、唐太宗玄宗皆有切身体会和无限感慨。藩镇多以蕃兵成，“我胡人也，忠一人耳，不知有他”台词反复现身，无论勤王拒畔，还是从主谋叛，皆以“忠一人耳”为理论依据。

延及后世，乃有金世宗、元世祖之“南人（汉儿）多智，毕竟自家骨头根底”学说。北洋诸将之“北人诚朴忠信，是以得国，教部诸公新文化乃南人欲以机诈覆我民德”学说，现今之“知识分子就是心眼多（或上海人就是小聪明），还是工农干部（或北人）靠得住”言论，可相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