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竭矣

贞元料民，户口流散，至于两户养一卒，间接税已有箭在弦上之势。其妙在于，中央若能掌握汴扬运道及二三要埠，科盐茶之税，即能量出为入，轻重随心，以既成事实取通国之赋，无论地方顺逆。田赋之丰歉，系于户口，户口系于有效统治，于残唐未免强人所难。此道首先利于中央及近运道之大藩，其次利于经济作物产区，纯农区粮户无不困弊。唐亡，宣武淮南分南北之势，十国各兴经济作物，关陇河朔贫乏不能自给，遑论维持帝系、儒林。及宋兴，无半唐之户，国用十倍不止，尚未计熙宁、大观之丰亨裕大。

太祖初有西都之意，以六师百万之口，系于汴漕，本根不可拔，止。职业佣兵所负社会责任既多且杂，自路政河工至于海外贸易，波及现代型大政府一切职能，或尚过之，多数为六朝隋唐绝不以为当以官家任责、司农任费者。[96]起宫室兴戎务，不令民自办弓马器物报到服役始于宋。所谓“重敛伤民”“养兵百万未得一兵之用”皆非平恕，等于要求皇室制造免费午餐。

佣兵非仅替代府兵，科举文官亦非仅限于替代门第士族，后者无论人数、薪饷、经营范围皆有暴增，且有每况愈下之势。唐世君臣妒慕乡里士大夫特殊势力，重于皇家威福，梦想官吏万能社会，人人别无依恃，社会地位永远与官场品级平行，而今成为现实。“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书中自有黄金屋”皆出宋世，寒人社会“天子面前人人平等”新精神淋漓尽致。其鄙俗功利，亦全应东西一切贵族社会加诸平民社会之恶评。

宋政之“经济理性”“通货膨胀（不限经济）救国策”贯穿全代，遗祸金元。闲置于东汉六朝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学再度启动。王、蔡、秦、贾（王安石、蔡京、秦桧、贾似道）相继主其事，“言利之臣”近乎与朝代相始终，遵行国史特有之“政治决定经济学”定理：大政府-积极财政必然兴于专制平等主义革命之后，填补贵族阶级或其余介乎君民之间之社会中坚阶级溃灭所遗真空。

荆公（王安石）之法，十之九皆强干弱枝、剥民益上，独保马、保甲诸法有地方主义倾向，与免役诸法正面冲突，“一家人给二家事也”。均田—府兵—租庸调为一整体，即皇室以官地代军饷，以重役交换轻赋；免役法—官商经济间接税亦一整体，即细民以私地出饷，以重赋交换轻役。两种“法的精神”正面相对，不可兼容。保马诸法脚踏两船，自然民怨最重，优先落水。

然则新法原为“备边府库”出。仰慕军功，不得不临摹若干唐制。唐人出塞，无须先敛财养佣兵，将士自备弓马，赴前敌效死，伤病还家而已，无所望于官备军械、终身食禄，其费省而其兵劲。饷重而士怨者不能不慕。

惜乎乡勇箭社，不能复府兵既有之社会地位。府兵，即八柱国十六卫百六折冲府神经末梢，魏周隋唐统治核心武川胡骑—关陇门第之母细胞，天然构成所在地精英及保护人，其为候补之勋臣如秀才为候补之宰辅，其临（无府兵资格之）寻常农户如后世旗丁待左近汉民，直至太宗东征高丽，混取府兵资格，尚需金帛贿成。及承平日久，汉胡（等于文武）界泯，亦失其战斗力，有待于新归化蕃将胡兵代劳。宋人安能倒转历史时间表，强全社会退归较粗朴原始状态？

能行唐制者，反在辽金。其以种落临汉民，近乎五胡北朝压缩速成版，政治方面自蛮夷种落经贵族封建阶级社会入于官僚专制平等社会，军事方面则自纯部族军经猛安谋克兵农合一（酷似北周府兵、顺康旗兵圈地居乡、兼营耕战）入于招梁山为军。一入最后阶段，其对宋军事优势即荡然无存。

“孤秦陋宋”，秦政所以锄古典封建贵族，宋政则为消极收拾中世门第瓦解所遗之残局，故有陋而无暴，所谓“宋踵五代已坏之局”[97]。就组织力、社会凝聚力而言，门第不及贵族，观关东田项复辟反秦、关东清流翻案驱董、关东门第勤王拥高，真有一蟹不如一蟹之感，然较之近世绅粮，则门第居优。神武圈地邺都以养洛京诸坊，须顾赵魏名族颜色；洪武圈地苏松，吴绅鼓栗而已。北朝隋唐于政务与士大夫共治，于社会受士大夫歧视；明清则纯然“东风压倒西风”矣；两宋则为二者过渡阶段。

“合高度平等与行政集权于一者，临敌易降。”（托克维尔）

文明生于原始同质社会，有分化而后有文明。归于同质，即文明末路，斯宾格勒所谓“费拉状态”[98]，物理学所谓“热寂”。专制国家常为社会自组织功能丧失殆尽之日，止暴乱而维持社会之最后武器，无异发出求援信号：急需外界公共品生产者“输入低熵”[99]。

蛮族在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