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承北朝方兴之气

“六镇之乱”[55]之于元魏，袭用“永嘉丧乱”[56]之于典午脚本，而成败相反。洛邑公卿门第养六镇，即汉魏之加恩南单于、乌丸，以降虏熟蕃为备边主力，捍御其生番阶级兄弟，驯犬驱狼之政治版也。降虏，阿拉里克辈也，甚合汤因比之“外部无产者”定义，其心常异，一朝“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无产者联合起来”，则“压迫者必将发抖”“青衣衔璧何年返”“红粉哭随回鹘马”矣。自然士大夫并非白痴，儒家保守派尤重历史经验主义，驯犬之术与时俱进，甚合生态学“红色皇后”竞赛之义，而官僚化、集权化于此拉锯战中日益深密，酷似肝肾硬化于免疫、外菌拉锯中进展。蛮族阑入，于他国有反官僚、反集权功能，于中土无不为官僚化加速剂。作因于此，来者尚多，其中关键，皆在士大夫以“历史制造者”自任，以历史路径为实验原材料，且乎经验技巧日益老练。

六镇社会政治组织为“种落制”，即征服、殖民前之贵族封建，与先周、前辽、前金、塔西佗心爱之醇德蛮夷有若印刻。此辈一旦得国，自然反应即化家为国，循部落贵族家长旧制，论爵封土，自有成周规模、荷马英雄时代、西欧领主社会自然沉淀产生。文士（候补）-官僚（转正）阶级乃晚期成熟衰老文明千锤百炼之产物，非鸿蒙童稚所能胜任愉快。然则有士大夫阶级在，历史进程骤然加速，试管婴儿越子宫而呱呱坠地。华夏二期文明[57]以此得免千年黑暗之苦，汉土山河得免沦为地理名词，然则亦失却别开生面之难得易失机运。麦考莱云：“西欧以封建黑暗为代价幸免于戴克里先中国式路径。”

永嘉士人以附方伯，诸王争开府，招夷酋充选锋为急，其意态犹天下原不出吾辈手心，纵犬互噬，意在其主。虽江统先见[58]亦不过忧后汉羌乱重演，绝不信“动物农庄”真有现实可能性，及至天荒地变，居然被迫于“动物农庄”苟延残喘长养子孙，其创深痛巨有难言者。北朝士人无所依恃、无地可避，政治敏感性不能不内化入骨髓。

晋匈奴属国、魏六镇弓马称兵内向，原系早晚之事。彼以封建之习，敬骑士之花马上身先士卒、帐下敕勒悲歌，视文士官僚为无勇无德临阵而怯之妇人孺子、弄笔墨恃轻险用权诈夺沙场健儿血汗之劳者。洛京官僚则爱豪奢、慕风雅，以近日为尊、巧言为智，州县且不入法眼，边镇者，匹夫无品者、戴罪失路者收容所也。直“汝，家奴耳！”一国有两核心价值观，未有不决裂溃败者。

尔朱氏河阴屠杀[59]，重演匈奴屠各入洛之举，无非外部无产者“要扫除一切寄生虫”阶级感情之自然体现；而山东豪俊反应与之大相径庭。前者幸中央溃灭，庆地方解放，喜蕃兵之劲悍可为吾吞邻郡用，争相招纳，竟如“那时谁会信他们能有效治理一星期呢”？[60]后者乃于不足二年内，行齐鲁赵魏士族总动员。高封崔李诸大姓自前燕入邺、南燕据齐以来，以经学周旋南北列国，今则全体跨马控弦，号召勤王。天下汹汹，洛京其地如掌。

自关东诸名士联兵讨董卓以来，未有类此者。灵太后母子童昏乌足致此耿耿之诚，实北朝门第“不吃二茬苦”之最后底线凝固为阶级意志也。元氏懿戚列在州郡，欲效八王开府者众，招引外兵亦非所嫌；而山东豪俊互无统属，竟无应者，反拥首鼠奴贼高欢。其步调之一致，足见本非有爱于元氏。

所勤之王，乃在洛京所系之官僚集权制及其文治主义。“吴儿老翁”（萧衍）已据江东正统，北朝士族无路可退，铭记永嘉反面教材，“不计一切成本”即为诸公心术。“择明主”，病急乱投医，以高家父子之淫昏无志，得天下之易有若是者，曹公、寄奴真当妒杀。然自大族根本利益计，“殷州妥协”共同纲领业已诚实奉行，他非所计。

高齐一代二元体制，“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即晋阳胡化宫廷（不容废帝，“汉儿不类我”）惩其匹夫之怒，委政于邺都儒学世族。文宣一朝，“制度建设”斓然可观。隋唐虽出武川，官制刑政反以东齐为轴干，有其不得不耳。立制最能体现阶级意志，北朝儒门之集体定策，自太和至于天保，百年一贯，端在夺州郡强中央，以诠叙理清议。魏晋万众瞩目之中正渐沦闲职，吏部权倾天下，部曲退居后备，军府尽入考功，文法吏退出历史，儒化先于行政列为定论。隋唐之“老吏抱牍死”，始于魏世祖，成于齐文宣。魏齐隋唐四百年立国规模，实乃北朝士族政治遗产。

若“二度封建”“领主论”为实，山东豪俊当以皇室集权为假想敌，各据州郡，推动地方军事化、世袭化。勤王之日，此事无难。然察其所欲：自信有能力掌握一切文治；不畏集权，反以官僚机器为儒化汉化工具为我所用；视武化为必要邪恶；视握州郡而称兵内向之寒人军功集团、蛮族封建种落私军为主敌；为剥夺二者生存空间，不惜去一切私军，复归文治。此道确有实效，隋唐盛运之宪法缔造者，首在封隆之、李德林诸公，苏绰、苏戚父子尚居次位，隋帝唐宗不过摘果园工而已。

关陇门第身即政权，且系晚近历史人为制造，不足承载历史传统，能有文化遗痕尚在盛唐夺柄之后。山东士族承东京之旧，居人篱下，处境维艰。政治乃其生死存亡之急，而非习智求名之术，故所取皆在经术、法学、“罗马式”实用之术。其意态保守，重经验轻学理，留恋东京章句记诵之学，心疑魏晋新学；然智术不足驳之，仅得以就“学理一钱不值”之“社会效益论”自说自话。非但为南士所轻，后人亦不重其保守粗浅平庸常识之学。当时海内无限崇拜，人主呼为“天上人”，但求今生得见一面之名儒，于今不过乏味常识家，路人不知，六朝史外寻常史家亦不知，然此学最能为中等人沉默大多数说法，最适于庸德谨慎保守稳健之行政官而养国家元气。国事，庸浅芜杂同义语，为庸人设不为才子设，古今同理。

江东士类承魏晋主流，宽裕优越，以智术相尚。才人天然为极端个人主义者，非入文辞，即析玄理，不如是，不得尽其智，而阶级团结力、社会动员力有退无进。一入北土，皆有麟凤之望；身居南朝，居安相倾相忌，御外则丑态百出。玄晖（谢朓）、隐侯（沈约）、子山（庾信）、王褒、江总之流，于君国皆有惭德，其所为皆尚小智利己而不悯阶级利益。天醉之日，江左勤王者之险诈相倾，恰与山东大族之忠信不二成尖刻对比。南风不竞，亦由自取，然则弃实就虚，六朝或中古文学史，即等于江表文学史。北人若有若无，几同点缀。阴、何、庾、徐（阴铿、何逊、庾信、徐陵）所启者，即炀帝、太宗煽其焰，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广其流，武后、沈（沈佺期）、宋（宋之问）、玄宗总其成之近体诗。千秋万代，黄口孺子，谁人不诵“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杜甫《春日忆李白》），谁复知其为一代之顾秉谦、洪承畴、冯铨、张缙彦哉？

力不虚掷、功不唐捐，求仁得仁、种瓜得瓜，天道不常之变终无所移不变之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