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仁义而国亡[61]，天何为而此醉[62]

先圣之道，百家祖述，迄于魏晋，其脉渐穷。后王负救时之誉者，曹公武侯以降，无不意态萧瑟，有抱残守缺之态。政令猥杂，唯求速效粗安。新莽、清流执着国本、澄清天下之志，不可复得。自仲长统泣百王之弊，至符氏（前秦）、宇文氏尊经复古、用夷存夏，寂寂如长夜。究其细故，衰周诸子定策，犹如摩西遥指迦南，有志未遂，实天之所惠。西京政本，黄老、杂霸、醇儒，次第登场，信用相继破产。吾子吾道之不足恃，在所难掩，殊非“世无明王，途穷而后见吾子”自解。怎奈兵农钱谷之俗务不可一日稍歇，不能不以乡愿之“中道最大公约数主义”[63]填之。人类绵衍景长，端赖礼乐典章尚在，足以憩有生未生之愿景。文明之衰，无不自士人之道穷始，犹日之淹，犹根之枯，寒霜虽远，枝叶尚翠，而宿命已定，待绝而已。魏晋六朝，其太阳澌灭、阴影淹没大地所需之八分钟欤。

江左绍绪，大略言之，不外乎一旷日持久之道统政统退化史。上承东京胜流之文治政权，下启建邺陈家之战斗政权，其间则为坐食遗德、日渐萎弱之清流政权。清流之下，寒人武夫时时暴起，以霸术行兴奋剂政略，再四沦入清流名士柔性规训之手。曹魏、刘宋为其显例。每经一度霸术，必有片刻师武臣力之壮，而后继之以长久之虚脱，终至颓势甚于前朝。文治愈浅，则政统愈弱；霸术愈甚，则建邺政权愈有朝不保夕之叹。梁陈之变，陈武借洞、獠之力僭大位，径以无名编户之家姓为国号，破亘古易君，封号须据历史资源之成例[64]，汤因比所谓“内部无产者”之反攻倒算，至此功德圆满。陈亡，禅代政统所籍之汉魏故事亦亡。汉玺历新莽汉魏晋宋齐梁自若，独亡于侯景之乱[65]，为法统丧败添一注脚。或曰宝物存废，出于偶然，此不思之论也。设若继统政权仰仗文治合法性甚夥，必有或真或伪之玺复出，一如董卓孙坚故事，信之则真，谁复泥其所自？吴儿无玺而帝，不以为憾。政治社会不以为怪，亦无以玺为据自命正统者出，其间透露信息已颇可观。若非强人政治、赤裸暴力已入晚期，乌得至此？

萧梁励精图治，江左文物之盛，造极于是，史有定评。叔达（萧衍）肇基，已居末代士族政权之地，且集古典华夏之末路、浮屠新邦之流产于一身。其史传五色迷离、芜杂诡异，颇有时空穿越之慨，近乎畸胎学标本之纽结数亿年进化淘汰史遗痕器官。论其史者各据其一二，振振有词，无不有理有据而不足驳人，端在乎此。“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大似桀纣之君行其“死后洪水滔天”主义。然梁武刻己爱人，雅量足多，亦在所难诬。天水之前，万口同声，莫不颂其贤德而惜其凶终。魏玄成谥为“恭俭庄敬，艺能博学”（《梁书·武帝下》），颇征时代精神。[66]贺琛、傅奕之异词，曲高和寡，乏人问津。可留意者，贺、傅皆积世宿儒，明经起家，琛之致力《三礼》、奕之疏义《五经》，亦皆有《白虎通》时代活化石之慨，破碎支离不在普通法之下，置诸晋唐学术前沿，性理精微，因明简括，相去云壤。[67]时人目之为冬烘钝才、迂滞偏激，虽有直声，不足回人主之心、塞史臣之口。自温公（司马光）着意，尽翻成局，偏锋一变为主流。萧公佞佛纵戚之罪，始成铁案。此事关系萧梁者浅，印证时风世变者深。盖佞佛、纵戚二事（二者亦有伏脉暗通，容后论），就六朝民间文化、政治社会而言，非罪实功，士民视为仁义功德，籍说部变文流传千余年者，端在乎此。故而陈武收拾离乱，亦必效此。温公叹为愚不可及，自由思想家必将心有戚戚，然中古诸欧、日本史家之视虔诚者爱德华、天智天皇一流人物，正与六朝人士之视梁武同。可敬者比德[68]“醇德无瑕，斯亦不宜苟存浊世”之赞，恰系简之（姚思廉）、子山“行仁义而国亡”“天何为而此醉”盎格鲁版。贺琛、傅奕孤明先发，生不逢时，殆旧儒家辉格史观之以身殉情者，宜乎大受新儒史家青睐。

以后儒之见，“如露亦如电”“天国不在此岸”之政治失败主义，足以反证大一统帝国、士大夫理性主义、儒学保守主义真有济世救民之功，舍此不足为治。此论真伪可不论，然“政治低能足以唤醒古学复兴”之前题，衡诸欧、日史乘，难信而无征。伊拉斯谟之贤何尝逊于文中子，然则泛拉丁士大夫大一统主义终为春冰虎尾。此中要害，在于北朝诸胡何以一变而为颇有战斗狂热之原教旨尊经复古论者，以秕糠魏晋、宪章虞夏为志，士人、夏人、南人反而流连二氏。其间诡异，略同维金诺曼人自居罗马哲人元老，轻贱拉丁基督教徒为左道蛮夷。

钱宾四（穆）云：“五胡不如东晋，北朝胜于南朝。”五胡北朝之新邦，循前历史自然顺序，自部落入贵族封建制，贵族封建制入官僚集权制，其文明层次原与西周宗法甫健之际相若，故而亲周复古，顺流而下，毫不勉强。北朝诸儒，不过起催化剂作用，五胡君长实居主动地位。苻坚，尊经复古之政治理想主义先驱者；宇文邕，尊经复古主义之水到渠成者。魏孝文（拓跋宏），华夏正统主义之浪漫派播种者；隋文（杨坚），华夏正统主义之犬儒派收割者。东京六朝之晚期文明，循后历史衰变顺序，自清流激进主义入士人寡头政体，士人寡头政体入强人赤裸暴力。苟无外患，待其门第尽而政统亡，继之者不外乎马穆鲁克式军事平等主义僭主政体。梁陈之际，此类政体竟有雨后蘑菇之盛况，横行江左，乍生乍灭。

南朝社会的鲜明特点，在于神职、武夫物望之盛，有凌驾文人政府之势，为古典华夏、近世东亚所罕睹；然则衡以中古诸文明，实属正常，反衬现华夏文明之特殊性。二者皆与士族寡头主义有关，大凡政治社会封闭、士庶分明之际，寒人有才有志者，文则为僧，武则为卒，可望以其智力勇武博出身，不拟于文人政府浪费精力。故而神职、军职，一变而为中古平等主义堡垒。大凡高级宗教，无不轻视俗世贵贱，神职之社会平等化功能，中外略同。中西之别，仅在于士人寡头为后历史假贵族，有垄断之实而不能发挥前历史贵族骑士之军事职能，因而终须仰仗官僚制而非封建制为其特殊势力张本。中古历史之三岔口[69]在此，路径依赖既成，其行愈远，愈有积重难返之慨。

唯其如此，六代思辨之盛，远迈先秦，其后莫能超越乃至接近，皆佛徒及佛化士人之心血结晶。余风播于初唐，其后则衰，恰与社会平等化曲线相对。胡适之“宋以后和尚皆不读书”，实肇于是。无奈藏晖室主人拘泥自由思想家立场，必欲视浮屠为病魔，竟至自蔽其视野。科举平等主义既兴，即成政治通货膨胀之源。文化基因多样性，每经易代，必有一度扩张。千军万马，独木桥上；用智之地，唯权术耳，余才注于文艺辞章、随笔小品、短小平快、急智灵才可办者。凡用宏取精，非逻辑严密、体系完备不可者，大抵皆衰。民族文化之黑屋、矮檐退化效应，顺流而下。明王扶之且不能起，无须霸君施暴。神职、军职于列国皆为文武精英所聚之地，独于吾华沦为社会游民养济所，元帝“文武之道，今日尽矣”之叹，虽别有寄托，衡诸世变，仍不啻为卡珊德拉预言。

“功利短视”“酷爱和平”二庸德，忝为晚期文明顺民与生俱来之胎记。其实贵族集团往往压制自由，然以其自身性质，断不能灭绝自由。平等与专制结合，反而最有破坏社会文化基因多样性之功。平民化另一天然弱点，在于所计者短，仅及其身家，无所爱于法统，故而于无形态僭主政体，最乏自然免疫力。未若贵族特殊利益纯系人为，维护法统敏感性极高，虐民虽实有之，反而易于抵御无形态权力。吾国文宣家所云“封建罪恶”，十之七八实为僭主之恶，而专制平等化为其远因，医之以变本加厉之专制平等化，何怪乎不起？

梁武与齐同祖，入宋已镇淮阴，昭明、简文、湘东（萧绎）皆文坛健者。辞章体例，能自我作古者，萧公以降，次第无人。任君才堪记室，萧公难任骑兵。江左文化烂熟之兆，历历可见。流民渠帅武运将衰，不足以保障江淮，故而武、元难父难子皆不得不以北来降人为军事支柱。行之善者，犹贺拔胜恩及南兽、王僧辩忠存帝子；行之不善者，则社稷为墟。此间背景，在于永嘉之乱余波渐落，社会性武装集团迁移渐成绝响，北朝郡县化结穴收功。自此，南朝军事资源枯竭，吴兵轻锐、伧楚剽悍，亦成历史名词。而南士自组织能力（就六朝而言，组织能力=宗族自治能力=礼学水准）衰靡，较之僧院再组织能力，不免相形见绌。江陵陷没，梁陈各战斗政权不复有组织士人文治政府之意，舍军需征发外，不知有治，甘弃养民教民之政于浮屠。陈武（陈霸先）开基君臣名讳小号几同异种，映射民间小传统已成断线风筝，而以战利品再分配为国家正供，历武、文、宣三朝不改，竟能安之若素，亦陈国独有之事。侯景之乱，原不过苏峻、祖约之翻版，而王纲解纽、文武道尽，一至于斯！若非南朝社会基层久已异质化，殊难有此诡异。

梁武施治，以释化儒，用内典慈悲之义、外教好生之德，潜移刑宪。自河内司马氏以礼学入法，除当涂肉刑复古苛政以外，存心于刑法人道化者，莫过于此君。治道常为政制探路先锋，其易帜多在政制更化数百年前；司法常为政制保守内核，其景从多在政制更化数百年后。就儒化而论，贾生、董子即其治道先锋，而政制尚用杂霸。待新莽复周政、光武行柔道，政制儒化始定，而狱政犹出文法吏。儒吏短长，纷纭汉魏。典午以礼入法、移孝作忠，司法始与秦政诀别。儒学和平渗透，先于思想（兼并百家），次于政典（退法用礼），终于社会（儒化家族），固非易易。其间且有曹魏之反复。浮屠阑入，则先于社会（汉魏祈福之教），次于思想（六代因明之学）。梁陈之际，甫入政典，乃不旋踵而败。舍释氏自身弱点外，未能于五胡云扰之初，掌握贵族封建制嬗变关键期，以胡僧-胡骑封建共同体阻止官僚-郡县制重现北国（有此重现，则为收兵源税源计，灭法固早晚之事），最为紧要。似此，则北疆列国封建体系将为定局，南朝释化将有数百年余裕渗透成熟，异质文明亦可不致流产。弱国家强社会之下，兼并一统甚难。通古斯系、氐羌系、僚瑶系渐行渐远。东亚将有复数之二期诸文明，而非单数之新儒化官僚国家-三教混融体系 [70]，后者固无不以扑杀歧异为偿者。自然，欲取青春文化炎炎之气，必不能安享天下国家太平之福。末人俗民早习晚期文明之庸福，亦必不能受自由之苦。其虽大而必小、虽强而必弱，自食善因之恶报，尽在不言中。

附注：

朝代更迭是中国历史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历史的特殊性，但朝代的更迭和隐藏在朝代背后的政治-社会变迁并不一定同步。有时，朝代并未更迭，社会已经发生剧变，唐朝中叶就是这样。有时，朝代一再更迭，政治-社会结构却始终维持原状，甚至前后几个政治上相互竞争的王朝，在社会意义上其实是同一个集团。南北朝时期，这种现象尤为突出。西魏-北周-隋-唐的统治集团全体出自北魏戍边六镇的武川镇，以至于赵翼惊叹此地为“王气所钟”。

东晋-南朝前期（宋、齐、梁）的偏安政权，也就是诗人庾信（子山）在《哀江南赋》中提到的“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也属于这一类型。建康诸帝的政府，在社会意义上是北来侨姓士族对吴姓和寒门的统治，在种族意义上是侨、吴新旧移民对江南土著的统治。客强主弱是江东社会-种族结构的主要特点。从秦汉征服到永嘉东渡，军事殖民呈波浪式推进，每一次都增加和强化了原来的分层结构。

江东从来不是华夏民族的核心区，秦汉在这里设置的郡县具有明显的军事殖民性质。秦人置诸暨，戍卫贡道（山阴道）的安全。岭表（天台山外的浙东）地形、种族复杂，置之度外。东冶、东瓯孤悬化外，被土著彻底消灭。取代秦郡县的闽越、东瓯王国是纯粹的百越土著政权，而不是南越那样由华夏统治者和百越被统治者组成的军事殖民政权。汉武帝用“迁其民而墟其地”的残酷政策对付这些热爱叛乱的土著。地方制度比文字记载更加说明问题：西部都尉镇抚钱塘、东部都尉镇抚鄞县、南部都尉镇抚回浦，秩同太守，制同属国，这是汉家对待西域、西羌的军事监护制。

到东汉时期，荆州在长江南岸的四郡集中在湘、沅二水口岸，内地，更不用说山区，布满了洞、蛮、溪[71]、楯[72]之类名目繁多的族群。扬州刺史坐镇淮南（寿春），称他的大部分辖地为江表（江外），而不是江南，车驾时时入洛，极少过江（刺史本来是巡视监察官员），无意中流露了华夏本位主义者对化外之地的真实想法。晋安（今福州）唯一的作用是供南下交州的海船停靠、补给。东汉大儒王朗（的确被孙策赶出江东，但并不曾被诸葛亮骂死）就走过这条路线，他和其他汉代学者一直对两个问题深感困惑：第一，福建是海岛还是大陆？第二，福建土著是人还是蛇？

华夏核心地区的儒化和文治日益成熟，汉光武罢郡兵、晋武帝罢州兵，都是这一进程的折射。但边区不在这些诏令所指范围中，仍然沿袭战国、秦汉旧制，守、尉敌体，方伯例兼虎臣。一般人不大注意：江表居然是这些边区中最大的一个。孙吴政权就是地方武吏和土豪的结合，绥靖山越是它的主要政绩，军事殖民性质往往凌驾于割据性质之上。自建安五年（200）至嘉禾六年（237），吴人卑词事魏，干戈内向，几于无日不战。诸葛恪开新都郡，获得十余万壮丁。鉴于东吴全国军队不过二十余万，动员五万以上军队的战役极少，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

永嘉东渡使江表社会结构更加复杂。侨姓移民构成建康诸帝的政权基础，孙吴政权贵族世家的后裔顾荣、陆玩等人虽然采取了妥协态度，但还是渐渐被排挤到边缘。中原士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后来居上，垄断了中央政权和州郡要职。中原流民渠帅郭默、蔡豹、苏峻构成建康政权的军事骨干。京口北府（徐、豫流民的据点）“酒可饮，兵可用”，在谢玄手中拯救了东晋，又在刘裕手中毁灭了东晋。淮右军事集团（来自宋明帝一朝北魏攻占的广固、彭城的流民）在萧道成手中毁灭了刘宋，雍梁军事集团（关陇流民的据点）在萧衍手中毁灭了萧齐。

东晋末年以后，门户之见日深，吴姓只能担任地方低级官吏，南人最后一次（陆玩）拜相甚至被南朝君臣视为反面教材。但他们仍然各拥部曲、私军，在洞主、蛮酋这些非华夏的精英阶级面前以征服者自居。据陶侃称，洞、蛮、溪、楯受到的勒索是他们不断叛乱的原因。平蛮战争与六朝相始终，（宋明帝一朝内战时）浔阳政府的最高军事统帅刘胡和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都是在平蛮战争中积功起家的。

吴姓往往对侨姓政权充满了嫉妒和仇恨。周札（周处的第三子）诅咒顾荣不该将这些北方蛮子（伧楚）放进江南，但顾荣能够看到他看不到的东西：五胡暴起，华夏政权已经无力维持武力优势，因而强调正统性和历史继承权是它仅有的生存机会。然而吴姓无论文武，在六朝之始（孙吴）之末（陈朝），都表现出边区军事殖民社会精英的先天不足，几乎无力组织一个像样的文官政府，更不要说维系全国物望的正统政府了。

孙吴早期就是一个没有法统的军政府，甚至连军队都无法与诸将（几乎全是土豪）的部曲私军相区别。它后期的丞相和中央政府也仅仅是门面，顾雍等人的政府和他们派出的刺史从来不能对地方政府实施有效治理，地方政府始终掌握在都督（吕蒙、陆逊）或土豪（士夔）之手。都督和土豪区别不大，都依靠自己的部曲，前者只是得到朝廷名分、与君主的私人关系较好而已。相比之下，诸葛亮和蒋琬能随意任免蜀国全境文武，王朗和高堂隆能维持汉朝相权与监察权相互平衡的法统。不难理解，为什么正统性之争发生在魏蜀之间，而孙吴政权甚至从来没有要求过统治全国（野心最大的时候也只要求瓜分东方各州）。可以说：土豪联盟政权不能想象，也不欢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这跟它的边区军事殖民性质大有关系，西周封建与周人封建（军事殖民）殷商东土、欧洲封建与日耳曼人封建（军事殖民）罗马南国也有同样的关系，类似进程在世界历史上发生过多次。

东晋南朝之所以能维持“汉魏衣冠”的正统性和历史延续性，比五胡十六国和北朝更具备中央政府的合法组织和声望，的确必须归功于侨姓士族（王谢芝兰玉树）的政治经验和文化传统。这些人在血统、学统和政统上都是东汉清流士大夫阶级的直接延续，汉魏晋宋齐梁一脉相承的正统性就体现在这批士大夫阶级的历史延续性上。“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而百年一主”实际上是在说：南朝以士大夫为统，以君为辅；北朝以君为统，以臣为辅，政治上相互敌对的各王朝都必须主动接受侨姓士族确定的法统才能实施有效统治（表现为“王谢百年卿相”）。魏孝文帝明知南朝法统对绝对君主个人并不有利，仍然只能把南朝作为他汉化改革的样板，因为这是北朝争取正统性的唯一途径。

“士大夫非天子所命”是侨姓士族特有的自信，其现实基础依赖于两者：继承汉魏文化政统和保持侨人军事优势。如果比较一下统治英格兰的诺曼贵族如何精心保持法语对撒克逊语的统治和贵族对撒克逊人的统治，以此为资本控制国王，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南朝的特殊性——在大一统官僚帝国主导的中国，这些特点出现的时间不多。陈寅恪先生提到疑似鼻炎患者谢安因为擅长“洛生咏”（东汉洛阳太学生口音）而受到士大夫的追捧，就是“正统性焦虑”的投影。与东晋同病相怜的南宋也同样热衷于保护汴京口音和面食，而占据中原的明朝却丝毫不在乎汴京口音，北宋也同样不在乎长安口音。

运用社会阶级分析法，“金陵王气”其实就是侨姓士族政治共同体的文学表述，他们的衰亡就是南朝的穷途末路，但也只有他们的衰亡才能给受他们压制的寒门浪人、吴姓土豪和蛮夷酋领创造一个（南朝灭亡时）回光返照的机会。结束南朝的陈霸先军政府就是以上三者的联盟，其表现酷似开启南朝的孙权军政府。

侯景之乱是南朝灭亡的契机，但不是根本原因。建康政权以前经历过类似的苏峻之乱、姚襄之乱而能够恢复，但现在不能，主要原因在于侨姓士族的政治组织能力和军事资源已经枯竭。

儒家的政治组织资源凝聚于经学和礼学，前者维系国家，后者维系家族。汉代学术重心集中于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袁绍、刘表都是经生），魏晋则转入礼学（琅琊王氏以礼学传家）。与此同时，帝国衰微、宗族勃兴，绝非偶然。经学和礼学就哲学和宗教而言粗陋不足道（陈寅恪先生说，中国像罗马，只重实用政治哲学，缺乏精深远大之思，就是这个意思），远不能与精妙的印度哲学和宗教竞争。南朝士大夫醉心于佛理，君主和人民沉迷于佛教。儒家保守派在理论上根本不是佛法的对手，却能正确地指出佛教泛滥在财政上和军事上的灾难性后果。不过，从萧衍、陈霸先舍身同泰寺的壮举或愚行看，南朝社会印度化的程度已经超出儒家的控制能力。

北朝士大夫受印度化的影响远不如南朝，主要是享有“落后优势”。很明显，天下大乱时能够及时逃跑的人肯定是政治上或文化上地位较高的人，留下来等待宰割的只能是落伍者。北朝士大夫就是落伍者，因此他们理解不了精微的佛法所包含的先进文化，只能保守东汉经学的陈词滥调。苏绰父子和武川军事集团的政治同盟就以儒家经学的“周政复古主义”为基础，所以这个新王朝才会名叫“北周”，而且复辟了《周礼》制度和《尚书》文体。历史学家公认：隋唐制度就是西魏-北周的直接延伸，考虑到经学、礼学本来就是汉儒为大一统官僚帝国设计的程序，这一点丝毫不令人奇怪。佛法在哲学意义上的高深至今还没有被超越，但它肯定会造成一个遍布寺院、世俗政权极为软弱的政治社会，与中古欧洲、近代西藏、武家日本颇为神似。这样的社会势必分割其财政和人力资源，因而在技术上无法维持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只能渐次瓦解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封建贵族政权，罗马帝国和平安时代的日本律令国家就是这样走向封建和分裂的。这条历史路径比官僚帝国更有利于近代化，但顺民必须放弃他们热爱的大一统太平之福。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这也是一个例证。

南朝的军事资源，如前所述，依靠北方流民南逃，宋、齐、梁三代都依靠这些军事集团起家。这些人的军事素质明显优于吴姓土豪，原因就是五胡掀起的大战远比讨伐山越、洞主的零星游击战更为酷烈。不妨想象一下：将卡斯特将军打败印第安人的部队送到俾斯麦和毛奇面前，把法国的印度支那殖民军送到希特勒和古德里安面前，会引起怎样的军事灾难。侨人武装对吴人、吴人对土著的优势，主要原因不在于中原霸权主义的剥削压迫歧视（尽管这些现象的确存在），而在于人类的永恒法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随着北方恢复和平，南朝军事资源日益枯竭。陈寅恪先生指出，梁武帝完全明白正在来临的危机，采取了重用北来降人的政策，但颓势已经无法挽回。东魏的高洋政府正确地预见到：侯景虽然在北朝是败将，在南朝却足以造成极大的破坏。从萧梁各镇勤王大军面对侯景孤军的可悲战绩，以及梁元帝的江陵复辟政权面对西魏干涉者的外强中干就可以判断，南朝军事集团已经衰败到什么程度。梁元帝的遗言“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虽然有个人负气的成分，却颇为精要地概括了侨姓士族政权（汉、魏、晋、宋、齐、梁一脉相承的正统性）在政治（文）和军事（武）上的破产。

陈寅恪先生指出，萧梁的失败不同于晋、宋、齐的朝代更迭，而是南朝整体的失败。当时的士大夫完全清楚其中意义。诗人庾信喊出了“天何为而此醉”的绝望，史家姚察记下了“行仁义而国亡”的悲情。不可能，上帝错了、历史错了、圣人错了，事情不应该这样！他们都是南朝入北的遗民-士大夫，然而生而为北朝臣民的文中子同样没有忘记：礼乐在东晋，随南朝俱亡。他们知道，以“汉魏衣冠”为象征的第一个中国——纯粹的华夏文明——已经“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他们生活在“北代神君、阴山贵种”统治的第二个中国——冒牌的隋唐文明，注定是永远的异乡人，流亡永远不会结束。

在侨姓士族政权的废墟上，寒门浪人、吴姓土豪和蛮夷酋领可以扬眉吐气了。然而，这些缺乏法统和内在纽带的力量只能维持一个勉强的“战斗政权”，而且战斗力还不如侨姓萧梁政权。它的幸存不是因为自身的强大，而是因为北朝的统一尚未完成。只有两种“假设历史”能够拯救南朝：佛教像基督教瓦解神圣罗马帝国一样，破坏北朝大一统官僚帝国的生成；或是外部干涉者像英格兰一样，精明地运用其力量，保护“欧洲的自由”或欧洲的分裂。但是，如你所知：东亚世界没有得到，也很可能无力承受这样的机会。

在南朝的残余爝火上，浪人冒险家陈霸先粉墨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