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马可波罗”之后

沃勒斯坦、弗兰克之“亚洲中心论”，泰半依据明清史料，以白银输入为发达，适得真相之反。[116]明之用银实乃金、元、洪武三朝官家纸币信用破产之无奈双输。初，宋之铜币信用极佳，岁岁阑出，以致铜料短缺，奸民私毁铜器铜钱出口皆为重罪，终至官府管制一切铜器作坊，而宋钱出土东非者[117]巨万。此货币输出（非输入）方能证实经济中心，与后之全球好藏美元同义。

唯于此种背景下，民间纸币始能产生。此时官方通胀法仍不出汉武、戴里克先之劣币、大钱二术，限于金属铸币技术问题，贬值自有限度。蔡京行新法，造当十大钱，已尽所能，而造纸、印刷两大发明结合为纸币，官方且无须如私商顾信用，国人不免于享受历史最早之恶性通胀。马可·波罗盛赞大汗纸币之便，满载东土软实力西归，不及见元末钱法之滥。洪武得国，一切反动，厉行小农本位主义，痛斥宋、元计臣为奸邪，独于宝钞爱不释手，给赏支俸皆用此，视同沈万三聚宝盆。未几，宝钞市值不抵面值百二，工商失业，贫民饿毙。

明祖父子皆有布尔什维克性格，好大喜功而拒付代价，于是计臣苦矣。奥尔忠尼启则[118]行五年计划之妙术，端在以左轮指总工程师头颅数一二三。明初之计臣多诬死，存者如夏原吉亦系铁练办公，为成祖渡漠、郑和西行筹款。明此，方能理解洪、宣后儒士翻身，恨郑和入骨，必毁记录以绝其根。小民之实力尚不如儒生，翻身非彼敢望，唯行消极逃避术，见官纸币而远之，创造最先行纸币之奇迹不及三百年，再创最先废纸币之更大奇迹。碎银一切不便，唯一优点在剪切易，官方无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