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远东革命的指挥权

列宁在世之日，革命/间谍机构（二者没有明显区别）分为三个系统。其一是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契卡，后来演化成克格勃。克伦斯基为了表现临时政府对民主原则的忠诚，不仅裁撤了情报机构，连治安警察都解散了，大大减轻了列宁推翻他的困难，提供了教条主义的反面教材。捷尔任斯基则恩威并施，强迫沙皇的特务首脑瓦西里耶夫及其干部加入契卡，迅速提高了契卡的专业水准。菲利克斯同志自豪地说：“收买的金额是相当高的，把一个人推下台阶那一瞬间的满足感是过去从没有过的。”

44 其二是托洛茨基的“红军参谋总部第四局”，比契卡和克格勃更接近旧式情报机构，以对外间谍活动为主，不大卷入内部镇压。托洛茨基倒台后，该机构沦为重点清洗对象，几乎陷入瘫痪状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稍稍恢复元气。其三是季诺维也夫 45 的共产国际，汇集了全世界的革命浪人，为他们提供资金、训练和各种白手套，将德国总参谋部对列宁的投机制度化。季诺维也夫垮台后，共产国际日益沦为克格勃的附属机构。最后，三大系统全都落入斯大林和贝利亚手中。

较之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的主要特点就是迟钝、谨慎和保守。他的导师和朋友正确地指出：他是一个缺乏远见和想象力的角色，但比其他人更愿意干脏活、累活。他是十月政变的非重要反对者，并不令人意外。他在列宁死后的岁月，负责组织和人事工作，在推动世界革命的大战略中，始终比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谨慎得多。他只有在从事内部清洗和镇压的时候，出于“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谨慎心理，才表现得貌似激进。十月政变本属赌博性质，成功主要依靠侥幸，结果却变成了领袖的英明和必须效法的传统，效法的结果自然是败多胜少。于是越积极的负责人，造成的失败越多，嫡系班底的损失越大，反倒越有可能因为实力损害而沦为替罪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先后落到了这种下场，而他们鄙视的“庸人”斯大林却笑在了最后：演化优势往往不属于善于捕猎而成本过高的物种，反倒属于低成本低效绩的物种。

远东革命的指挥权从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手中，逐渐转入斯大林手中；革命路线相应地由充满阶级仇恨（或浪人反社会心理）的盲目破坏，演变为老奸巨猾的冬虫夏草策略（病毒感染宿主并取而代之）。这一过程用革命史的术语描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用演化论的术语描绘，就是传染病和宿主在免疫微环境的共同演化。“统一战线”，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的意见：“就是在没有手枪可用，又必须消灭敌人的情形下，就要制造一个拥抱敌人的机会，在拥抱中用双手扼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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