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共产国际对中国支部的拨款

远东书记处在远东共和国的掩护下，完成了中国支部的草创工作

74 。1922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成立东方部 75 。1923年1月，东方部成立远东局 76 。列宁解散远东书记处和远东共和国以后，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远东局外交科和西伯利亚局接管了他们的许多职能。在此之前，远东局以白俄侨民和东正教会为主要渗透目标。他们的成绩包括：天津大学教授、李大钊的招募者包立威，北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出版的法文社会主义报纸《Journal de Pekin》编辑伊文，俄罗斯通讯社北京分社主任、符拉迪沃斯托克报纸《遥远的边陲》编辑霍多洛夫，汉口的俄国汉学家伊万诺夫 77 。西伯利亚委员会通过全俄中央合作总社支付他们的活动经费：北京交给伊万诺夫，天津交给包立威，上海交给考夫曼 78 。维经斯基在远东局期间，该机构每年拨给中国潜伏小组的经费是六万美元，计划外支付（包括地下交通线开销）两万美元，俄罗斯远东后勤支出两万美元。土著代理人每年可以得到九千六百美元差旅费和着装费，照民国初年的生活水准等于发了一笔小财 79 。

中国支部在其成立的初期，渗透范围还非常有限，经费在共产国际的拨款当中所占比例不大，但每年都在稳步增加，直到争夺上海的斗争白热化，才具备独当一面的资格。

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十分明确，经费主要来自“国际协款”，自募党费仅千元（月均不足百元），不足百分之六 80 。

1923年4月30日，陈独秀打收条认领共产国际寄交中共的四、五月份经费1000墨西哥元。5月19日，再认领2940港币（折合3000国币）。7月10日，莫斯科汇款1840墨西哥元，专用于抚恤二七大罢工罹难者 81 。

1923年6月中共三大，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中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 82

中共三大一结束，马林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党现有党员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应指出以下情况：一、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二、因此，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三、党内的财政管理状况至今不明。四、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几乎没有联系。党是个早产儿……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党早产并过多地依靠外国的资金维持。” 83

1924年，中共月均得俄款约3000元；1925年预算月领2250元，四月起增至3650元；1927年月均收到30000元以上；1928-1932年，每月预算50000元左右。1927年以后，每年仅用于“特别费”一项，中共就得到几十万元上下。如1927年组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得俄款约30000元，开办党校得50000元，七至八月为解决湖南农运得款50000元，九月准备秋收起义得款10000元，十二月为广州起义及善后得援款近100000元。1928年底，毛泽东搞秋收起义，章士钊也为他筹了20000元。这即毛泽东厚待章的出处之一 84 。

1926年5月20日，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想方设法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和资金援助。” 85 1926年以后，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预算已达每月六千元。1927年再增军费预算每月一万二千元。1927年7月5日，共产国际为复兴湖南农运拨款三万九千五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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