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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短兵相接的时代
3. 共产国际在广州、华北、满蒙的网络
共产国际在斗争中日益成熟,驻外机构日益正规化。《1925-1926半年度在华军政预算》的支付名单包括密探薪水、差旅费、交际费、邮电费、汽车费、医疗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军事组开支,国民党政工人员和党部学校经费,冯玉祥国民军和内蒙部落津贴。各项经费都以美元支付,不再允许工作人员自行销赃补给 115 。大多数苏联密探的月薪在一百美元到三百美元之间,相当于数额两到三倍的大洋 116 。土著密探的待遇通常不到白人同侪的四分之一,但仍然足以傲视普通公务员,吸引了许多大学生或“新青年” 117 。当时北京的中产阶级只要每月有八块大洋,就可以生活得非常体面了。教授和高级公务员可以得到超过一百美元的月薪,但各项杂费都不能报销。与此同时,苏联人如果不是党员干部,就要住在不足二十平米的公寓内,在五家合用的厨房内吃配给黑面包,生活质量远不及老北京的中产阶级。斯大林麾下的“土鳖”新干部只能满足于国内的等级特供,不可能不怨恨老国际主义者在资本主义世界享受的硬通货生活。后者一旦失败,就会明白嫉妒的力量。
华北不同于广州,没有国民党既存的网络可以接入。共产国际不得不替国民党建立党部,然后依托党部建立更加外围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的主要功能就是为共产国际搜集列强和军绅政权的情报,规模和效益都超过了人类有史以来的任何其他情报组织 118 。李大钊主持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主要班底都是共产党人。“所有工作皆守常(李大钊)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守常。” 119 1924年12月19日,维经斯基在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中提及:“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北方和满洲开展工作,两周前我们成立了党中央北方局,有7名负责同志参加该局工作,其中有张国焘、谭平山和瞿秋白同志。局址设在北京,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归来的同志几乎都担任负责工作,工作完成得很不错” 120 。著名的《北方局致林森函》(中文极要第七十八卷)写到:“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在怀疑中。现在,我们解释如下。白芳渠并不是有这样一个人,是北方区的代名词。自然,北方区是CY(共青团)的组织。葆亭,就是保定。支校,就是CY的特支。” 121 北伐前夜,国民党北京、上海执行部和热河、直隶、山西、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党部筹备处都已落入共产党人手中 122 。“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中国共产党)。” 123 国民党内的三分天下,共产党人已据其二。“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务,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 124
满洲和蒙古更不同于华北,苏联的outlaw(法外)身份给共产国际的渗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日本发现自己如果谨守条约维护者的本分,就会越来越深地陷入坐以待毙的窘境。1926年,日本驻奉天领事开始敦促霞关重新考虑东北亚政策:
“苏联方面遂拟利用冯玉祥……合组行驶于张家口与库伦间之汽车公司,并在蒙古经营专卖鸦片及出口货等事业。故苏联钱币在张家口、绥远、甘肃均可自由流通……难保将来不无发现第二第三郭松龄。昔巴尔干半岛为欧战之导火线,而东方不靖之原因,或将为苏联所导也。我帝国之将来命运,目前唯有保存实力以待天命耳……虽自郭松龄变乱后,日本得保证在满蒙特权之预约。然外务省与陆军省对此之意见纷歧,难免人民不无怀疑。愚意两省成为两党,不特与政治之规定有所抵触,于国家之前途,实呈悲观之象。故对满蒙政策应依确定轨道,改变政治方针。唯现在吾等究应实行何种政策。此则非余所敢独言也。现是所可虑者,即苏联在外蒙所施之政策及其势力。吾等殊无法以反对之故,吾国对华之根本政策,急应从速改变,并设法预防将来可能发生之战事,以保存本国之地位。” 125
#第二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