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抗战建国”的虚构
只要战争的骰子仍然在空中转动，所有各方都用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解读。对重庆的蒋介石集团而言，战争可以弥补自身的双重不合法性：北伐作为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战争，肆无忌惮地践踏了辛亥以来一脉相传的法统。蒋介石依靠军方驱逐胡汉民和汪兆铭，又粗暴地践踏了三民主义党派的正统原则。训政需要党权，宪政需要国会。前者对蒋介石不利，后者对国民党不利。蒋介石如果将革命战争转化为护国战争，就有希望通过全民战争产生全民领袖的需要；如果借助对日战争消灭旧中华民国宪制内的众多部分主权实体（quasi-state），就有希望通过大中华国族主义开发华夏文化圈的历史资源。战争伤害的范围越广，重构历史记忆的需要就越强。
战争爆发以前，诸夏由众多膈膜的小团体组成。大多数团体对待遥远的中华民国，犹如对待古老的朝廷。朝廷和天灾一样难以抗拒，但根本上属于异类。中华民族或任何建构想要打破这些膈膜，都必须首先摧毁这些小团体。流亡重庆的下江人首先发现自己“属于”中华民族，否则就会沦为无家可归的浪人和难民。他们从此别无选择，必须以抗战-建国为借口发动革命-征服，瓦解巴蜀士绅军官和西南蛮夷部落，将总体战结构深入到原有社会的废墟内，才能将自己的行为正当化。中华民族原先只是众多可能存在的未来路径之一，此后就是证明自己正确的唯一途径。“抗战建国”自动转化为“建设新中国”，实际涵义就是通过虚构旧中国，锁定未来的路径选择范围。意识形态的创新弥补了正统性的欠缺，如果蒋介石的发明获得胜利，“下江人的流亡”就会自然形成新民族的诞生史诗，介于《伊利亚特》和《出埃及记》之间。
建国神话有自身的逻辑，很难接受一部分而排除其余部分。共产党取天下以巧诈，以致于没有积累到建国神话的最基本元素，不得不剪贴拼接苏联、日本和国民党为自己不同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建设新中国”和“虚构旧中国”的核心程序，结果在《出埃及记》部分留下了难堪的空缺，只好发明更加脆弱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作为无产者的瓜菜代替。民族英雄蒋介石的形象塑造通过SM式感情炼金术，熔铸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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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的国民代表大会流产后，1938年3月的国民党临时代表会议通过了《抗战建国大纲》和《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国民参政会处在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中间状态，发挥了联接统战外围和党国核心的纽带作用。虚拟共同体（中华民族）像机车喷出的烟雾，保护和遮蔽了真实共同体（国民党）。中华民国与国民党不可分割，新中国和新三民主义不可分割，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不可分割。重庆流亡政权相信，这样的三层次锁定足以造成法统虚位，给革命党的社会重组计划提供充分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