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南京的党统与北京的法统

汪兆铭集团在新三民主义阵营内的生态位，酷似托洛茨基集团在列宁主义阵营内的地位。他们看到迟钝的庸人篡夺了领袖和先知的遗嘱，惊愕的程度仿佛希律王的子孙穿上了所罗门的靴子。他们不希望在党权在重建社会的使命完成以前，就让名义上的“行宪”变成革命半途而废的借口。他们的党治理想非常接近苏联意识形态专家痛心疾首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但他们自以为完全有能力继承列宁主义的组织优势，同时无需付出残酷斗争的代价。历史如果赋予他们较好的机会，就会产生酷似纳赛尔主义和庇隆主义的左翼法西斯国家。抗战爆发前的十年，他们彷徨于不同的军事集团之间。每一次失败都降低了他们下一轮讨价还价的地位，越来越依赖汪兆铭的个人形象。

汪兆铭不大依赖他的集团，也不大照顾他的集团。自恋的诗人沉溺于拉马丁和十二月党人的浪漫镜像中，一向没有怎么缺乏过自愿投靠的追随者。他看清了蒋介石策略的隐秘期望和致命弱点，对蒋介石的道德和智力都没有多少尊重。他能够容忍机会主义者占据权位，只要能保障自己珍爱的记忆或幻觉；但如果黄雀在后的篡夺者连导师的意识形态遗产都要吞没，不合时宜的骑士之血就要重新点燃小资产阶级文人的虚弱薪柴 104 。他如果不能拯救国民党，至少可以死在蒋介石断送国民党以前。他的策略如果配合国民党的全部实力，确实可以实现辛亥泛亚大同盟的理想主义，但由于这一点根本不可能，他只是发挥了分裂国民党的作用。南京国民政府的左派倾向吸引的匪谍比重庆更多，尤其在国共合作从未中断的情报机构。汪兆铭企图阻止的，都由周佛海、潘汉年和李士群加倍地做到了 105 。

南京国民政府的组织最初亦步亦趋地继承“以党治国”的1928年原则，召开了平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整理党务案》，否定了1939年1月1日以后的蒋介石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将总裁制和蒋介石的总裁职位一起撤销了，通过了具有训政时期基本法性质的《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关于授权中央政治委员会案》、《关于尽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制定了政策指导文件《决定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汪兆铭政权希望坚持北伐和训政的正当性，以1923年宪法为主要假想敌。他们之所以同意在《日华基本条约》中做出重大让步，就是为了购买日本的支持，压制北平的五色旗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勉强放弃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国会重开的希望，换取了“中央政治会议”三分之一的席位和最终“实施宪政”的承诺 106 。“中央政治会议”的地位相当于同时的“国民参政会”和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包容性大于仅仅属于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1940年的中央政治会议产生了孙文设想的五院及其《组织法》，批准了训政时期的人事任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汪兆铭、院长褚民谊，立法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长温宗尧、副院长朱履和，监察院长梁鸿志、副院长顾忠琛，考试院长王揖唐、副院长江亢虎。汪兆铭个人的宪制理想和1930年代的痛苦记忆体现于军政和军令系统的分离，保证了南京国民政府不可能重新出现蒋介石式的“委员长”。

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其转瞬即逝的机会窗口内，重提吴佩孚和北洋旧人年年不忘的1923年宪法，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以废除一党专政为主要号召：“恢复民主国家，煎绦污秽党治，同时绝对排除共产主义。” 107 王克敏、朱深祖述宋教仁和梁启超，草拟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复活了民初宪制的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设立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在非常时期代行三权。他们秉承梁启超在北伐时期的意见，将蒋介石政权视为共产主义的培养基，企图利用日本的干涉报复苏联的干涉，通过抗战的反作用力抵消北伐的作用力，指责国民党“窃据政柄，欺罔民众者十有余载”；“反复容共，倒行逆施，不顾社稷之将覆”；“拾共产唾余，为党权高于一切之邪说，私国家为己有”；“蒋介石执迷不悟，倡言容共”；“以焦土抗战为号召，而百战百败，未数月而丧其国都，省市几失其半”；“托名于国防，而消耗之金钱，不知几十亿万何”。总之，“国民党亟宜悟容共之非，谢罔民之罪，自承失败，引咎下野，是非听诸公断，政权还之吾民。” 108 他们以正统的继承者自居，向全世界呼吁：

“自党府专权，轻开战衅，师徒败绩，日不绝书。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应时势之要求，先后成立。皆所以缓和战祸、恢复邦交，救中国垂死之遗藜，兼以树东亚百年之大计也。数月以来，两政府悉心体察，觉对开两府，固感要政之不易推行；即树立中枢，亦须各方之详加考究。几经商榷，而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遂于今日产生。本救国之精神，求反共之效率，通力合作，责任綦重。不待入会政府当努力从事，誓践此言；即未隶两府版籍之朝野诸贤，亦望其深憬民艰，保全国脉，参加组织，共策进行。其民众之误信宣传者，亦宜力戒盲从，急图觉悟，认明安危利害，以自造于福利之途。至于共产党人，乘中国之危机，诡私统一之方，莫逾联共，目前以尝试党府，将来以赤化中国，此则尽人皆知，无待复说。岂蒋介石执迷不悟，倡言容共，为饮鸩止渴之谋，又复出其爪牙，肆为簧鼓。不讲立国之道，专惑在远之人。国中有识之士，亦不免受其威逼利诱，堕入毂中。蒋氏遂借此负隅，延长战祸，以造成今日之局。须知我两政府同人之抱负，联合委员会会务之进行，皆不愿中国受悲惨之牺牲，华人增无穷之苦痛也。果使中国厉行反共，则国事可以安定；国事安定，则东亚立现和平；东亚和平，则世界举蒙其福。然则联合委员会之设，非徒为中国而已。世界人士如能俯见此诚，则向来通好之国家，皆吾弟昆，皆吾素友。其有阴助蒋氏，扶植共党，假托旁观，使中国民众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而冀收渔人之利者，则虽欲敦我睦谊，其道无由。肺腑之言，度蒙谅解，中国前途之荣悴，亦将于此征之。谨此宣言，用告中外。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 109

北平政权的宪法理论源于久已消亡的自由主义世纪，外交上却得不到自由主义核心国家的支持。日本干涉者正在忙于消灭本国的自由主义残余，非但没有为大陆的孓遗而兴灭继绝，反而以机会主义的态度对待华北的“法统复辟”和“联省复辟”，强迫他们并入南京政权。旧国会的梦想随着最后的维护者吴佩孚，不明不白地退出历史。南京和重庆的残余政权虽然彼此敌对，却同样坚定地走上了政党协商制的道路。汪兆铭和改组派指责西方代议制的弱点，向往协商机制和组合国家，这为此后数十年的“协商制民主”理论提供了蓝本 110 。社会各部分的协商-组合需要一个超越性的政党，否则国民联合体就会始终处在虚悬的状态。汪兆铭的众多敌人迄今仍然不得不借用他的模型，为一党制国家辩护。

战争总是对统制经济有利，促使北平、南京和重庆的敌对政权加强物资和流通的管制。汪兆铭政权的“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囊括了棉业、米粮、粉麦、油粮、日用品五大领域，后来又扩充到钢铁、非铁金属、矿石、棉花及棉制品、羊毛及其制品、麻及麻制品、橡胶及其制品、矿油、煤炭、机器及附属品，强迫业主和商人接受官方的登记、征购和调配，但一般不会触动利润本身。汪政权尽管在理论上偏左，却较少推行国有化和国家直接投资建设，部分原因在于华南社会的资本主义性格更为浓厚，部分原因在于汪兆铭和他的朋友们把主要精力用于收回日本控制的军事设施和残余的租界 111 。重庆政权统治了一片几乎没有工业、金融和基础设施的土地，又携带了资源委员会和四联总处理事会的全套班底，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国家投资驱动（尤其是农业、军火和交通建设）的路线。西迁的私人企业为数不多，又陷入原始和陌生的经济环境，越来越离不开官方的贷款和采购支持，至少在功能上已经沦为战时社会主义的次要齿轮 112 。华北政务委员会为了保存民初宪制的最后一点遗迹，抗拒南京和东京日益强大的压力，推迟“一个主义（大亚洲主义）、一个党（仍然是国民党）、一个领袖（汪兆铭取代蒋介石）”的意识形态二次北伐，已经没有余力和兴趣推动经济建设。华北的小企业大多数来自逃避乡村掠夺者的本土小有产者，性质酷似1972年的西贡。大企业多数来自日本财团和满洲会社，同时大量劳动力流入繁荣的满洲 113 。这些企业在1945年被蒋介石的代表国有化，至今仍然构成华北国有经济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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