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尼克松和毛泽东的宫廷外交
毛泽东的战略从党内和世界两翼同时展开，指向东亚和世界的列宁主义者。两者都意味着发动针对前一波革命者的革命，颠倒保护者和被保护者的相对地位。中国共产党觉得自己通过依附和颠覆国民党的经验，比苏联更好地掌握了统一战线的精髓，能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夺取“中华民族”建构的同样方式反客为主，夺取“世界革命”的衣钵。刘少奇－邓小平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内外同步的再革命布局中，恰好占据了边区三三制政权和国民政府在抗战结束时的同样生态位
194 。最初的攻击没有确定的重点，直到被革命对象以“迎头痛击”或“土崩瓦解”的反应为革命者指引方向。1964年8月20日，中国驻东德使馆提出了《关于利用德苏矛盾对德进行争取分化工作的请示报告》 195 。苏联人以蔑视的态度对待这种幼稚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其实这些手段早已在阎锡山和宋哲元的系统内多次创造奇迹——北京用以前煽动宋哲元和阎锡山反对蒋介石的同样手段，煽动东德共产党反对苏联。
毛泽东的真正问题在于，他没有适当的班底可以填补列宁主义者留下的政治真空。刘少奇垮台，留下的干部仍然是一群小刘少奇。周恩来和康生的特工系统反而更加强大，比党政干部危险得多。国内外的红卫兵和毛派团体都是昙花一现，无法替代苏联式干部党和专业颠覆技术员。军事－经济援助给北京造成的压力，又比莫斯科大得多。军管会和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产生，标志着文革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梁山系统在解放军内部的势力最大，辅以激进文人和革命群众，尚能延缓列宁主义者卷土重来的速度。海外的革命缺乏流沙社会特有的梁山好汉和士大夫社会最发达的激进文人，崩溃的速度自然更快。六十年代末，海外的毛派势力已经只剩下几个孤立的据点。毛泽东理解和操纵梁山系统的技巧纵然高人一筹，后者由于天然的流沙性和投机性，仍然不可能形成足够稳定的组织资源，而且并非不可能为党内根深蒂固的列宁主义者所用。林彪系统和江青系统积不相能，其实只是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冰山一角。江湖枭桀无论就其阶级本能还是利益纽带，都不可能跟激进文人长期合流。
1968年，毛泽东已经明白自己四面楚歌：“东北、西北、华北要准备苏联来，南方各省要准备美国来。” 196 林彪1969年的《一号命令》 197 表面上针对苏联，实际上却引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猜疑。九一三事件暴露了党内的暗流，争夺世界革命领导权的运动败相毕露。
毛泽东知道只有一个办法才能防止上级的报复，就是挑动“上级的上级”反对上级。如果他没有及时下手，上级就会挑动他自己的下级反对他。四十年代，只有斯大林能够打击蒋介石。七十年代，只有美国才能打击苏联。上级一旦败在“上级的上级”手中，他就能在下级面前恢复英明革命家（上级无法惩罚的叛逆者）的形象和地位。投机性革命家防患自己的下级如法炮制，一向都是无比困难的任务。毛泽东在这方面表现出真正的天才，然而非但不能挑明，反而必须在自己并不出色的领域假充高明。
美国政治家在宪制传统的约束下，无法像1945年的斯大林那样充分开发同样有利的局势。台湾问题在斯大林的体系内不会比蒙古问题更难处理，现在却形成了复杂的政治和法律纠葛。1971年7月23日，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Walter P. McConaughy)向蒋经国建议：为了维持联合国席位，即使放弃安理会席位也是值得的（复杂双重代表权提案）。蒋经国表示无法接受 198 。8月6日，宋美龄在台湾驻外使节会议上表示：“美国的打算，是让我们死在台湾，最后造成两个中国，让台湾独立或成为联合国托管地。” 199 国民党如果在五十年代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对自身和台湾无疑都是更好的路径，然而他们的习惯就是尽量给朋友制造麻烦，更敌人提供方便。他们长期消费美国的原则性，没有料到越战给机会主义者带来的便利。
“狡猾的迪克”（尼克松）依靠美国保守派精英和“沉默的大多数”，却无意实现他们的期望，扭转六十年代激进主义和绥靖主义的潮流，宁愿相信个人和私人的聪明才智，以为欺骗人民才能最好地保护人民。他的统治像所有缺乏原则的聪明人一样，给自己和国民带来了小范围的胜利和大范围的溃败。他这样“非美”的领导人能够出现，本身就反映了罗马义务对美国宪制造成的挑战。威尔逊主义作为美国宪制世界化的中继站，无法避免面对诸如此类的挑战。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宫廷外交导致国务院系统的严重信息脱节，破坏了美国外交官长期行之有效的协调，结果将沙特代表引起的偶然事件放大为联合国大会的全面失控，断送了蒋介石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 200 。基辛格本人崇拜俾斯麦外交和欧洲大陆的权力主义传统，非常鄙视威尔逊主义的乡愚性质，声称“就秘密外交而言，国安会系统的一个优点就是，总统和我既可以隐瞒我们的计划，又可以获得各个部门的观点和想法。” 201 然而，连他都认为：美国的政策调整导致友好国家不再担心因背叛而遭到惩罚，因而反倒增加了阿尔巴尼亚提案的赞成票 202 。
上级（华盛顿）为了遏制叛逆的下级（莫斯科），可以而且应该利用下级内部的敌人和叛逆者（北京）。尼克松和基辛格将如此初级的权术引进了清教徒乡愚的新大陆，自以为立下不世奇功，殊不知在紫禁城的主人和江湖好汉的盟主看来形同儿戏。
通过1972年外交革命，毛泽东摆脱了野心和地位不相称所造成的困境。在林彪出走和尼克松来访之间，他的处境一度间不容发。党内的列宁主义者很容易通过删除他的存在，廉价地解除他的冒险后遗症。周恩来或任何苏联老友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然会恢复五十年代的历史叙事，将东亚和东南亚革命的所有成就归功于苏联长期和正确的领导，将党内、国内和国际的一切痛苦和失败归咎于修正主义者、混入党内的农村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富农路线的始作俑者毛泽东。美国人无需做任何事情，只要出现在北京城的光天化日之内，就能堵死他最大而且不能暴露的隐忧，绑架全党走上亲美反苏的不归路，从而不仅保障了自己在世的安全，而且保障了党在自己身后的历史评价。
只要紫禁城的继承人为了购买美国的友谊而反对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就只能是他（而非苏联的老朋友们）。任何列宁主义者想要否认他的历史地位，就只有两条道路。要么同时否认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将自己变成叛徒和罪犯的同谋者。要么否认他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就只能回归国父斯大林和老大哥苏联的正确路线了。毛泽东既然已经获得了如此重大的收获，自然不会太介意细微的外交利益和技术细节。他假装撇开门面套话，直接诉诸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诚实：“其实这个公报没有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当然写进去也不好罗！” 203 美国人能够心满意足地理解，华盛顿和北京的机会主义联盟将莫斯科置于两面作战的窘境；却会因此忽视，联盟的主要价值在于将毛泽东从两面作战的窘境中救出来。杜勒斯深知亚细亚式虚虚实实的诡诈，报以清教徒厌而远之的洁癖。基辛格为自己的诡计多端而自豪，却没有看出越复杂的机谋可供算计的目标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