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东亚格局再次改变
日本利用尼克松宫廷外交的马基雅维利性质和北京的正统性焦虑，廉价摆脱了战败国负担，为对台政策留下了回旋余地
204 。“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存在的不正常状态”的措辞故意保持模糊，目的就是允许双方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解释。周恩来的解释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日本从台湾撤走大使馆、领事馆，蒋介石集团的大使馆、领事馆撤离日本。战后日本的团体和个人在台湾的投资和经营的企业，在台湾解放时当予以适当照顾。” 205 日本方面的理解是：《台北和约》作为《旧金山和约》的延续，结束了1941年正式开始的日本帝国－中华民国战争，但并不适用于中华民国有效管治范围以外的地区，将亚洲大陆置于不正常状态。日本希望更多地保障亚洲大陆的安全和贸易，但不会因此影响旧金山条约体系的基本结构。只要苏联的威胁仍然处于压倒优势，双方就会满足于各自表述基础上的求同存异。1972年3月8日，北京利用新得的联合国席位，要求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将香港和澳门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适用的《非自治领土名单》清单中删除，埋下了日后香港问题的伏笔 206 。
尼克松的诡诈手段成功地完成了止损任务，大体将越南前线恢复到吴庭艳时代的状态。美军的伤亡基本结束，越共对大后方的信心摇摇欲坠。美国空军和南越国军的配合成本低廉，却仍然不会减少苏联的消耗。如果仅仅从外交技术考虑，尼克松政府有理由索取美国人民的感激，然而东方式的内廷政治侵蚀国本，在水门事件中引起了国会政治的保卫战。尼克松的印度支那犹如格拉古的帕加玛和奥古斯都的埃及，已经构成了元首政治的潜在资产和元老院的潜在威胁。国会以真正罗马式的坚定，为世界宪制的核心防微杜渐，断然切除了东方宫廷政治的培养基。
1975年，洪流淹没了美国遗弃的西贡和金边。北京乘南越溃败之机进军西沙群岛，拾起了蒋介石1945年的声索。至此，共产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遗产（或重负）完全落到二者的逆子身上。远东的线索追随世界的隐秘法则，走向萨马拉的约会场 207 。
#第五章 完#
1 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1897-1989）盟军中国战区第二任参谋长。1947年7月奉国务卿马歇尔命为特使到中国调查，8月22日，他面对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的六十多位国府高级官员发表长达数小时的演讲，严厉批评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他在给美国国务院的考察报告中警告：国民党军事上已处于劣势，中共很可能夺取中国。魏德迈建议美国承诺给予国民政府援助，但他的报告在美国政界发表后，使美国高层更加深信国民政府已经无法挽救。
2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1984，第10页
3 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六）》，东方出版中心，第243页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中央党史出版社，北京，1991，第40页
5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69-70页
6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95页
7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第1177-1180页
8 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上）》，人民出版社，1988，第628-629页
9 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上）》，人民出版社，1988，第627页
10 沈志华：《斯大林和中国内战的起源》，《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
11 《中央情报局关于苏联实现在华目的的报告》称：“中共和苏联在北朝鲜进行可能合作的迹象要回溯至1946-1947的秋天和冬天。安东1946年10月落入中国共产党之手后，中共军队在北朝鲜的存在就经常得到报道。1947年3月，XXIV部队估计苏联区域大概有5-7.5万中共军队。一向可靠的渠道表明，1946年12月到1947年1月北朝鲜的铁路被用来运输这些部队，并且住宿和补给由苏军指挥部和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分担。虽然在此期间中共在北朝鲜的活动特点不能明确认定，但报告说他们接受训练并将这一地区作为进攻满洲东部中国国民党的基地。
最近XXIV部队主要通过审讯北朝鲜人民军逃兵获得情报，倾向于接受北朝鲜部队已经进入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满洲东北地区。（苏联不承认那里存在北朝鲜人民军活动，但是得到了关于其存在与发展的相当可靠的证据。）XXIV的报告包括：（1）前北朝鲜人民军的军官供述说，整营的军队正与中共在满洲前线并肩作战；（2）声明说派驻在北朝鲜的人民军打击满洲东部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队；（3）声明说1946年秋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和满洲的中共军队建立了通信联系，控制派往中国的北朝鲜军队。没有受过训练的，至今一直驻扎在北朝鲜的人民军战术分队看来符合这几份报告，即北朝鲜部队一完成在北朝鲜的规定训练，就被送到满洲并融入中共军队。
这些军队转运在逻辑上从几个方面有助于推进苏联目标：（1）他们给中共军队提供一定援助；（2）他们处在或者靠近实际战斗区域，向北朝鲜军队提供战斗经验；（3）缓减食品匮乏的北朝鲜向其军队提供粮食的问题。与北朝鲜食品短缺相连，1947年中期国民党军队在军事行动中俘获的一小部分朝鲜人告诉美国助理军事随员：他们志愿参加中共军队只是出于’经济原因，比如失业、食品匮乏等’，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北朝鲜的粮食形势部分是由于苏联将粮食从该地区输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大连的结果……显然中共已经从中国和朝鲜港口和苏联控制的大连之间的积极贸易中获取一定利益。一种更重要的援助形式，至少对山东省的中共而言，看来是由往返于大连和山东烟台的苏联舰船提供的。美国大连总领事报告说，6月23日一艘载有卡车、轮胎和汽车配件的苏联轮船离开大连驶往烟台（一般是一天的航程）。一天后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烟台的人员注意到这艘满载着包括卡车、中国乘客在内的轮船抵达烟台。根据烟台的情报，同一艘轮船6月7日进港，那艘航程装载的是生铁和‘木箱子’。据报道，这两趟航程的装卸由中共士兵在夜间‘非常神秘地’加以执行。报告进一步宣称，苏联船舶安排它抵达烟台的时候，明显利用了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船只停泊，以免遭到中国国民党空袭。毫无疑问，中国国民政府非常担心山东-大连的贸易。与这项运输相连，国民党在山东省的司令官声称，如果大连归还南京政府，山东的战事可以减少六个月。”
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一）》，东方出版中心，第245-246页
12 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上）》，人民出版社，1988，第627－628页
13 博伊科：《解放使命》，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在中国的道路上（1937-1945）：回忆录》莫斯科，1989，第336-337页
14 伊·柳德尼科夫：《穿越大兴安岭》，苏联科学院陇东方学研究所，《在中国的道路上（1931-1945）：回忆录》，莫斯科，1989年，第302-304页
15 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著，肖东川、谭实译：《苏中关系（1945-1980）》，北京：三联书店，1982，第19-20页
16 同前注，第24页
17 胡美、任东来：《1946~1947年美国对华军火禁运的几个问题》，《美国研究》，2007年第3期
18 В.杰里岑，《燃烧的中国》，莫斯科，2003年，285-286页
19 “要求各部和主管部门于1947年11月1日前，按附件一向外贸部提供超出1947年出口储备额的工业品、设备和原材料……
附件一：药品和医疗设备
军用电缆50千米
棉布几千米至一万米，可减少对国家后勤部的供应数
毛料200米，国家后勤部提供
吉斯牌汽车400辆，可减少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供应数
摩托车150辆，减少对居民的供应数
自行车3000辆，减少对居民的供应数
滚珠轴承4500台，减少苏联部长会议储备数
砂轮500个，转子300支
汽车附件30万卢布
普通汽车轮胎5000套，计划外生产
巨人牌汽车轮胎（大型载重车用）5000套，可减少对国家后勤部供应数
自行车轮胎1万，计划外生产
橡胶靴两万五千双，减少对国家后勤部供应数
定向电台四座
功率10千瓦收发报电台，减少对塔斯社供应数
军用整流器2000台，各种用途的电话机3200台
电灯泡（用于照明、轮船、交通信号以及其他用途）12万只，各种功率的电力发动机60台
青铜锭、巴比特合金、铜板、锌板
各种规格和用途的管子
金属丝（钢丝、弹簧丝和其他类型的）
消防车
压缩机和其他各种机器制造机械
铣床和其他车床、钻头等
各种交通设备（交通部）
传动皮带、涂胶皮带、变压器带、各种用途的电线、电气机械、闸刀开关、开关等
重油、润滑油等
造币纸、新闻印刷纸、拷贝纸等
各种化学原料、各种酸、油漆、染料、溶剂等”
1947年7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给东北提供了原材料和货物清单（支付价值为二百万的铁路枕木）：
“棉布4000米
制装用棉花300吨
缓燃导火线100万米
密封容器100万件
阿芒炸药300吨
火柴2000箱
烟草20吨
糖500吨
大马哈鱼200吨
驼背大马哈鱼200吨”
1949年提供给满洲的苏联货物、设备和原材料清单：
“运输汽车3000辆
汽车外壳一万五千二百件
价值1910卢布的汽车附件
航空用汽油1500吨
汽车用汽油两万三千八百吨
拖拉机用和照明用火油一万零八百四十吨
油和润滑油一千一百八十三万吨
其他石油制品5707吨
拖拉机205台
黑色金属轧件7300吨
轧制件2050吨
有色金属轧件2100吨
电线四十七万八千米
动力电缆四十一万八千米
电动机1443台
金属切割机床657台
棉布1500万米
帆布十五万米
棉花一万五千吨
羊毛短袜一百万双
价值5580卢布的药品和医疗器材
造币纸7000吨
打字纸1580吨
新闻用纸2930吨”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03-204页
20 胡美、任东来：《1946~1947年美国对华军火禁运的几个问题》，《美国研究》2007年第3期
21 《苏军支持中共叛乱之调查报告》，第591-616页
2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经，第六册，第515-518页
23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81，第669-671页
24 外交部编：《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二册：中苏关系卷》，第246-247页
25 1949年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控告苏联违反中苏条约与联合国宪章，威胁中国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及远东和平案》；萧道中：《冷战与中华民国外交：控苏案研究，1946-1952》，《辅仁历史学报》，第17期，2006,年11月，第471-515页
26 “我们至少需要一百名以上各部门专家：
计划专家和整个国民经济专家10人。
黑色有色冶金专家15人。
煤液体燃料加工和硫酸盐、盐酸、硝酸制造专家6人。
采矿工业，包括煤炭加工专家10人。
火炮、炮弹和子弹制造专家6人。
森林采伐和木材加工专家6人。纺织专家5人。
采金专家4人。
水泥专家4人。
造纸专家4人。
混凝土大坝建筑和水电站设备专家8人。
财政专家4人。
军事铁路学校教员6人。
以校长为首的工业学院教授、讲师12人。
我们再次对您表示衷心感谢，感谢您帮助解放了中国东北人民。布尔什维克敬礼！”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79页
27 同前注，第281页
28 “遵照您1948年5月17日的指示，派往东北的苏联铁路专家小组组织并亲自领导了最重要的铁路线修复工作，其中包括吉林-长春、哈尔滨-长春、四平街-通辽、义县-锦州、梅河口-奉天-鞍山、锦州-山海关路段。这一时期共修复大、中型桥梁62座，其中东北中部的桥梁都进行了大修：哈尔滨至长春方向，松花江上桥梁970米、饮马河上桥梁320米、伊通河上桥梁200米；吉林至长春方向，吉林市附近松花江上桥梁420米，饮马河上桥梁190米。上述铁路线的及时修复保障了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调动，首先是长春市重兵集结，然后是义县和锦州城下的集结。这些城市的被围之敌——国民党军被歼以后，人民解放军部队又沿着新恢复的铁路线调至新立屯-奉天和梅河口镇，有力地促进了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同前注，第315-316页
29 “据瓦休科维奇同志关于运输东北粮食的电报，我报告，交通部已指示远东铁路局长和后贝加尔斯克及滨海铁路负责人，保障每昼夜换装和发走400节车厢，通过满洲里车站300节车厢。”同前注，第332页
30 “为制定彻底恢复和发展东北经济和组织生产的计划，至少需要500名苏联专家，其中军事工业35人，燃料能源40人，冶金和化学30人，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35人，铁路和通讯116人，造纸和林业20人，建材业20人，轻纺20人，食品20人，地方手工业6人，农业15人，国民教育65人，卫生保健55名医生，财政信贷20人，外貌和国内贸易20人，综合和平衡预算6人，统计和会计10人。对设备和材料大体需要如下：
军事工业
为完成1949年各种武器装备和弹药的生产计划，必须建立山炮和野炮制造厂并保障其设备，生产能力需达到日产炮10门，必须提供TNT炸药3000吨，火药200吨，铜3600吨，特种金属一万吨，自动车床150台，炮身钢管300吨，钨100吨，钼50吨、钡700吨、电线2500米、电缆线50000米、皮线十万米、超强度线四万米和其他物资。此外，中国同志要求满足他们1948年1月所提出的军事工业所需各种仪器和材料的要求。
冶金工业
根据东北民主政权提出的计划，1949年要恢复和利用42个矿山冶金企业（其中7个是铜工业企业）。首先恢复鞍山和本溪的冶金企业，到1950年生产能力要达到年产40万吨钢、一万二千吨纯铜。为了完成这一明显提高的计划，需要大量的设备和材料，其中需把拆除运往苏联的鞍山钢厂第一、第二车间、大型轧钢车间和小型轧钢车间运回来，而且还需运来专门材料……
计划1949年完成主要铁路线的修复工作，其中包括部分中长铁路，长春-四平街-奉天和义县-承德-北平线。此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要求，还制定了修复中国内地铁路的计划，其中包括：山海关-北平-天津-济南-徐州，徐州-南京-上海，北平-开封-汉口，北平-张家口-太原-西安”
同前注，第335-336页
31 同前注，第353-354页
32 同前注，第396页
3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应该参加共产党情报局，而应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最初可以有三个政党：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朝鲜共产党组成，以后逐步吸纳其他政党。这时毛泽东提问，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是否应该是直接的，对此我做了肯定的回答。”同前注，第411页
34 В.杰里岑，《燃烧的中国》，莫斯科，2003年，第279页
35 А.列托夫斯基文集，第73页
36 同前注，第71-72页
37 同前注
38 同前注，第85-88页
39 “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建一个飞机装配厂，我们可以给你们最先进的战斗机，想要捷克的，想要俄国的都行，目的就是你们用这些飞机培养自己的空军干部。”同前注。
40 1949年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责成苏联武装力量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派遣：
中国人民解放军下属机关：指挥人员15人、顾问4人、服务人员6人、翻译3人，共计28人。
空军（6个空军军校）：指挥人员42人、教官96人、飞行员-教官84人、军官-教官238人、准尉-中士教官278人、翻译42人，共计780人
海军：指挥人员5人、教官75人、翻译6人，共计86人
炮兵：指挥人员1人、军官-教官20人，共计21人
向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将军、军官、准尉、上士和非军职雇员传达1949年8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第3424-1425cc号决议。
责成苏联武装力量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发放六个航空学校用的飞机334架；装有射击指挥仪和测距仪的高射炮360门；高射炮用炮弹，每门三箱弹药基数，；7.9毫米高射机枪360挺，100万发子弹，现有缴获的德国战利品。”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二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109-110页
41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二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116页
42 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我们不同意这样做（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中国革命）。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级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还要让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之后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时间长短现在还很难确定）内将是民族民主革命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这意味着，暂且还不必实行整个土地的国有化和废除土地的私有制，没收从小到大的所有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财产，以及不仅没收大地主的资产，而且没收靠雇佣劳动生存的中小地主的资产。有必要等一个时期再进行这些改革。谨告诉您的是。在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其他党派存在，这些党派都是人民阵线的成员。”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51-252页
43 1949年6-7月，陈铭枢扮演了司徒雷登毛泽东谈判的掮客角色。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5期，第25页
司徒雷登发现，“没有任何偏离目前政治路线（一边倒）以改善对美关系的迹象。”《美国外交文件集》第八卷，1949年，第782-783页
1949年7月19日，邓小平致信华东局：“占领全国、一边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邓小平文选》（1938-1965），第135页
44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5条：“对国民党政府过去跟外国政府所签订的各项条约和协定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45 “事实上控制中国领土和国家机构，能够维持公共秩序；愿意并能够履行国际义务；政府的统治权得到人民的普遍默认。”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9, The Far East, China, United S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pp.22-23
46 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实际上是表明美国不会偏袒任何一方，预防蒋介石拖美国下水，诱惑毛泽东做国务院左派期望的温和改革派。后来麦卡锡说国务院是潜伏匪谍的大本营，就是指他们这种态度。三原则流露的放水和开价意图如此明显，自然足以引起斯大林的疑心。毛泽东强调一边倒，实际上是为了让苏联放心。
47 俞国华（1914-2000），1947年赴美任华盛顿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副执行董事；1951年任国际货币基金会副执行董事。
48 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革命文献》，档号002-020400-00029-150
49 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革命文献》，档号002-020400-00029-155
50 腊斯克（Dean Rusk，1909-1994）二战时是史迪威主管情报的副参谋长，后任助理国务卿，促成美国出兵朝鲜。1961-1968年间任国务卿。
51 孔华润（Warren Cohen）：《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第189-190页
52 1934年的华盛顿远东司对赣南的“苏维埃共和国”不屑一顾，认为这些事务属于苏联宣传范围，跟他们负责的东亚毫不相干。二十年代的苏联在国际社会当中的处境不比塔利班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强多少，因此统一战线造成的窗口对outlaw（苏联）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其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59页
53 《陈云文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593页
54 《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第239页
55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第2册，第235页。参见周晓东：《论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瓦解敌军工作》，《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
56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第13-30页
57 同前注，第25页
58 《陈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7，第96-108页
59 “八路（其实这时已经改称解放军）向我们宣称，八路是人民的军队，他必须人民的力量来掩护他们。因此，每次国军一来，他们总是闻风先走，而地方的民兵在大队之后掩护撤退……妇女儿童根本不准离开。他们说这样便可以迟滞国军的行动，和展开地下活动……（我们’积极分子’）不是死于八路的玩弄，就是死于国军的刀枪。因为八路便是这样一个东西，既要玩弄你，又不能保护你，你若不听从他的话，他本身就先杀了你。”杨雨亭：《国共斗争中的憎恨（1927-1949）》，中华民国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第84-86页
60 “国民党一走了以后，没留下任何组织形式，任何一个力量都可以乘虚而入。那么他现在有一个力量他过来了，共产党是有有心人，他们有计划有组织有一套完整一贯的做法步骤，这是国民党无法比的。他们先要找一个村长，一个在当地听话而敢做事的人，叫他来做村长当官，他也高兴啊，村民这辈子没做过官，现在有做官了，有了权利，有了生杀权，是村里的土皇帝，当然有人愿意做。有了村长以后，就按照共产党的那一套方法一步发展组织，组织了以后，村长讲话大家就要听啊，谁要是跟他讲的话有意见，或是说法不一样，就不行了，那叫思想有问题，一般人说思想有问题只是表示不同意见，没什么大不了，共产党说你思想有问题啊，那可不得了，是生死攸关的。村长他有一个排的民兵，有枪杆子在手，谁敢不听话。像我这种对他不满意的人很多对不对，但是有什么没办法啊。每天一出门，村里的组织网就罩上来了，青年妇女队随时看着你，儿童团天天监视着你，把你做的什么事都报告村长，你没有任何办法……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要去听墙根，晚上到人家窗外去听，听这家人讲什么话，是不是对政府不满意，是不是国特。再就是闻香队，吃了什么好东西如鸡蛋之类，规定家里东西要拿出来给解放军，不可私藏。你家煎个蛋他闻到了，向上报告，立刻就自抓你，问你怎么吃这个？你不是全都捐出来了吗？闻香队，听墙根，有了好的表现是可以记功的。”林孝庭、阮秋芳：《于兆堂访谈录》，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东亚馆藏部，2014年3月25日
61 汪宣：《我在土改工作中的体验》，《光明日报》1950年4月2日；吴景超：《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光明日报》1951年3月28日
62 “群众斗争起来了要打人、使用肉刑、杀人，现在总是控制不了……杀的方法上，有活埋的、枪毙的、活剐的、还有勒死的，剐了以后还要挂在树上和门上……给他们杀人权……总比没有法庭好……问题不是杀不杀，而是军事力量达得到不？”参见：《少奇朱德同志在东北代表团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9月18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571/1/35/1/33-34,45-46、571/1/36/3/62
63 “1946年，晋绥边区开始注意「阶级路线」。据此路线审查，许多干部发现，市场中的较大商户，大都由地主富农「转化」而来，如兴县十户大商中即有六户是地主。而且，根据调查，这些大商可恶透顶，他们买办敌货、偷卖法币与黄金、破坏金融、囤积取巧等等，可谓无恶不作。因此，在干部间产生「城市变成地主奸商的解放区」的观念。”
“根据此一概念，兼之「一切为贫苦群众服务」的总方针，1947年2月召开的生产供给会议，在营业税方面即提出工商业负担应向农业看齐的主张，还提高营业税率至夸张的程度（小商20%、中商40%、大商60%），并把按纯利润为标准改为按总收入（即包括成本在内）计算等等。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发动小商人由下而上地斗争。以崞县为例，崞县在1947年4月接到征收二千万元的营业税任务后，许多干部一开始接受不了，经过说服才接受。5月时，上面又重新规定应征收一亿五千万元的夸张数目。办法是召开小商会议，完全从小商中选举评议员，后再召开商人大会，宣布各家负担数目。过程中还斗争了一户，最后任务顺利完成。20户大商负担总数的80%，26户中商负担10%，20户小商只负担1%。大商遭到严重打击，但却不敢停业，因为当时崞县规定一停业即征收财产的70%，等于全部交公，逼得商户只得硬撑着不关门。”
“在兴县，1947年9月间土改工作团一到城，群众就开始扣商人。工作团不敢问扣的是什么人，怕影响群众情绪。后来经过调查，被扣的77户中，只有2户是大商，42户是中商，另有小商与其他各29与4户。接下来还发动「惩治奸商运动」。那些未被扣捕与清算者，都不敢再营业了，每天坐着等被扣。”
赵立德：《晋绥工商业情况报告》(1948/10/17)，收入《工商税收史料 7》，页442-454，转引自程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民国100年6月，第180-181页
64 《陕甘宁边区税务局长联席会议纪要》(1948/03/02)，收入《工商税收史料 7》，页221，转引自程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民国100年6月，第181页
65 〈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历年来税务工作的概况〉(1948/03/05)，收入《工商税收史料7》，页235；赵立德，《晋绥工商业情况报告》(1948/10/17)，收入《工商税收史料 7》，页457。转引自程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民国100年6月，第181-182页
66 贾拓夫，《战争前后的西北财经状况》(1948/03)，收入《工商税收史料 7》，第379、390页，转引自程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民国100年6月，第183页
67 黄亚光，〈一九四七年陕甘宁金融贸易工作报告〉(1948/04/05)，收入《工商税收史料 7》，页 403-404、409-410，转引自程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民国100年6月，第183页
68 《晋绥行政公署令》(1948/08/30)，《工商税收史料 7》，第360页，转引自程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民国100年6月，第183-184页
69 刘卓甫，〈晋绥金融贸易工作报告〉(1948/04/20)，《工商税收史料 7》，第420页，转引自程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民国100年6月，第184页
70 《黄亚光给中央财办处的金融工作报告》(1947/07/20)，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等编，《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下文引用自《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下），第31页，转引自程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民国100年6月，第184页
71 《1947年三边贸易分公司书面总结报告》(1948/02/23)，收入《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下），第116-117页，转引自程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民国100年6月，第184页
72 《目前金融贸易问题》，《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下），第227页，转引自程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民国100年6月，第184页
73 《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5月7日
74 《罗瑞卿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5月19日
75 毛泽东：《必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1951年3月30日
76 《上海工人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总结报告》（1951年7月），上海档案馆藏档，C1/1/28/12
77 “上海的资本家虽然狡猾，但因损人利己的天性，往往矛盾重重，同行之间、股东之间、帮派之间、当权与不当权之间，甚至夫妻、父子、兄弟之间，均有不少矛盾。尤其在五反检查威势之前，更易暴露。只要我们善于分析情况，追踪行迹，发现弱点，抓紧矛盾，高度运用灵活机动的策略，实行分化，则往往易于攻破……互相检举，反复进行，终于全胜。同时，争取最脆弱的资本家及早投降起义，又是扩大战果，打得透彻的有利条件……我们计划在第二战役争取一百个资本家及其家属投入战斗。”参见：《上海市委关于五反第一战役经验总结报告》，1952年4月2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2481/20-26
78 “用政府压力加资本家劝咬，解决一千户。现已组织了一百个愿意包打同行的资本家（由第一战役七十四个重点户中挑选出来的），再过一个礼拜，又可从上层资本家中挑选一百五十人到二百人扩大这一队伍……在工厂商店中发动工人店员检举，不这样做就会失掉工人的积极性，对我不利。”参见：薄一波：《上海五反第二战役部署和策略补报》，1952年3月31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2481/28-31
79 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18-219
80 中共苏南区一级机关党委会关于“三反”结束后在机关中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的情况简报，见：江苏省档案馆档案，档号:3006一短期一345
81 “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经济建设的投资，要规定这样一条原则：对直接与战争有关的军工投资，对财政收入直接有帮助的投资，对稳定市场有密切关系的投资，这三者应该予以满足。除此之外，应加以削减。”《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第112、116页
82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三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363页
83 1950年1月8日，莫斯科通知苏联驻平壤大使什特科夫：“林彪曾致电毛泽东称，在人民解放军中有16000名朝鲜族军人……人民解放军进军华南后，朝鲜人出现情绪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由于战争即将结束，林彪表示希望把朝鲜人合并为一个师或四到五个团，派至朝鲜。”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二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22页
1950年1月11日，什特科夫回电说：“金日成的意见是，把中国人民军中上述数量的朝鲜人按朝鲜部队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和步兵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二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27页
1950年10月31日，苏联驻平壤大使什特科夫报告：“我们的朝鲜朋友按照已有的建议以及同中国人的协议，已将9个步兵师送往东北进行整编和训练。”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三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105-106页
84 “上海空中设防短短两个月时间，苏联巴基思基部队在上海警备部队的配合下，四战四捷，先后连续击落国民党空军各型飞机六架。”刘统：《1950年中苏联合上海防空保卫战》，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73页
1950年10月，苏联卖给北京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38架、拉-11活塞式歼击机39架、图-2轰炸机9架、伊尔-10强击机25架、教练机8架，共119架。《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空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9，第78页
85 1950年7月5日，斯大林通过苏联使馆致电周恩来：“我们认为，立刻集中九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让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⑿1950年7月6日，斯大林通知苏联驻平壤大使什特科夫：“一、武器通过满洲里、安东、新义州运送。二、关于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的驻地，我们认为他住在平壤更为适宜。三、我们全部供给2个师、2个坦克旅和12个营使用的武器、坦克和其他军需品，然而我们认为最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要补充现有的师并使其兵员达到12000人。”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二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430页
1950年10月30日，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报告：“根据政府决议，最先发送的8个歼击航空团必须于11月28日前在中国境内集结，3个强击航空团和10个坦克团将于今年11月30日前集结。根据既定计划，针对拥有两个团（每团有飞机30架）编制的空军师中的歼击航空兵和强击航空兵的改组工作已于10月24日结束，并于当天经铁路开始发运。截止今年10月30日，运送这些部队的总共55个专列中已有35列装载完毕且已发出。整个运输工作均按计划正常进行。坦克部队也已完成组建工作，并将按既定计划发往满洲里站，直接在该站换装。”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三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105页
1950年11月15日，毛泽东报告：“苏联飞行员在空中表现出了英勇气概和强大威力。他们在最近十二天内击落了二十三架入侵的美国飞机。”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三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114页
1950年11月20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向中国境内派遣第二批航空师。“苏联军事部允许这些部队在运输过程中穿苏联军服，可一旦进入中国，必须立刻改穿中国军服。”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三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125-126页
86 师哲、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504页
87 1950年11月7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我请求您研究一下关于在1951年1月和2月这一时期给36个师供应步兵武器装备的问题，其具体品种和数量如下：苏式步枪十四万支；步枪子弹五千八百万发；苏式自动枪26000支；自动枪子弹八千万发；苏式轻机枪7000挺；轻机枪子弹三千七百万发；苏式重机枪2000挺；重机枪子弹两千万发；飞行员用手枪1000支；飞行员用手枪子弹十万发；TNT炸药1000吨。”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三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109页
88 1950年11月30日，什捷缅科报告斯大林：“截止今年12月15日前总共应发往中国的汽车4500辆中，已有1098辆运抵满洲里车站，3089辆仍在苏联境内，经铁路发送途中；其余313辆将于12月1日装运……计划转交给中国的弹药1275车皮中已经交付了650车皮。已彻底完成预定转交计划的武器装备包括：75毫米火炮、152毫米榴弹炮、107毫米山地迫击炮以及所配备的相应弹药；37毫米和85毫米高射炮，76毫米、122毫米和152毫米火炮，以及手榴弹和防步兵地雷。其余武器和弹药正经后贝加尔铁路运往中国，目前已快达到目的地。”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三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140页
89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三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323页
90 1943年1月，英美首脑聚会北非摩洛哥，举行“卡萨布兰卡会议”，通过了“1943年作战方针”的报告。两国商定，在东线苏军开展战略反攻的形势下，准备在西欧大规模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两国空军的联合行动将给未来的大规模登陆作战创造条件。会上产生了著名的“卡萨布兰卡”训令——《对德战略轰炸谅解协议书》，规定了英美战略航空兵联合作战计划的基本方针：“逐步摧毁和打乱德国的军事、工业和经济体系，削弱德国平民的抵抗意志，最终摧毁德国武装力量的抵抗能力。”按照这个指导思想，训令提出了6个主要的目标系统，按优先次序依次为：1制造和修理潜艇的基地，包括制造部件的工厂；2飞机工厂；3轴承工厂；4炼油厂；5合成橡胶工厂；6机车工厂等。
91 “阿芙乐尔舰和中山舰”代指早期共产党通过渗透敌方的军队发展自己的武力。
92 Michael Schoenhals, “Note:On the Existence of the CCP’s Centr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CCPResearch Newsletter, No.2,Spring 1989,pp.17-20；John Pik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实（1918-197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105页；王仲方：《公安部是怎样成立的》
93 沈迈克：《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央调查部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
94 李力：《从秘密战线上走出来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人民出版社，2008，第257页
95 Christopher Andrew and Vasili Mitrokhin: The Mitrokhin Archive: KGB in Europe and The West,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0, pp.189-191
96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483页；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431页
9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第446页；Richard Deacon,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p.410.；《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四卷，第569页
98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二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130页
99 同前注，第108页
100 同前注，第457-249页
101 同前注，第69页
102 “我们（周恩来和陈云率领的代表团将《三年来中国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其他文件、附件）送给斯大林后，9月3日斯大林第二次和中国政府代表团周、陈、李、张、粟会谈。这次因重点谈五年建设计划，在座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外贸部部长库米金。斯大林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的印象很好。但是，五年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速度为百分之二十，应下降为百分之十五。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原则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或事变。斯大林总的意思是：留有余地，超额完成，这是一种鼓舞，可增强信心，增加干劲！并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设备、贷款等援助，同时派出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建设。”师哲、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520页
103 “军事工业企业44项，其中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其中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疗工业3个。”董志凯、吴江：《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第157-159页
104 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0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298页
106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四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168页
107 同前注，第201页
108 同前注，第364页
109 同前注，第186-195页
110 同前注，第276-287页
111 《顾大使与杜勒斯谈话纪录案（1950年10月1日—1952年1月31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档案，档号012/6.0158
112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四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90-291页
113 1951年9月4日，美国拒绝了葛洛米柯要求北京参加对日谈判的要求。《日本问题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第247-266页。1951年9月18日，周恩来宣布《旧金山和约》非法无效。《日本问题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第87-89页
114 拉巴洛会议使德国绕过协约国限制军备的禁令，在苏联境内训练军官和发展军事工业。德国技术的输入，也使得苏联军队和工业不致于越来越落伍。东德和捷克在赤化以前，是世界最先进的工业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互助体系中，扮演了德国在拉巴洛体系当中的角色。莫斯科和北京都是原料、人力的输出者和技术的输入者，在失去最好的技术来源（西欧和美国）以后，只能满足于差强人意的东欧替代者，但东欧国家在实行社会主义以后，距离国际先进水平的落差也变得越来越大，替代的效果相应地越来越差。
1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218-219页
116 周恩来早在1951年就有这样的计划，他对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说：“在这个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近两年的发展证明，我们在解放全国时留下个香港是正确的。”金尧如：《保持香港现状和地位，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战略思想----漫谈许家屯回忆录之三十八》，《香港经济日报》，1993年7月2日第10版
117 张耀武：《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新华出版社，2004，第65页
118 细谷千博：《旧金山媾和之路》，中央公论社，1984，第245页
119 袁克勤：《美国与日台媾和》，柏书房，2001，第154-155页；FRUS, 1951, Asis and the Pacific, Vol.6, part1, pp.1437-1438
120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四）》，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81，第998页
121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两国在波茨坦重申了开罗宣言的立场。此后苏联表示恪守波茨坦公告，相应地也就赞同了开罗宣言。但是，美国及其他任何大国都一直没有正式承认中国吞并台湾，并认为台湾的法律地位应留待对日和约作出最后的决定。台湾仍然是一块被占地区，美国及其他对日战争的参战国对此区域仍享有专有权益。”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四）》，东方出版中心，第303页
122 戴超武：《敌对和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18页
123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六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5页
124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五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377页
125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五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9-52页
126 FRUS, 1955-1957, Vol.2, p.393
127 饶伯森（Walter S. Robertson）1945年4月来华任美国大使馆经济事务参赞，后又任代办，曾参与马歇尔的调处国共矛盾的工作。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组阁，在周以德议员的建议下被国务卿杜勒斯任命为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128 FRUS, 1955-1957, Vol.2, p.499
129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参加周恩来接见英国代办欧念儒谈话纪要，1955年7月13日，外交部档案：207-00011-11
130 Everett F. Drumright to Dean Rusk, June 21,1961, No. 793.00/6-2161,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4; Drumright to Rusk, June13, 1961, No.793.00/6-1361,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131 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四）》，东方出版中心，第353、446页
132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七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397-398页
133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六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33-239页
134 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和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35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7-98页
136 米丘诺维奇（1916-1982），时任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
137 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453-454页
138 卡德尔（1910-1979），时任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
139 《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第175页
140 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1956-1970）波兰工人党（后改为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和第一书记。一度因反对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被免去总书记职位，被排除出政局并遭到迫害，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终于被恢复名誉，重新成为波兰党和国家的领袖，反对苏联利用波兹南事件干涉波兰内政，维护了波兰的独立，后因经济改革不利于1970年下台。
141 《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纪录》，1957年11月6日
142 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386-392页
143 Memorandum of Meeting,August 29, 1958,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p.73-75、96-99、100-102
144 同前注，pp.115-122
145 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著，肖东川、谭实译：《苏中关系：1945-1980》，三联书店，1982，第143页
146 《陈毅接见安东诺夫谈话纪要》，1958年10月29日，外档，109-00838-03，第89-96页
147 1958年9月，莫斯科信誓旦旦：“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都没有任何怀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发动战争。我们自己可以说，对中国的攻击就是对苏联的攻击。”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八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48页
148 1959年9月的戴维营会议后，赫鲁晓夫明确告诫毛泽东及其同侪：“台湾问题不仅给美国人制造了麻烦，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困难。在我们内部以信任的方式讲，我们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战争。”他援引远东共和国的先例，建议北京承认台湾暂时独立。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和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5期；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116页
14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601页
150 土豆烧牛肉是赫鲁晓夫的名言，说明苏联共产党要对国内消费者采取让步政策。在毛泽东看来，这是赫鲁晓夫软弱的证明。软弱，是资产阶级的特征。苏联领导人表现出资产阶级的特征，就是修正主义。无产阶级的资源不一定超过资产阶级，但列宁党人心狠手辣和当机立断的素质一定要超过软弱的资产阶级领导人。蒋介石心慈手软，没有无情地榨取上海的资源。毛泽东对延安农民的榨取，反而更加有效。结果，上海和延安都落到了毛泽东手里。现在赫鲁晓夫表现出蒋介石式的软弱，说明毛泽东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取而代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万一苏联换了一个足够狠的领导人，毛泽东依靠东亚的资源，就永远做不了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了。抗战结束时，毛泽东如果心慈手软犹豫不决，错过了冷战开始前的短暂机会，就永远进不了上海。这样的切身经验，决定了他的决策模式。
151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九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06页
152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十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55页
153 1935年的赣南根据地和1943年的华北根据地都已经接近油尽灯枯的境地。长征－抗战和反蒋－冷战的成败未可知，但内部的枯竭注定了查田运动和土改运动必然如火如荼。
154 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六）》，东方出版中心，第187页
155 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五）》，东方出版中心，第151-153页
156 同前注，第165页
157 张耀武：《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新华出版社，2004，第167页
158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776页
159 沈志华、梁志主编：《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1，第233-234页
160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98页
161 Drumright to State Department, Subject: “General Discussion with Dr. Hu Shih”, November 15,1960,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2.
162 FRUS, 1961-1963, V Xxii, doc. 106-108
16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ne 23, 1962, in HFKOF, 1961-1963, REEL 5:4. FRUS1961-1963, V Xxii, doc. 127
164 FRUS1961-1963, V Xxii, doc.197
165 孙立祥：《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两个中国”政策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11年第1期
166 翟新：《中日复交前日本外务省的“台独”政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林晓光：《吉田书简、“日台和约”与中日关系（1950-1952）》，《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李伯军：《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台关系的演变与中日关系》，《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167 《总理访美‘中共问题’文件》（1961年6月20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68 《朝日新闻（夕刊）》，1961年7月7日
169 唐向宇：《南越第一共和国兴亡史：越南战争序曲》，第11页
170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203-204页
171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二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37页
172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271页
173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356-357页、第589-590页；《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256-257页；《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762-769页
174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16-17页；《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64-67页、第96页
175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186-187页、第249-253页；《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157-158页、第362-363页、第380-381页
17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1950年3月17日
177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1906-1974）》，第402页
178 沈志华：《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亚洲革命领导权的转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179 唐向宇：《南越第一共和国兴亡史：越南战争序曲》，第55页
180 同前注
181 “北越从中苏集团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援助。集团援助项目的最初阶段包括了在1955年之后对北越经济的大规模援助。食品和其他消费品与经济重建所需要的装备和物资一样，都被送到北越。在1956年重建的努力涌现出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项目，这要求1956-1960年间得到额外的经济援助。在1960-1961年间，对北越的第三轮经济援助主要用于第一个五年计划（1961-1965）的经济发展目标……共产党中国一直是给北越发展计划提供援助的最大贡献者。在早期北越交通和通讯设施的恢复以及水利系统的重建和发展过程中，中国人发挥了主要作用。在最近几年内，中国承建了数项重要的轻工业项目，其中包括10个碾米厂、2个蔗糖加工厂、1个卷烟厂、1个火柴厂、1个橡胶厂、1个肥皂厂和1个纺织厂。中国的一笔延期到1959年2月的7500万美元贷款被用于资助几座重工业工厂的建设，包括两座发电厂和一座钢铁厂。1961年1月，中国又提供了另一笔总数为1.57亿美元的贷款，用于1961-1967年期间28项工业和交通业项目的建设或扩建……在北越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的援助也主要用于钢铁厂建设。其他援助则分别用于化学和水泥工业，以及铁路和桥梁建设。在轻工业领域，中国将援建三座加工厂，分别为糖厂、造纸厂和纺织厂。苏联对北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作用主要是1960年12月提供的1.08亿美元贷款，用于43个工业项目建设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苏联的援助集中在燃料和动力工业、现代机器制造业基础工程，以及加强北越的研究机构。”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五）》，东方出版中心，第473-474页
182 “中共控制了泰国小规模的共产党组织，其党员几乎都是华人。华人分支机构在马来亚和菲律宾的共产党中都很强大……最近一次北平对胡志明讲话的认可暗示两国党组织的关系更紧密了。尽管中共给予其军事援助并派出军事顾问，胡志明的运动继续显示它对苏联的向心力与对中国一样强……当然，中国开创一个亚洲共产主义体系或将亚洲国家吸引到自己圈子中来的能力都还有限。其中一个限制性因素来自这样一个有悖论意味的事实，中共领导内战的独创性’本土’方针是由毛泽东从斯大林早期的理论中发展出来的。”“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北平的政策可以描述成：在马来亚谋求建立一个华人与马来人对抗英’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这种合作大概会持续到英国人（及其他西方支持者）的利益遭到成功挑战为止。马来亚共产党恐怖分子企图走出丛林并’合法地’地参与马来亚政治，因此他们会支持这一政策。中共进一步的目标是败坏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并引发其马来亚同情者的背叛。”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六）》，东方出版中心，第320页
183 唐向宇：《南越第一共和国兴亡史：越南战争序曲》，第65页
184 同前注
185 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七）》，东方出版中心，第335页
186 同前注，第337页
187 同前注，第349页
188 同前注，第389页
189 William J. Duiker, Th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in Vietnam (Second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p.295
19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21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276-283页
191 赵学功：《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出兵印度支那的评估和预测》，《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92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十一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368页
193 唐向宇：《南越第一共和国兴亡史：越南战争序曲》第467页
194 国民政府抗日，延安“三三制”政权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战友，但三三制政权由开明士绅和毛泽东势力组成，毛泽东实际上以开明士绅为掩护，乘此机会从背后削弱国民政府；苏联抗击资本主义，北京共产党政权名义上是抗击资本主义的战友，但共产党政权由老列宁主义者和毛泽东势力组织，毛泽东实际上以老列宁主义者为掩护，乘此机会从背后削弱苏联。
195 中国外交部档案109-02732-03，引自陈弢：《中苏破裂背景下的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1964～1966年)》，《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19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第345-348页
197 1969年10月中旬，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在苏州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全军。毛非常不满。此事加剧了毛林之间的矛盾，为林彪“九一三”出逃埋下了伏笔。
198 FRUS, 1969-1976, Vol.V, pp.735-741
199 沈錡：《我的一生》，第三卷，台北经联出版公司，2000，第422页
200 吕迅：《尼克松政府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之失》，《国际论坛》2006年第6期；温强：《尼克松政府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评估和政策》，《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201 Henry A.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pp.705
202 同前注，pp.784-785
203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2066页
204 钟放：《国际法视角下的中日联合声明》，《日本学论坛》，2008年第4期；刘建平：《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及其国际政治学意义》，《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
205 《竹入义胜与周恩来第三次会谈（1972年7月29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档案，5部内3号
206 《香港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人民日报》1984年9月27日第4版
207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并投降。国民政府认为，根据1943年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公告》的决定，台湾应“回归”中国，西沙和南沙群岛也应“回归”中国版图。1947至1948年间，国民政府出兵“接收”西沙、南沙群岛，出版了南海地图，后来，中共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所谓的南海“九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