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台湾战略地位的下降

华盛顿－东京－北京非正式联盟牵制莫斯科－河内联盟，发挥了旧金山体系编外保安的作用，降低了世界警察维持远东秩序的成本。莫斯科遭到了实实在在的围堵，北京只得到了登堂入室的幻觉。复辟政权暂时得到安全，却始终没有得到合法性。从板门店到金门的冷战边界只能淡化，无法抹去。北京鉴于自身地位的脆弱性，决定满足于自己能够得到的东西，维护共同抵抗苏联扩张的大局。

国会坚持美国法律高于外交政策的原则，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目的在于防范未来的尼克松，在罗马义务面前保护美国的宪法自由。远东的合纵连横在国会政治的百年大计当中，只能构成微不足道的外围因子。1979年3月3日，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对美国国务卿万斯说：“美国政府与国会制定什么法律是美国的内政，中国不予干涉。”

2 3月中旬以后，北京才发现《与台湾关系法》继承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核心内容：安全和军售 3 。此后的谈判重复了1972年交易的格局，停留在“坦率交换意见”层面，搁置没有共识的项目，经营利害一致的项目。只要苏联的威胁尚未解除，求同存异的原则就能解决问题。南越和台湾是1972年交易的主要受害者——美国过去以台湾和南越为亚洲反苏的前线国家，1972年后以中国为亚洲反苏的前线国家。台湾和越南的战略地位自然相应地下降，体现为美台断交和美军撤出南越。北京从西贡的陷落得到安慰，以为台湾早晚会重复南越的命运。

1982年，廖承志致蒋经国书宣称：“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絶续，望弟再思。”“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

4 蒋经国作为资深的联共（布）党员和情报工作者，完全懂得怎样翻译统战语言。北京实际上在说：“无论你如何伪装，国民党都不是美国秩序的合格成员。大中华主义并不比泛亚主义更符合威尔逊主义，新三民主义跟列宁主义都不符合美国宪制。美国人可以出于权宜之计保护你们，但早晚会培植更加接近这两种标准的本土派取代你们。你们为什么不在为时太晚以前，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呢？半列宁主义的政党离不开列宁主义的保护，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中华主义是你们的优势和我们的白手套，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失去利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