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台北流亡政权的本土化

国民党习惯将特务工作交给党内左派，以及真实或伪装的前共产党人。蒋经国深厚的苏联背景使他特别适合驾驭这些人。他麾下的前共产党人对五十年代的所谓白色恐怖负有最大的责任，老派军人或体面的资产阶级人士远不如他们擅长斩草除根。他们一方面消灭了本土士绅，实质上完成了对岸同党的阶级斗争工作；另一方面又消灭了自己在岛内的同志和晚辈，实质上完成了对岸同党的自相残杀工作。他们在前一方面的彻底性不及对岸，结果导致台湾新生代土豪提前以民主名义复辟；在后一方面的彻底性大于对岸，结果导致台湾技术官僚提前以建设名义抢班夺权。

蒋经国本人从特务首脑转型为内阁首脑，本身就反映了这两种相反相成的发展趋势。他主持的保密局和国防安全会议在五十年代初期取代了郑介民和毛人凤的旧班底，在五十年代中晚期模仿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转型为正规的技术官僚组织，中层干部的培训和技术装备的补给完全依赖美国的对口机构。国防部情报局对应美国中央情报局，司法部调查局对应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会议模仿美国的类似做法，不设实际管理机构，协调所有情报治安机构，包括驻外武官处和岛内宪兵司令部，论实权仅次于总统和行政院长。

台湾情报机构的现代化先于军队和政府，现代化的节奏恰好跟蒋经国从保密局到国防部和行政院的节奏同步。现代化的成功就是中原流亡领导人武断权力的结束，或者说是美国世界秩序的内化。工作人员对无论民选还是任命的领导都没有多少依赖性，但美国导师和同侪的交流共享只要中断六个月就会让他们混不下去。从此以后，周恩来和李克农的匪运工作模式实际上已经过时了 5 。

江南案的政治意义在于，美国情报机构一般能够先于台湾政治领导人了解台湾情报部门的真实做法。正式的联盟条约和外交协议是必须执行的，日常的技术培训和后勤支援不是必须执行的。前者是刚性约束，后者是柔性约束，但柔性约束产生的影响和依赖性，并不一定低于刚性约束。美台关系在刚性约束解除以后，柔性约束反而更加强大。这种基于沟通习惯的柔性规训和基于天花板约束的刚性规训构成了台湾不成文宪法的核心部分。

台湾民主化的主要动力不在内部，而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如果盟主不是强调民主价值的美国，台湾内部的力量不一定能产生民主。同样，大清和民国的立宪政体是欧洲自由主义体系的延伸。远东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驱动力和规范力量也不在内部，而是来自世界共产主义的战略布局。成文宪法必须通过重新解释契合世界宪制的基本框架，重新解释的主要规范性力量不在台湾内部，正如十九世纪条约体系和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核心动力不在远东。

远东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知道他们是世界共产主义的一部分，也知道东亚不是世界的中心。毛泽东封闭培训出的新一代人更缺乏国际视野，被前一代人发明的历史神话欺骗。华国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在东南亚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穷途末路时仍然宣称，我们共产党人在哪里斗争，就会在哪里胜利。 6 邓小平集团在台湾问题上至少犯了三个致命的格局性错误，这是李大钊和毛泽东非常不可能犯的。他们以为北京和台湾的斗争是东亚大陆常见的南北朝斗争，时间对北朝有利，忘记了自己作为失去内亚太上皇支持的石敬瑭政权，并不是时间的朋友。他们以为国民党流亡者同时面临共产党和本土势力的威胁，最终会选择投靠共产党，没有料到国民党首鼠两端，使自己丧失了统战价值。他们以为美国像以前的国民党保护人和苏联保护人，可以在自己羽翼丰满以后反戈一击，没有想到自己的统战价值是依靠出卖苏联得到的，吞并台湾的可能性在苏联垮台以后必然迅速减少。北京的复辟政权在世界边缘停留过久，已经丧失了前辈掌握世界秩序的良好感觉。蒋经国理解他们所说的一切，但做出了恰好相反的选择。

蒋经国似乎没有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并不希望出现吸引众望的明确继承人。他不断提拔技术专家和政治外行担任副手，然后在他们积累到足够的经验和声望以后，重新换上新一代没有经验和声望的技术专家和政治外行。如果他像自己以为的那样，还可以多活十几年，李登辉是没有多少机会在1990年代继续担任副总统的，很可能会在后来的继承人面前扮演类似林洋港的角色。不过，李登辉的仕途和本土化的政策是两回事。后者是蒋经国在继位以前就已经开始的布局，非常不可能因为具体人选的更动而改变。蒋经国自己主持的本土化不一定导向民主化，但肯定包括了封锁统派路径的意图。他是国民党内最了解苏联政治语言的人，而廖承志的游说已经暴露了特洛伊木马的未来安置方式。有限、可控的本土化恰好能让对方吃哑巴亏，而自己仍然处在可进可退的有利地位。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启动的游戏在自己身后完全失控。这主要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台湾宪制必须适应世界宪制演化的问题。

苏联在八十年代末叶的突然溃败，超出了所有各方的预料，然而就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宪制模式而言，只能认为极其自然：列宁主义以社会的敌人自居，企图以最快速度砸烂坛坛罐罐，将所有资源投入世界革命，导致下一步革命的难度大大增加。斯大林主义为了克服更加强大的免疫机制，必须将颠覆和突袭升级为长期的战争，将大部分资源投入军事相关产业。列宁主义继承者在看得见的国家层面必然比看不见的社会层面强大得多，引起的对抗自然会超出境内社会能够支持的限度，差额只能靠不断扩大捕食对象来解决，扩大的边界一旦停滞，就是灭亡的开始。

北京复辟政权的存在价值取决于莫斯科对美国秩序的威胁能力，台北流亡政权的存在价值取决于北京对美国秩序的收买价值。柏林墙倒塌以后，两者都要面对不再需要自己的世界。华盛顿只有在自己无力单独封锁苏联的情况下，才会担心中国过于软弱，苏联解体以后，中国的强大反而有害。美国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因为中国的软弱或瓦解不是对日本有利，就是对俄罗斯有利。日本的战败取消了前一个理由，苏联的解体取消了后一个理由。美国不再需要维持中国的强大和统一，首先就体现在不再需要维持国民党流亡者在台湾的统治。

印度支那的革命政权在八十年代重演了莫斯科的二十年代和北京的五十年代，然而世界对他们的宽容度已经急剧下降

7 。免疫反应总是比病毒入侵慢一步，在人类的历史上就相当于数十年时间。他们勉强赶上了最后一扇机会窗口，他们的后辈就只能以毒品贩子和丛林盗匪的身份了此一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