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强化

概言之，“保护伞”的运作，其实有足够的“制度基础”。

一个掌握实权的领导，在一个地方经营时间足够长，就一定可以构筑自己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既包括地方治理体系形成的“官官相护”，也包括地方相对封闭和发达的熟人社会网络。

客观上，我国的干部制度是“下管两级”，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基层官员其实一辈子就待在一个地方，流动性小，必定形成熟人关系；并且，我国的治理体系具有鲜明的“分口管理”的特征，一个主要领导分管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往往业务相近，也是相互配合的关系。

于是乎，分管领导也是实权领导——他可以增强部门协同，提高行政效率，但这也意味着，只要他有意运作，就可以在自己的分管领域建立一个小圈子。

问题是，基层治理其实是存在大量灰色地带的，靠制度解决不了，得依靠官员的主观能动性。

如此一来，基层官场和地方市场之间，就存在一个广阔的“议价空间”。当一个没有私心的官员去议价时，他可能是一个敢于担当的好官员；但当一个有私心的官员去议价时，哪怕是有公共利益的保护，他也很容易在有意无意间成为“保护伞”。

因此，“保护伞”的级别和规模，同黑恶势力的组织程度，往往相辅相成。

通常情况下，黑恶势力垄断的领域越多，组织能力越强，“保护伞”就越大，“保护伞”内部的组织能力也越强。

一旦一个地方的政治社会生态灰化，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某种意义上，这种地方其实已经很难自我清理。因此，多数涉及面广的“保护伞”，都是在中央督导组的督导之下遭受打击的。

例如，2019年4月，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云南昆明“孙小果案”，就是中央扫黑除恶第20督导组下沉至昆明督导期间打掉的。该案时间跨度长、案情离奇，这让我们不得不猜想，其背后的“关系网”和“保护伞”会不会也是集团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