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体系

山东应该是焦虑的。

作为一个北方经济大省，山东的经济发展一度领先全国。这几年，山东新旧动能转换落后导致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即便不和南方诸省相比，周边省份如河南的发展，就曾让刘家义在2018年发出“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叹。

2018年大会上，刘家义提到，经济总量上，山东与广东的差距由2008年的5860亿元扩大到2017年的1.72万亿元，与江苏的差距由50亿元扩大到1.32万亿元。2018年，山东跟这两个省的差距，则扩大到了2万多亿元、1.6万多亿元。

差距，一直在拉大。

经济强省山东为何发展动力不足？在笔者看来，这和当地较为独特的治理体系不无关系。相较于南方诸省，山东在发展民营资本、吸引外资方面并无优势，其经济高速发展有更为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

笔者曾在河南扶沟县和山东寿光市所在的潍坊地区调研过，两个地方的干部都曾讲起大棚蔬菜的故事。河南干部感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河南干部总是比山东干部落后半拍。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担当作为、狠抓落实”的作风不扎实。

两地干部作风差异的直接结果就是，扶沟县更早推广的大棚蔬菜，反倒被寿光赶了先，后者成了全国知名的“蔬菜之乡”。

作风差异有多大呢？2008年，笔者去河南扶沟调研，当地推广大棚仍举步维艰，乡镇政府强制村干部“带头”种大棚，村干部想尽办法讨价还价不愿干；相反，类似的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逼民致富”，在山东却实行得较为顺利。

原因无它，就是当地政府有为，“敢为人先”。毕竟，“政府有为”，不仅是山东，而且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奥秘之一。

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政府作为其实是有限度的。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代替农民做经济决策，通过行政干预的办法“逼民致富”，是行得通的；但今天的新兴产业，如互联网经济，恰恰市场化程度极高，行政干预效果不仅极为有限，甚至还会起负面效果。

换言之，如果说纺织、能源、农业等旧动能还可以依靠过去行政干预的抢先“布局”而发展的话，新动能只能按照新的市场规律办事。

因此，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最核心处不仅在于干部是否担当作为，更在于治理体系是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平心而论，根据笔者在全国各地的调研，山东基层干部的能力在全国也名列前茅，但为何山东和身前的江苏、广东的差距仍在不断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