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转型

今天我们的社会治理问题，与过去相较，治理对象、内容、方法都已经发生了全新的转变。一些现存问题实质上是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问题。在转型这个大层面上，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且不好解决的。

比如治理粗糙，一些行政层面的负面问题都有待解决。一是机构臃肿。正式人员之外，任何途径往下走，在最低一级都还有很多协管员，可能800人的村庄里设置了二三十个领工资的岗位。二是行政有惰性。上面派来一件事情就办一下，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积极主动地为百姓办事。三是部分治理方式粗暴，一出问题就捂着盖着，不揭盖子。

但也有值得表扬的地方，目前中国整个的行政体系实际上是比较现代化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公务员系统，像我们国家的干部这么勤奋，尤其是基层干部。现在这个季节，如果你在乡镇工作，24小时不能关机——防汛。叫你值班，你就得值班；叫你去待着，你就得去待着。我前阵子去调研，那边区长周末晚上都在值班，半夜打电话查岗，自己开个越野车去看水库。乡镇的普通干部肯定也一样。

前几年流行一个说法，说中国的官民比是多少，跟全世界比，跟唐朝比，如何如何高。但是真正研究国家治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并不是这样。我们现在严格控制编制，但确实雇用了很多半正式的人员——各种协管员之类。但即便把这些加上去，就整个的治理的负荷水平来讲，也不算高。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全能型”的政府。别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我们是“无限责任公司”，所有的问题，包括家里面吵架，都可以找基层政府。

在派出所工作的同志都很清楚：城市好一点，如果在农村，110接警里面相当大的比例都是关于家庭矛盾（农村没有特别多的治安警情，110统计数据一看，大部分都是家庭矛盾）。夫妻吵架为啥找警察？因为110出警要求5分钟到岗啊，村干部可能还故意延迟个半小时让你夫妻消消气。

其实，从整体行政效率讲，我们目前“自上而下”要求较高，也相当高效。但与之相对，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行政资源是有限的，非常的有限，所以越到基层，越会发现实际能做的事很少，而上面的要求又高。

有句话说得好，“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就是说：任何事情在上面的时候，往往有很多部门；但是越到下面的时候，可能很多部门就对应了一个人，每个人都要解决很多摊子的事情。而且乡镇还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养着一大帮不做事的人，就是四五十岁快要退休的那一帮人，有许多是不做事的。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回应老百姓的需求？公安机关、城管在具体的落实层面就成了典型案例。如何具体理解街头执法的困境？从上面说的整个国家、社会的脉络进入，使用“灰色”的视角，就能看得很清楚。

所有的街头执法面临的问题都是类似的。在陌生的环境中，面对执法对象的不确定性，无法掌握他全面的身份信息——城管甚至无权查看别人的身份证——所以即使面对一个很小的摊贩，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往往被指责为“不作为”；另一个极端是，一旦出事，城管进行了执法，又会被诟病为“粗暴”执法。

其实，执法本身很简单，就是按法律法规办事。为什么我们现在觉得前面要加个形容词？因为人们认为，唯其如此，才能定义执法的现状，这也说明事情本身有足够多的灰色、复杂性。

在城管这个例子上，不太可能产生强势作为。一出问题的时候，比如媒体一报道，城管部门会先处理自己的执法者。所以，现在城管为完成考核指标，基本依靠人海战术，或者最后选择与摊贩“和谐共处”。

今天的基层社会的正常形态就是“复杂性”。实际上，无论是村庄还是街头都有更甚于此的灰色地带。只要是有利益的地方，基本上就有团伙。如果你看到城市里有个摊贩集中又很有秩序的地方，那么其背后一定有团伙管理，否则不会这么一直有秩序。

对城管来说，连个体的摊贩都对付不了，团伙就更对付不了。你找派出所吗？出了问题可以找，但没出问题的话，摊贩问题本身就不归他管。村里也一样，尤其是征地拆迁的时候。

所以，所有人都期待着我们的社会加速转型，以为转型完了就好了。但转型完了也有之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