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GDP神话，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

为什么中国政府在放出“放弃GDP增长崇拜”这个大气球之后，还要连续修改GDP数字呢？仅从表面上来看，这不等于自家放弃了吹牛皮的资本么？

维持“国际形象”颇有经验的中国政府作此决定，自然经过全盘利害考量。

1、GDP神话是如何吹出来的？

中国经济其实千疮百孔，金融、财政、社会保险这几根社会经济的“支柱”都千疮百孔。吹嘘中国GDP维持20多年连续高增长的奇迹，主要目的是为了营造良好的国际形象，以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应该说，这一策略非常成功。

受到GDP神话感染的不止是中国政府与中国人，还有不少有名的外国人，这里就不细数那些媒体与报纸了，因为几乎每一家都曾讲过类似的话。这里只谈一次由名家在美国华府做出的有名的GDP神话宣传，那就是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罗奇（StephenRoach）2003年9月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2003年9月25日，他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举行的“有关中国的产业、投资和汇率政策：对美国之影响”听证会上，把中国与日本相比，将中国大大地夸赞了一番，与此同时，罗奇还将日本肆意贬低了一回，认为这个曾经强大的国家现在“把惰性的概念发挥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中国政府当然很欢迎这种评价。但只要稍有自知之明的中国人都知道，罗奇先生对中国的盛赞是基于中国当局努力展示给外国人看的“成就”，而中国那被掩盖起来的溃疡，诸如贫穷人口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富裕人口的增长速度，农村经济的破产，重工业的衰败，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之外的中小城市的急剧衰落，环境生态难以支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举凡这些GDP不能衡量的社会溃疡，似乎都不在罗奇先生的视野之内，否则他赞扬中国时可能不会这么心安理得。

但是，中国政府编造的GDP神话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自己。中国政府再昏愦，关起门来自家人说话时，也还知道这是一只自个吹胀的大气球。在中国，各级官员都伪造经济增长数据，中央政府自己更是造假高手。

这里且举几个例子。前几年，中国出了个靠吹牛皮往上爬的湖北省丹江口市市委书记张二江，这位官员最大的本事就是制造数字泡沫，以“数字政绩”作为升迁资本。这里仅举1998年“数字政绩”中的一例：其下辖的匀县镇闵家沟村，每家养猪3头被虚报成12.6头；户平均养鸡10只虚报成40多只；农民人均年收入1,000元左右被虚报成2,785元；该村鱼塘干枯，没有养鱼，却年报10亩水塘养鱼产量46万斤。由于虚报政绩，这个当时没有现代公路，没有通电的贫困村硬被报成了“小康村”（即比较富裕的村，只比富裕村差一点）。有人形容张二江治下的丹江口市“一个村庄就是一个‘数字卫星’组装基地”，“编报表的过程就是做‘填空’题，不会‘填空’的干部就不是好干部”iv。

2003年被法庭审判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曾将该省的GDP增长率规定为年增长22％，比中央政府定的8％还要高出14个百分点－－据说，按王怀忠的想法，安徽省的GDP增长率应该定成28％，但安徽省政府主管经济计划的计划委员会担心28％的增长率不象“真实”数字，双方反复“讨价还价”，最后选择了一个“保守增长率”22％v。

中国各省市的官员，说穿了就是大大小小的“王怀忠”和“张二江”，经济非常落后的安徽省如此，其他省份GDP增长率之可靠性自然可想而知。即使“牛皮”没吹得那么大，大概也就在伯仲之间（相差无几之意）。比如号称经济发展位居中国第三的山东省，历来就享有“吹牛皮”之誉，前省委书记姜春云（后来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就曾获“鲁吹一号”的外号（鲁，山东省之简称；吹，谓之“吹牛皮”；“一号”意指姜春云是山东省最大的“吹牛皮”者）。有人以“新世纪浮夸风：山东的GDP之谜”为题，详细逐项分析了该省数据之虚假。文章揭示：按山东省提供的数据，其人均GDP高于广东省；山东和广东两省的人口、面积相当接近，但其他的经济数据，如地方财政收入、居民储蓄存款、航空港吞吐量、?港口吞吐量、居民收入、私人汽车拥有量、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等分项数据，山东比广东低很多，有些竟然只及广东的一半，如地方财政收入、居民储蓄存款、居民收入等vi。山东的真实GDP究竟是多少，虚报的部分有多大，山东省的记者不敢调查，更不敢报道，因为那是山东省的“国家机密”。

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们自然心知肚明，谁也不相信这些数据。官员们每年都要互相打听邻县、邻乡的经济增长数据，据此确定本县本乡的数据，因为报得太低了，显得本县本乡主要官员的政绩不如周围县、乡，于升迁不利；报得太高了，又担心让邻县、邻乡的官员难堪，反过来指责自己为了升官而不择手段，结果成为众矢之的。显然，如何上报本地的经济增长数据，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官员们的意愿和盘算，并不一定得以实际的经济增长为依据。在中国，真是“数据当中别有乾坤”（即另有一番“学问”之意）。

正因为深谙数字中的“官场学问”，中国国家统计局并真不相信各省统计局上报的GDP数据，在编制全国的GDP时另行计算。这样做的结果很滑稽：在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按照各省GDP数据计算，每个省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经济增长率。一种逻辑上不可能成立的事，在中国却成了多年来司空见惯的现象。前述2004年GDP被挤出19.47％，并非这一年特有之现象，而是这一年被报道出来了而已。

2、“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迷宫

中国的各级官员为何如此热衷于编造GDP神话？说穿了原因很简单，对中国共产党政权而言，改革以来，保持经济增长成为中共执政能力与合法性的检验尺度。

中国政府宣称中国改革富有“中国特色”，这一“特色”既是它应对国际社会批评时的自辩工具，也是它在本国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常用遁辞。但什么才是当代中国改革的“特色”呢？

今天中国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地方，其实就在于一点：中国共产党今天的统治合法性必须要靠经济高增长来支撑。在民主国家，经济增长缓慢最多只会导致内阁部分成员或执政党的更换，国民不会因为经济发展迟缓或出现问题而质疑民主制度，因为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公民的政治参与和自由民主价值体系之上，不需要靠经济增长率来为其制度的合法性正名。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经济改革严重动摇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并且削弱了奠定于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政治合法性，中国共产党要维护自身这个利益集团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坚持一党专制。但它也知道清楚这种政治专制早已经深为国民厌恶，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如下说辞：政治上，用“中国特色”，即中国民众素质低，不适宜马上实行民主政治来为专制辩解；经济上，则用高增长来证明专制统治比民主政治更成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发展既延续了中共专制政治的生命，经济增长率的高低更成了检验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合法性的尺度。邓小平晚年不断重复“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经济，死路一条”，其实就是这层意思。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到胡锦涛、温家宝，这“两代”中国政府领导人都把邓小平讲的这两句话当作“治国宝典”，不敢稍有偏离。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选择。

与其同代“革命领袖”相比，邓小平确实走得最远。但邓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他说的“发展”只指经济发展，并未涵盖社会的综合发展（如教育、环境生态、社会公正等）。奉行单纯经济发展策略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弊端百出且后患无穷，因此这种发展观已经在70年代后期被国际社会所放弃。更为平庸的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只会萧规曹随（亦步亦趋，不敢有所创新之意），一味追求单纯的经济发展。尤为糟糕的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容易用单一测度衡量，中国政府就把“经济发展”这个目标简化成了可以用GDP衡量的“经济增长”目标。历届中共的党代表大会与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要把预定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作为中心话题，其原因就在于此。在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眼中，这个目标又进一步变成了“增长率就是一切”。

“增长率就是一切”又被中共的干部人事管理体系制度化了，经济增长率成了考核各级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而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因此也就被简化为经济增长率是高还是低。GDP数字高，说明干部能力强，可能升迁；数字低，就被认为分管官员能力不行，不但升不了官，还可能被“末位淘汰”。为了升迁，各级官员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提高”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率。

中国官场上有句流行语，谓之“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意指：经济增长率成为官员政绩的考核指标，那么官员就必然为了升官而编造各种统计数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想要“低增长”反而成为不可能之事了。

中国的国家计委政策法规司司长曹玉书说过：“从各地和中央往年的统计来看，地方确定的平均增长率往往要比中央高出两个百分点左右。就是说中央如果定7％，地方可能会定到9％左右。所以如果中央要定8％，地方就会定10％。这主要是有些地方政府不甘落后，也有个别是为了表明政绩，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把指标降下来vii”。这位政府官员的话确认了一个事实，即中国各省上报GDP数据时都考虑到政治需要，绝不可能上报一个比中央政府确定的经济增长率目标低的数据。他还暗示，不管地方政府上报的GDP增长率是多少，国家统计局最后会假定其中属于夸大的部分平均为两个百分点。

但是，曹玉书没有说明的是，国家统计局以什么为依据将地方政府上报的GDP增长率平均扣除两个百分点，为什么不扣除三个百分点或更多呢？这种方式也让人不由得不怀疑国家统计局数据的可靠性。其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底线，那就是一定要高于中央政府年初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国家统计局作为政府在统计数据方面的“喉舌”，公布的数据只能论证政府如何“成功地实现了预设的经济增长目标”，绝不允许与事关政府合法性的经济增长目标不一致。所以，不管真实的经济情况如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永远不会低于政府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只不过为了取信于人，显示其精确性，这一数据会精确到“小数点”，与年初定的目标略有出入而已。

也因此，中国才会出现宏观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一方面，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左右，成为世界经济中“一枝独秀”的奇葩；但与此同时，市场需求不足，物价持续走低，多数企业开工不足，产品严重积压，失业规模不断扩大，并且正由低素质劳动力大量失业扩展至知识型劳动力（大学毕业生）大规模失业。按照宏观经济理论，一个国家出现经济的强劲增长时，必然是市场需求旺盛，物价持续走高，就业率不断上升，而中国却出现了GDP增长率“一枝独秀”，而需求、物价、就业等其他指标却持续下降的局面，可信的解释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可靠。

3．中国政府要告别“GDP崇拜”？

“中国经济全球一枝独秀”与“GDP连续保持20多年高速增长”的神话迷惑了国际社会，加上中国2003年与2005年又连续发射“神舟五号”与“神舟六号”宇宙飞船炫耀国力，于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纷纷要求中国的人民币升值。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政府只好承认国内经济有“一些问题”，人民币升值将会导致中国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一旦中国经济发生困难，对世界稳定都没好处。显然，中国政府也明白，夸大经济增长率固然有很多好处，比如吸引大量外资到中国，但也要付出代价，比如，国际社会可能要求中国的货币升值，还可能减少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于是，中国政府最近决定对中国的GDP神话降温。这就是本章开头提到的中国政府宣布要修改GDP数据计算方法、增加其可信度的原因。这样做可能会减少中国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因为过去若干年里中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有不少可疑之处。

当然，中国政府的这个决定会冲销“神舟五号”升天带来的负面影响，还可以让中国继续享受发展中国家才能得到的经济援助。这些援助属于“不要白不要”之类的好处，中国人民虽然未必从中得到多少实惠，但中国政府却可以将这些不费力得来的经济援助转手送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换得那些国家在联合国各组织中投票支持中国。这种好处显而易见：2003年12月10日，人权状况极为糟糕的中国，却居然得到了联合国人权组织颁发给邓小平儿子邓朴方的人权奖，这奖项五年颁发一次。这真让可怜的中国人民再次大吃一惊，怀疑这人权奖的价值究竟何在。

专制者胸前挂上人权奖勋章，完全是“金弹外交”的结果。中国政府多年奉行机会主义外交政策，早就深深懂得“在富国面前装穷，在穷国面前扮阔”的双重好处。何况，现在全世界的游资无处可去，往往把中国当作一个投资选择，虽然也有企业在中国投资失败后开始醒悟，但新涌去的投资者数量还是很多，所以中国政府适当地表现一下“诚信”，声称要“告别GDP神话”，并不会影响外资在短期内继续涌入中国。

中国政府作出这个决定，其实还有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一个不能明说的“政治盘算”，即对“第三代领导人”的政绩来一次“清盘”。中国的重重危机正象笔者在《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里所说，而江泽民前总书记对自己任内政绩的评价却是“十三年光辉成就”。现实和这一自我评价正好处于两个极端：现实情况是“很糟糕”，而江泽民的总结却是“非常好”。第四代领导人当然知道何者为实，何者为虚。如果完全承认江泽民为自己填写的“成绩单”，那么“第四代领导人”就只能把“第三代领导人”遗留下来的所有麻烦和危机都算作自己任内之事，深谙中国政治斗争残酷性的新一代领导人还不至于如此缺乏“政治智慧”。但是，他们也不能自打耳光，承认中国政府多年来在GDP数据上造假，于是就选择了“放弃GDP神话”这一决定，趁刚“接班”之际，从就业、社会福利、环境生态、“增长不等于效率”等方面入手，指出中国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既避免为“第三代领导人”承担烂帐，同时也为万一将来“算政治帐”时预留退步。

新任领导者接班时的“盘家底”，是中共极权政治中各级政府官员常玩的老把戏，只是因时机、形势、领导者个人的实力不同，几代领导人在玩这套把戏时的手法也各有不同，流风所及，早已遍及各级政府部门。90年代下半叶开始，为了避免政治斗争造成过多的人事冲突，在政府的县、乡一级以及国有企业，早已实行“领导离任审计责任制”与“国有企业负责人离任审计责任制”。每逢主管官员们离任、接任，这种审计一般要做两次：一次是离任官员为自己做的，这份“成绩单”当然全是“优秀”；另一次则是继任官员为前任官员做的，评价“对事不对人”，指责从不针对前任官员本人，但其业绩却是毛病百出。上级政府一般不会根据后一份“成绩单”来追惩离职他任的前任官员，继任者如此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摆脱前任留下的诸多问题的责任，为自己今后的升迁“买”一份“保险”。

中国的高层“政治家”们自然不能象下属官员那样有失“风度”地大“清盘”，但委婉一点地做点“清盘”工作，只要不“撕破脸皮”，自也无碍大局，这就是中国政治中的“太极拳”功夫（太极拳为中国功夫之一种，以柔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