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GDP神话光环下掩藏的巨大阴影

其实早在90年代中期，一向偏重于从经济角度评价社会发展的经济学界就已经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用GDP来衡量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但用它来衡量社会发展却有很大的问题。达成这一认识的醒悟过程中，经济学科不是先锋，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早就对此提出质疑。1968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RobertKennedy)竞选总统时说，“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

事实确乎如此，中国就是个最好的例证。

1、GDP不衡量经济增长的生态成本

GDP不衡量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指的是如下事实：本来应该由企业承担但却让企业之外的社会承担的成本，在GDP统计中是不考虑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GDP从来就不反映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

中国连续25年的GDP增长其实是建立在生态环境严重毁坏之上：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8个；中国的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过健康标准的环境中；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中国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开始抽取深层地下水，这样的地下水只能供8到10年使用，抽完后地下含水层很难重新蓄水；众多农村人口不得不饮用污染了的地表和浅层水源；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各种灾害爆发的频度和烈度越来越高。

中国的生态污染绝不止上述几个事例，只要阅读国家环保总局每年的年度报告，对中国的生态污染现状就会产生触目惊心之感。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要占到当年GDP的8%；中科院测算，环境污染使中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到GDP的15%。

潘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转述专家的话：由于广大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难于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福建、黑龙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viii。

中国的GDP是在增长，但社会财富和福利水平反而下降。笔者根本不用费心寻找数据，只将手边一篇报道信手拈来，就可说明问题。上海《新民周刊》2003年11月24日登载的“湘鄂赣血吸虫惊悚调查”告诉读者：北宋名相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描绘的“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的洞庭湖（位于长江中游，号称中国第一大湖，周边由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环绕），现在却成了“八百里疫水包围沿湖四百万生灵”，不但不能让人类再享渔樵之乐，饱览山水之美，反而成了血吸虫病的源头。这篇报道读后让人惨然恻然，凄然难忘。这里只列举一段资料：

湖南省现有血吸虫病人21万人，占全国血吸虫病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洞庭湖区现在仅病畜就有5万头，有螺面积3,915万公顷，占全国现有钉螺分布面积的52％。且泥沙淤积，洲土不断扩大，每年有螺分布面积还以60万公顷至90万公顷的速度增长，因为血吸虫病的源头钉螺每年的繁殖率是一对钉螺产卵25万只。而湖南据说还不是血吸虫肆虐最严重的区域，因为民谣说，全国疫区数湖北，湖北疫区数荆州。

中国卫生部每年很“负责”地做着官样文章，宣称“实行血吸虫病急性感染‘疫情周’报告和零报告制度”。这一制度是否生效，只要看看基层官员的回答就知道了：“填数字呀。数字出干部啊。灭螺队全部解散多年了，上面那些干部早就习惯‘估报’、虚报了。这，还不是公开秘密？”

中国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副司长肖东楼于2003年9月28日承认：中国血吸虫疫区钉螺明显扩散，新疫区不断增加并向城市蔓延，血防形势“异常严峻”，继续威胁着中国的“1亿人口”。

这种因生态污染而导致的大面积疫病人口，宛如严重的社会溃疡，正在中国的肌体上生长，并严重摧毁中国一些区域的社会生活，但GDP这一数据却根本不能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代价－－生态环境严重污染，不少地方已经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读者也许会奇怪，这种“暴露社会阴暗面”的文章，按照中国政府目前对新闻控制的严厉程度，不是很难发表吗？确实，湖南那么多报纸，没有敢率先写这题材的记者。但这位记者很聪明地利用了地区利益的不一致：《新民周刊》在上海，居长江下游，洞庭湖在长江中游。记者在文章中借基层血吸虫防治（简称“血防”）人员的口说：“我们至今还不愿意相信，血防真完了？任凭这里浓稠的疫水烂到下游，烂到江苏、上海去？”而洞庭湖历来有作为长江分洪泄洪的“蓄水池”之功效，这湖既然成了浩浩荡荡的八百里疫水，上海江苏最后总难免池鱼之殃。为了保住上海的地方利益，揭揭“兄弟省市”的烂疮疤没什么不可以的，况且湖南、江西是弱地方政府，哪敢与有硬挺大后台的大上海斗？只好自认晦气了。

2、GDP不能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GDP的增长得益于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兴建公共工程而拉动的经济增长，因此出现了很多毫无实际效益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即为政府装点门面的工程）。结果是GDP在不断增长，但投资严重浪费，工程建成后效率极低。闲置的生产线、卖不出去的“烂尾楼”（盖了一半因没有买主而停止施工的建筑物）、空无人迹的新建机场等，在今日中国随处可见。

这里仅举中国广东省珠海经济特区的几个著名大工程为例。珠海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名气与重要性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仅次于第一大特区广东深圳，但“政绩工程”也非常出名。1988年，珠海市市委书记兼市长梁广大让珠海市政府创办了“珠光集团”，主要业务是吸收国外资金，投资珠海当地企业。1996年“珠光集团”在美国发行2亿美元债券，1998年“珠光集团”下属的“珠光发展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并与许多大金融机构、大财团建立了稳定长期的合作关系。十多年来，“珠光集团”先后从国内外著名银行和金融机构如标准渣打银行（StandardCharteredBank）、摩根·斯坦利公司、李曼兄弟银行（LehmanBrothersHoldingsInc）以及“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等数十家银行，贷款7.5亿美元，支持珠海市的道路、桥梁、机场、体育场馆及其他市政建设。珠海经济因此得以快速发展，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一时间赢得国内外一片赞扬之声，国外投资银行对“珠光集团”自然也刮目相看。

然而，这些工程很多只有观赏价值，却不能拉动珠海市的经济发展。花费8亿美元巨资建设的“珠海国际机场”至今只有少量国内客货飞机起降，该机场一年的客流量比香港国际机场一个星期的客流量还少。事实上，早在筹建珠海机场之时，就有人提出，近在咫尺的香港、广州与深圳都各有一个机场，这三地之间的飞行航程除去起降时间只要五分钟左右，没有必要在这几个地方附近再兴建珠海国际机场。但是，梁广大一定要建，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可能永远不能充分利用的珠海机场。“政绩工程”当然不止机场一处。为了给珠海找到支撑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梁广大还在珠海建了一条多功能的国际最高水平的赛车道，想以赛车来带动珠海经济发展，但一直没能找到参赛者在珠海举办国际赛车比赛。这些“政绩工程”当年都是珠海市GDP增长的支撑点，耗资惊人却至今未能产出效益，成为中国最典型的浪费工程ix。多年来，是娼妓业与赌博业的兴旺在支撑珠海经济的“发展”。有人曾经挖苦地说过，珠海市公务员的工资中，有30％来源于这两大行业的贡献。

遍布全国的类似珠海市的这些“建设成果”，虽然暂时拉动了中国GDP的增长，却不能为中国社会最急迫的就业问题稍做贡献，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GDP连年高速增长，而与此同时就业形势却急剧恶化的原因所在。从2004年开始，中国城镇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动力达2,400万，而每年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仅为1,000万左右，每年就业缺口有1,400万，加上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面临巨大压力x。

中国社会也因此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整个社会文盲率、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动力过剩，许多研究生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都无可奈何地成了失业者。2002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是53％，2003年全国212万大学生毕业时的就业率只有50％。如果考虑到中国政府向来“报喜不报忧”这一“特色”，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就业形势恐怕比报道的更为严峻。实际上，大学生就业的“严冬”还刚刚开始。中国教育部制定的高校招生计划是以每年10%至30%的速度增长，2004年毕业生为260万，2005年达320万。即使按照高度乐观的毕业生就业率70%推算，这两年将分别有80万和1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xi。尽管中国政府已经不公布失业大学毕业生的具体数据，但其就业的严峻形势却从种种报道中可见一斑。据统计显示，2006年南下求职的毕业生预计达到40万，但是其中只有1/8的求职者能够在广东就业。而广东省是全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省份，其它省份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更是相对稀少xii。而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日益下降，月薪仅为1,000元，身价等同农民工xiii。

3、GDP不能衡量社会财富的分配

中国改革以来，虽然造就了少量富人，但同时也在大量积累着贫困。目前中国15％的富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85％，而且贫富差距还在不断扩大，2001年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是0.458xiv，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社会仇恨正在一点点凝聚。而此后几年尽管贫富差距还在扩大，但政府公布的基尼系数却一直维持在0.4这一水平。而这一中国人用肉眼可以观察到的社会弊端，GDP却反映不出来。笔者的《中国的陷阱》（修订版于2003年由TAIWANNEWS新闻公司出版）一书对此有详细说明，这里不再重复介绍。

4、GDP不能衡量社会福利的增长

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健全也是GDP无法反映的。近年来中国政府虽然宣布中国GDP连年增长，但与此同时，大量退休工人领不到养老金、大批人因生病没有医疗保险而陷入绝境。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xv，似乎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相当顺利。但事实上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名存实亡，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其中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有关资料显示，“空账”的规模在逐年扩大，1997年为140亿元，1998年为450亿元，1999年已经达到1,000亿元以上。而且中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的养老保险的当年收入不能支付现有退休人员的退休金，这种情况表明社会保障体系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积累xvi。尤其是近年来由于中国政府高度腐败，被称为“养命钱”的养老保险金成了少数人蒙骗、挪用、利用职权冒领的对象。2003年是中国“第一次养老金支付高峰”，年初中央财政对养老保险金计划补助350亿元，连负责发放养老保险金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都知道这一补助严重不足xvii。中国保险协会会长项怀诚（前财政部长）曾多次提到，到2004年，中国积欠养老保险金高达1万亿元xviii。

GDP同样不能衡量医疗保险体制是否完善。中国城市的医疗保险体制存在诸多问题，农村医疗保险体制更是陷入崩溃状态。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显示，在191个国家中，中国在卫生费用负担公平性方面排在倒数第4位，在卫生系统的总体绩效评估方面列第144位。

医疗保险的覆盖率甚至比养老保险还要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03年底，参加全国医疗保险的人数仅占城镇人口的20％，而农村只有不到10％的人口能够享受到合作医疗的保障xix。

尽管占全国人口20％的城市居民号称享受着中国2/3的医疗卫生资源，但一项调查显示，城市人口中还是有五、六成的老百姓应该看病却不看病，大约三成的老百姓应该住院却不住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看病太贵。每年中国“两会”期间，不少“两会”代表都提出提案，希望政府解决公共医疗体制中的严重问题。xx

而农村的情况就更悲惨。1978年中国改革以前，农民的医疗保障主要依靠合作医疗体系。改革以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体系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合作医疗覆盖面很快就由1980年的69%骤降到1983年的20%以下，到1986年只剩下5%，全国农村大多数村庄的合作医疗都解体、停办了，村卫生室（合作医疗站）变成了乡村医生的私人诊所。农民失去医疗保障后，由于医药费用支出的增长大大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生病后普遍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从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纯收入增长2.2倍，而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由10.9元增加到79元，住院费用由473.3元增加到2,891元，分别增长了6.2倍和5.1倍。农村中因病致贫的农民占贫困户的30%至40%，有的地方甚至高达60%以上。即使在经济发达、富甲一方的苏州地区，仍有20%以上的农民无力治病。xxi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20多年，但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政府拨出的合作医疗经费只是象征性地每年500万元，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也是每年500万元，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人每年约1分钱。这区区1,000万元人民币（约合120多万美元）的合作医疗费用用于解决10亿农民的医疗保健，连杯水车薪都谈不上。xxii

也正因如此，中国国务院发展中心才在一个关于医疗保险的调查报告中总结说，在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医疗费用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但是医疗的公平性却在世界上几乎是倒数前几名之内。因此“中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医疗卫生体制市场化是个错误”。xxiii

上述各方面实际状况却被掩藏在GDP神话的光环之下。当中国的GDP增长伴随着上述诸方面状况的迅速恶化时，中国的经济增长让社会付出了什么代价？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又起了什么作用？

1989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利（HermanDaly）和科布（JohnB.Cobb）提出了一套衡量国家进步的指标：例如，可以计算财富分配的状况，若财富分配在公平的标准之外，必须扣分；可以计算社会成本，如失业率、犯罪率等；要严谨地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例如医疗支出、超时工作是社会成本，不能算做对经济有贡献。1995年，“联合国环境署”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社会（目标是消除贫穷）、经济、环境、政府组织及民间组织等方面的指标。在会计行业，国际社会也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和“环境会计（绿色会计）”的新会计理念，其计算方法是要在现有统计基础上扣除经济活动产生的外部社会成本，扣除所计量资源的耗费，以计算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效应。

判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必须测算这些指标之后才能得出结论。中国政府单纯用GDP增长率宣传中国的成就，只能蒙骗不懂经济指标的媒体与社会公众，当然，更能蒙骗那些雾里看花的外国观察者与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