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的统计数据之谜

为了让“中国经济繁荣”显得更真实，中国各级政府常常在统计数据上精心造假。那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是否可靠？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中国统计数据造假的一些基本情况，这里作一点简单介绍。

1、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几根舌头”

研究中国经济，离不开中国国家统计局每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然而，如果只根据这本统计年鉴的数据判断中国的经济状况，恐怕得出的结论会与中国现实相去甚远。因为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功能并不同于民主国家的政府统计机构：它不仅负责收集、处理、公布统计数据，同时还扮演着“党的喉舌”这一政治角色。它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用统计数据“营造”出中国经济繁荣的印象。

国家统计局有公开发布统计数据的出版物，这就是各地书店都出售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公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列出的统计数据，其特点是“报喜不报忧”。但一般社会公众不知道的是，中央政府各部和各省政府的官员还有另一套信息来源，那就是由国家统计局分发、只在政府机关“内部”流通的分析报告。凡是政府认为属于“负面”的数据、或者可能导致对中共当局不利结论的数据，在中国都属于“国家机密”，不能公开，而只能在“内部”出版物中刊登，“供领导参考”。

国家统计局的官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不定期地写“统计分析报告”。这些报告有一套固定的模式，通常以“经济形势如何好、取得了多少成就”开头，然而，内行都知道，真正有阅读价值的往往是这些分析报告的后半部分，在“但是”这一转折词之后，会列举出一系列负面消息和不利判断。在国家统计局内部，评价这些“分析报告”好坏的标准并非报告中的分析是否深刻，而是分析报告能否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如果有某“中央领导”在一份国家统计局的“分析报告”上“作了批示”，就成为国家统计局的“工作成就”；“中央领导”的级别越高，“工作成就”也就相应越大。国家统计局官员们的业绩评价和职位升迁，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分析报告”是否受到“中央领导”的赏识有关。

国家统计局有几种“内部”出版物，其中保密级别最低的是《统计资料》，它属于“机密”级，发送至中央政府各部和各省政府。《统计资料》的功能主要是向政府各部和各省政府通报经济情况，同时也为宣传部门提供素材。在中国，级别低的媒体看不到《统计资料》，自然也不可能摘抄刊登，《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是少数几个能够看到《统计资料》并摘抄刊登有关中国经济情况数据的媒体。还有一些部级机构的媒体有时也这样做。中国有份由“国务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前几年会时不时地将《统计资料》的片断登在“报眼”上（报纸头版右上方位置），善于阅读者可以从中得到不少信息；由于它公布的数据属于分类资料，具有研究价值。中国的研究者如果要分析即时的宏观经济情况，不可能等到一年后《统计年鉴》发表之时，就只能使用这几家媒体透露的信息。当然，一些研究者因有机会接触到《统计资料》，有时候会在自己的文章中不加说明地引用若干数据。这种情况一旦被国家安全部门注意到，轻则受到警告，重则可能被指控为“泄露国家机密”。

中国的官方媒体发布宏观经济数据、介绍经济形势时，经常是用一套固定的宣传式语调，不能说这种语调是官方媒体经济记者的发明，因为国家统计局训练官员写“统计分析报告”时就是按照这种语调和文风训练的。官方媒体摘抄时自然就原封不动地照搬了。由此可见，国家统计局的“喉舌”功能与官办媒体的“喉舌”功能其实没有多少差别。

国家统计局内部出版物当中保密级别最高的是《统计报告》（保密级别是“绝密”），通常只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内副委员长（非中共党员的副委员长不在此列）等高级领导人阅读。由于《统计报告》的功能是向政府高层报告真实的经济动向，所以会涉及最敏感的数据和判断，其中的真话要多一些。但在中国能看到《统计报告》的人不超过一百人。

由于国家统计局有“几根舌头”，同一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就被诠释得面目不一。

2、统计数据为何“年年打假年年假”？

既然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也是“党的喉舌”，各地官员又因升迁之需形成了“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恶性循环，统计数据造假也就成为当今中国司空见惯之事。只是有时造假太过荒谬，又被一些记者曝光，才会引起社会批评。比如，新华社一个记者在某一年5月份去云南某县委采访，当时在县委书记办公桌上竟然放着当年12月的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统计数据；又如，某县连续三年上报的绿化面积竟超过该县土地面积的总和，等等。此类“负面”消息一多，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因此每年3月北京“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委员会议）期间，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就成为一些全国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质疑的重要内容。在这些压力下，国家统计局不得不公开表示要“完善统计法规、与国际接轨”。中国政府每年都要实施“统计打假”，派遣统计执法检查组到各地去巡回检查，宣称要矫正地方政府虚报政绩之风。只不过由于上下级政府与官员之间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关系夹缠不清，这种统计打假往往成了虚应差事，没有任何实际效果。更何况，国家统计局本身也是造假者，自己身不正，又岂能纠他人之偏？

至此，可以做出结论：只要中国的政府统计系统的“喉舌”功能不变，“报喜不报忧”的工作特性不改，制造假数据就是一种政治需要。不过，造假技巧确实也在不断进步，比如经常通过种种“内部规定”将伪造数据“合法”化，这早已经是政府各级统计部门的公开秘密。

在一堆数据迷雾中，要发现并准确说明中国经济真相，确实相当困难，尤其是对局外人来说确非易事。不仅外国学者无法获知中国的统计机构系统性伪造数据的具体做法，就算是非常熟悉中国统计行业内部情况的专家，也需要凭借经验、技巧与耐心，才能发现一些假造统计数据的痕迹。这里列举一个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的中央银行合作伪造金融统计数据的例子，以供读者参考。

中国的银行系统因为坏帐太多，常年处于严重亏损状态。1992年中国全国银行当年的净亏损（盈余扣除亏损后即为净亏损）达1,178.3亿人民币，相当于贷款余额的5％，银行系统的全部资本金都被当年净亏损冲销。在自由经济国家，这意味着银行的全面破产。在中央银行编制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平衡表”中，亏损总额是由“当年结益”（CurrentBalanceofProfitandLossAccounts）这一项目反映的。由于这一统计表的各项目彼此相关，不容易伪造单一项目的统计数据，所以国家统计局不得不将中央银行编制的1992年“国家银行信贷资金平衡表”公布在《中国统计年鉴》当中，这一巨额亏损的真相因此被泄露。此后3年（1994～1996年），中国银行系统的亏损总额继续扩大，为了遮掩这一真相，国家统计局在编制这3年的统计年鉴时，将“国家银行信贷资金平衡表”的“当年结益”留空，什么数字也不填。但这种不正常的“数字捣鬼术”不能年年都上演，于是国家统计局与中央银行合作修改“国家银行信贷资金平衡表”中的数据，在1997年重新恢复公布该表中“当年结益”项的数据。修改以后，这一项目在1994年、1995年都呈现数额很小的盈利，但在“其他”这一项却呈现2,526亿（1994年）、3,647亿（1995年）的负数。显然，这是把真实的亏损掩藏在“其他”项的负数里，而伪造出“当年结益”项的正数。到1996年，中国银行业的亏损更加严重，不仅在“当年结益”项上再次出现亏损，而且在“其他”项上出现了占当年贷款余额9％的负数(总额为-5,418亿)。这样，原来的数据伪造方法已经无法掩盖银行严重亏损的真相，于是国家统计局与中央银行再次合谋伪造数据，取消了1997年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平衡表”当中“当年结益”一项，银行的亏损额被掩藏在其他各项当中。自此以后，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金融统计表格中，人们再也看不出中国银行系统经营的结果是亏损还是盈余。这种任意改变统计项目以便随时掩盖真相的做法，堪称全世界独一无二。

上述问题是笔者在计算中国金融系统真实坏帐率时遇到的。当时仔细查阅1992年到2002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却因国家统计局存心在统计项目上捣鬼，笔者不得不就教于方家（内行），这位精于中国统计行业内部情况的内行人士花了一整天时间，才算是理清了这一团数据迷雾。

限于篇幅，笔者在此对中国数据造假不再多加讨论。但根据中国的政治游戏逻辑，可以断定，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放弃了前任赖以显示合法性的GDP神话，自会有经济学家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理论家”们再为他们创造一个新的神话。极权政府需要神话，这不仅仅是自慰的需要，更是为了营造其国际形象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