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变”与“不变”

本书是笔者继《中国的陷阱》之后完成的第二本书。从这两本书的研究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这些年来发生的变化中，变化最大的是资源分配方式与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由原来的公有制一统天下，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由于资源分配的大权仍然掌握在各级政府官员手中，从而使得政治精英集团成为改革中最大的得利集团。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则几乎没有任何本质变化，仍然是一党专政。近几年总是被不少人鼓噪的那些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奏”，最多只能算是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变革无关。

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行政体制改革改变的只是政府的管理方法与部门设置、人事任命方式等等；而政治体制改革改变的却是政府权力的来源，即政府权力来源是民主选举，还是来源于用暴力夺权后建立的一党专制。

中国政府善于编织各种谎言，而且从来不会因为撒谎而感到难堪，但脸皮也还未厚到宣布自己实行了“欧美式民主政治”。2003年12月10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面对听众的提问也只得被迫承认：“中国人民至今还未做好选举领导人的准备”。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中国民众素质太低，所以不具备选举国家领导人的能力。温家宝的谈话，与20世纪中国历代政治精英拒绝实行民主政治的藉口如出一辙。但中国政府的行为却又与此藉口相反：目前在人口总体素质最低的农村里，中国政府恰好允许在那里实行村委会选举；而在人口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里，中国政府至今还没有任何松动迹象。这一事实说明，不是因为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配享受民主政治，而是中国政府至今还未“做好放弃独裁的准备”。

如果就政治体制的特质来看，中国现在奉行一种与旧极权政治不同的新极权政治。这种新极权政治与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体制一脉相承。毛时代的极权主义体制是步苏联后尘建立的。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曾非常精确地描述过这种极权主义政治的特点：“极权主义当权，它必然发展出一套崭新的政治制度，也在它权力所及的地方，摧毁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法律和政治的传统。不论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有传统，或者其意识形态的精神泉源为何，极权政府往往把阶级转变群众，而且，藉着群众运动，依赖一党专制体制取代了政党制，同时把权力核心从军队转移到警察手里，也建立起一个以征服、统治全世界为导向的外交政策。……传统的立法、道德，或者是普通常识，以功利为目的诸种范畴都无法帮助我们处理、判断，或者预测它们的活动途径i。”

因为汉娜·阿伦特的著作对极权体制的剖析一针见血且深入骨髓，所以她的著作至今未能在中国翻译出版，因为这些分析会让人产生许多对中国政府不利的联想。而那些对“贫困者不能享受民主政治”论表示充分理解的外国政治学者，却能在中国获得不少被介绍的机会，比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邹谠（美籍华人，已故），因为他在著作中反复表示对“中国的专制政治存在的合理性”深深理解，符合中国政府的需要，因此曾成为中国政府的座上宾。邹谠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与“农业学大寨”的深情赞美与向往，足以让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瞠目结舌。

以汉娜·阿伦特概括的特点来观照当今中国，就会发现上述极权政治的本质特点在中国其实未曾发生变化：

一党专制仍然是中国政治的特点。从世界各国现有的宪法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可能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部“宪法”：中国政府主持制订的宪法与中国共产党互相赋予对方以权力的合法性，宪法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这一宪法又赋予中国共产党以“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地位，最高政治权力由中国共产党绕了一个弯自己授给自己。最重要的是，一旦中国共产党认为宪法条款不符合它的政治需要，立刻可以修改。中国的制宪历史也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段历史。日本于1868年明治维新中确立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曾经成为清王朝效法的榜样。而日本1945年以后的“和平宪法”更是促使日本走上了现代民主政治之路。但作为日本邻国的中国，在这一百多年当中虽然有过几部有“宪法”名称的文献，却从未建立真正的宪政。中国共产党扶持了8个“民主党派”，这些党派的所有经费、干部的工资福利甚至办报刊杂志的全部经费，却全部列入中国共产党统战部的预算，然后从政府财政预算中开支，这些“民主党派”的干部任命、级别与升迁也全由共产党的人事部门与统战部掌管。多年来，这8个“民主党派”作为“政治花瓶”，为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装点门面，对共产党的任何荒谬决定（如镇压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1999年镇压法轮功）都无条件地鼓掌欢呼。除了这8只“政治花瓶”之外，中国民间的任何组织，哪怕是单纯的学社，都被共产党悬为厉禁。2003年，美国及其它国家的亲中共学者在欢呼中国即将进入“民主宪政国家“的行列，但在中国任何有关宪政的讨论仍然被当局严厉禁止。很难想象，由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共领导人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主持修订的“宪法”可能将中国带入“宪政民主”国家的行列。

掌握军队仍然是中国领导人保持权力的最后手段。每一次政治高层换届，军委主席一直是中国高层领导人保持政治控制力的位置，即使是从未做过中国名义上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也一定要保持军委主席的位置。与此同时，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干预越来越多，监控对政府持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及其他异议人士，成了国安部的日常工作，整个因特网(Internet)系统更是全部由国安部掌控。中国各级政府解决社会诸种矛盾的手段，越来越借助于警察系统的暴力镇压，警察执行公务过程中越来越随意地使用暴力，2003年广州大学生孙志刚被无端收容后暴死收容所事件即著名一例，许多黑社会组织背后的撑腰者就是警察系统的官员。

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文明的古国，但现在的主流意识形态却正好与传统文明呈断裂状态。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执政者对本国的传统文化否定得如此彻底。即使在斯大林（Staling)时期，苏联共产党也还对俄罗斯自彼得大帝以来的文明进步表示尊敬并引以自傲，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将自己国家的文明作为“封建主义的垃圾扫进历史垃圾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被斩断文明之根的中国人其实已经丧失了精神家园，漂泊无依。而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最大“政治成就”之一，是摧毁了中国社会的中间组织－－宗法组织，将原来的“政府－宗法组织－个人”这种社会关系简化为由“政府－个人”，从而消灭了任何民间的组织资源。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一事实：正是源源不断涌入的外资为中国的专制政府输血，才使这个政权能够延续其生命力。中国的大城市居民能够沐浴外资带来的雨露阳光，而9亿农民生活于其中的农村却正在痛苦地挣扎，到2003年初，中国的失地农民已经高达8,000万人ii。中国的农民为了摆脱这种毫无希望的痛苦生活，不少人选择自杀结束生命。据统计，中国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自杀率的3倍，每年有15万农民服毒自杀，50万人服毒自杀未遂。据分析，贫困的煎熬与基层政府滥用权力压迫是农民自杀的主要原因iii。

中国人现在正在为自己的权利作艰苦的斗争，其中以农民的反抗最为悲壮。

只能利用原始武器装备起来的农民开始了有组织的抗争。自90年代后期以来，这种抗争每年虽然高达1万多起，但总被武装到牙齿的政府武装镇压下去。不少农民悲愤地说，现在因为政府拥有的武力实在太强大，只有锄头、大刀一几把鸟枪的农民们“斩木不能为兵，揭竿不能为旗”（中国古语，意谓“砍断树木作为武器，举起一根竹竿作为义旗，号召天下受压迫者反抗暴政”），只能忍了再忍。

中国政府就是坐在这样的火山口上，迫使中国的媒体集体撒谎，讴歌“太平盛世”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