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个民主的中国更能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尽管中国政府的“统战”工作卓有成效，一些海外人士或团体因为与中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无视中国正在发生的种种不人道事情，对中国人民的痛苦充耳不闻，只管为中国政府献上廉价的“赞美诗”。但不管任何时代，哪怕是在最黑暗的年代，也总有正义人士会超越个人利益，关怀整个人类的福祉。

我无意多去评论屈从强权这类事情，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屈从强权的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我只想提及一些始终不渝地在为中国人权呼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如“国际大赦”（AmnestyInternational）、“人权观察”(HumanRightsWatch)、“保护记者协会”(CommitteetoProtectJournalists)、“记者无疆界组织”(Reporterssansfrontieres)、“中国人权”(HumanRightsinChina)。这些组织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搜集发布的各种真实的信息，始终是那些廉价“赞美诗”的克星。也因为有这些组织的存在，中国政府用金钱收买的势力还始终不能一统天下。就在2003年12月18日，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House）公布了2004年世界独立国家自由评比报告，台湾被列为全亚洲最自由的国家之一，分数仅次于日本；中国则为亚洲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情况只比北韩及沙特阿拉伯略好。也因为有这些组织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政府施压，中国政治犯与良心犯的待遇才能够比毛泽东统治时期有所改善。

我同样钦佩那些在中国国内始终不向强权妥协的人士。我从那个国度出来，深知在中国要想坚持不向强权妥协，需要付出什么样的沉重代价，包括被“知识分子”群体被迫或主动地孤立，因为与“异端”的交往可能会使他们陷入不测之境，丧失安全感。本书列举的那些因揭露腐败而身陷囹圄的记者所做的努力，始终是照耀中国人良知不泯的一盏明灯。还有其他一些人士，也为信息自由做出了独特的努力，甚至付出了生命。例如，“法轮功”的刘成军先生曾于2002年3月5日在长春的8个有线电视频道插播了“是自焚还是骗局”等法轮功真相资料片，因此被捕入狱，在历经了21个月的残酷折磨后被迫害致死。刘成军付出了生命代价，但许多人因此得知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

中国的希望在一些为了自由与强权抗争的勇士身上，这些勇士当然包括书中所列的那些为了新闻自由而付出牺牲的人，正是他们的努力在一点一点地改变着中国。我曾看过不少“二战”时期迫害犹太人的历史资料片，发现当初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暴行之所以在欧洲不少国家都得到呼应，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曾因一时一地的短暂利益，可耻地顺从了法西斯强权。我真诚地希望国际社会少一些为了利益而放弃原则的公司、团体或个人，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国际社会民主正义力量的热诚帮助。

一个建立在民主宪政基础之上且政治清明的中国，比目前这个正处于极端腐败、视本国人民如草芥，且在外交中毫无原则，唯利是图的专制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对于世界文明所起的作用要积极得多。

从20世纪末开始，中国知识界的先觉者开始探讨在中国建立宪政以摆脱制度性无出路的困境，但却忽视了一点：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实行宪政和民主的必要条件。美国宪法是在孟德斯鸠所设想的三权分立理念下制定的，这种分权制衡在美国能如此娴熟地被政治家所运用并得到美国人民普遍的理解和支持，与美国当时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以及言论自由有密切关系，是这种自由的言论环境养育了美国人的公民意识，使他们对权力制衡的必要性有所了解，

而观诸中国近百年数度立宪、最后还是无法摆脱有宪法之名，却无宪政之实的政治困境，就与中国没有充分的新闻自由有直接关系：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客可以用暗杀手段伤害记者以侵犯新闻自由；国民党统治时期则以书报检查制度侵犯新闻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政府与议会则很容易达成利益共谋，不掌握军权的议会只能堕落为政府的附庸。中国的现实就很能说明问题：政府与人大这两大权力之间之所以屡屡达成利益共谋，人大只能堕落为政府的附庸，就与中国媒体只能被迫扮演“党的喉舌”这种角色有直接关系。这样的媒体，除了宣传功能之外，丝毫不具备媒体应有的监督功能。

考虑到新闻自由在建立民主政治过程当中的作用，可以断言，政治民主化必自媒体自由化开始，只要党与政府操控媒体的状况存在，中国的民主化就不可能真正起步。

希望这本书能够有助于揭开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神秘面纱，只有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才能够有效地帮助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最后，我要提到美国的“中国人权”这一非政府组织，在它的资助下，我完成了一个关于中国的媒体管制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的研究报告已经由中国人权印刷成小册子在有限的范围内发行。正是因为这一研究项目，我才有机会清理自己在中国媒体业从事多年工作的种种体验，并且阅读了大量文献与资料，从而加深了对世界各国媒体和中国的媒体管制历史的理解，现在我撰写的这本书就是在那一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此，我再次向“中国人权”表示真诚的感谢。

2004年1月初稿，2006年3月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