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离政治民主化还有多远？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中的部分精英总是在不懈地追逐“民主政治”，但“民主”宛如梦中女神，中国人只能看见女神的裙裾飘动，却始终无法将这尊女神请入中国的政治殿堂。

但笔者坚信，随着信息传播手段的改进与对外交流的日益开放，中国总有一天能够实现民主化。至于这个过程的长短，却还要看中国政府与反对力量之间的博奕，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则是中国的报刊电视台能否成为自由媒体，道理很简单，一个信息封闭的国家是无法实现民主政治的。

在民主国家，媒体是社会形势变化的风向标，也是政府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而中国“报喜不报忧”的传媒管理原则，不仅误国害民，中国政府自己最终也要受到这种愚蠢控制的报复。因为这种过滤信息的方式最终导致信息严重梗阻，下情无法上达，决策层无法了解社会实际状况，做出的政治决策自然也总是“药不对症”。中国近25年来最大的变化是社会观念的变化。社会成员的代际沟通已经极为困难，身居高位的政治高层最年轻的也已经有60岁。即使在一个信息不受任何控制的国家里，老一代人与快速变化的社会都会产生隔膜，更何况在信息受控制的社会里，代际沟通更加困难。无法设想，一群垂老且固步自封的老年人能够胜任地领导13亿人口的大国。

通过控制媒体营造出来的“繁荣”固然能骗外界，但却骗不了自己。90多年前，中国打倒帝制之后的第一个总统袁世凯想复辟做皇帝，引起了全国一片反对声浪。他的大儿子袁克定一心想做传承帝位的皇太子，决意不让他的父亲听到任何反对声音，为此假冒《顺天时报》的名义，为他的父亲一个人编印了一份专登拥戴帝制文章的假《顺天时报》，让他的父亲陶醉在颂扬声中。但这份只有一个读者的《顺天时报》最终愚弄的还是袁大总统本人。在做了103天的皇帝之后，一代枭雄袁世凯不得不在全国的反对声中下台，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中国政府目前控制媒体的做法，其实也只不过是效法袁克定印制假《顺天时报》的做法，聊以自慰而已。

中国政府试图控制国民思想的做法不止于控制媒体。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大学竟然启用了特务学生制度，监督教师课堂言论！这种学生特务有个名词，叫做“信息员”。据一位大学教师在博客里介绍，“信息员”制度内容大体如下：学校当局从学生里面选调一些非常听话的同学，安排到不同的院系，听各科老师的课。

这些信息员都被派到各个院系。一位教师上课有点名的习惯，有一次上课，发现多了一位，反应非常灵敏：“你是学校派的信息员吧？”这位信息员非常厚道：“老师，我是信息员，来自工程学院，您上您的课，我不碍事。”

学生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大陆之外的人看了真不明白。但我可以将这番话的文化密码解析一番。这位学生的话实际上是说：“老师，我来听课只是职务行为，完成任务。我不会告发你什么，请放心。”――这话我曾听过，当年，我在新疆讲学时，当地安全厅一位官员就列座于其中，晚上还要与我一道吃饭。为了安抚我，他让他妻子也如此这般对我说。

信息员表现得好，就可以“加官进爵”，成为入党积极分子。而党员毕业以后，就业优先。viii

老师们并未迟钝到不知信息员制度为何物，毕竟中国是一个政治运动隔几年要重来一次的“革命大国”，“运动经验”都还丰富。这位教师记载说，当时系里负责人给老师们传达学校将要实行信息员制度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这是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制度！一所二十一世纪的大学，居然在实行着朱元璋子孙们的制度。可怕，但是这是事实。”

这位教师接下来写下自己的感触：“在‘可爱’的信息员面前，作为老师，您还能针砭时弊？有些老师本来就昧着良心，经常向同学们宣讲中国形势如何大好；加了一个信息员，良知未泯的老师，恐怕也要噤若寒蝉。这样，充斥在学校课程上、教室里的都是‘一片大好’‘安定团结’的稳定和谐之声。”愚弄学生唯一的后果是，毕业后，学生们发现社会现实根本就不是老师说的那回事，这个“可爱的社会”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如此严格控制媒体言论与人们思想，正是中国政府极端缺乏自信的表现。笔者现在生活的美国，是一个可以自由表达任何言论的国家。波士顿（Boston)、旧金山(SanFrancisco)、芝加哥(Chicago)好几个城市都设有“革命书店”(或叫“红色书店”)，专门出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许多左派组织相当活跃，这些左派们的主要理论任务是批判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但美国政府从来没有禁止过这些组织的活动，禁止过它们的自由讨论、自由印刷、自由传播。因为美国政府相信，美国公民只有充分、无畏地面对针对他们制度的一切辩护和一切批评，才适合实行自治。美国社会的共识是：公共讨论的自由不可限制，限制这种自由等于摧毁公民自治的基石。我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ofChicago)时曾有一个叫做“斯巴达克思”(Spartacus)的左派组织成员来找我讨论过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言谈中，这位先生抱怨美国的“工人阶级”因为活得太舒服，因此缺乏革命精神。我告诉他：“如果工人生活得很好，他们确实不需要革命。中国的工人、农民如果能够吃饱饭，他们也根本不想革命。由于你们向往的社会主义制度让中国人民吃饱了苦，受够了罪，中国人民现在的最高理想是拥有一个你们这些左派痛恨入骨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我还告诉他：“我在中国只是批评了政府的腐败，就如此为中国政府所痛恨不容。如果你们活在社会主义中国，早就被投进监狱去了，因为你们天天在号召人们推翻政府，中国法律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与‘阴谋颠覆政府罪’，就是为惩治你我这种人设立的。你们热爱的社会主义制度，从不给人以言论自由；你们痛恨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好保证了你可以痛骂它而不用坐牢的权利。请你们想一想，到底哪个制度好？”

允许各种反对力量活跃在自己的国土上，既是美国充满魅力之处，也是美国能够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主要原因。

当然，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做法还有从苏联学来的故智。前苏联就是一个布满克格勃特务的“红色帝国”，公民的电话和信件随时受到监听。而监听者以“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等冠冕堂皇的借口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Solzrenitzin）曾写过一部政治小说《第一圈》，描绘的就是特务横行、人人被迫说假话的“红色帝国”苏联。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统治者认为，依靠监视、压迫、暴力与恐吓，就可以永远维持苏共的独裁统治。然而，强盛一时的苏联帝国终于化为历史烟尘，苏联共产党也成为独裁者的代名词而受到历史的唾弃。中国共产党政府愚蠢地坚持步苏联共产党后尘，除了让整个中国为他们陪葬之外，不会有更好的前景。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信息，正好比决策者用黑布将自己的眼睛蒙上，成了看不见外部世界的盲人；而中国的媒体则好比一匹马，驾驭它的决策者按“报喜不报忧”的原则实行奖惩，宛如给这匹马的眼睛也蒙上一块黑布，于是，中国就在“盲人瞎马”的导引下前行，向“深水池”一步步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