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为政治特权的“内部新闻”

因为本书只分析新闻控制，所以在诸多“秘密文件”中，只分析在中国政府新闻管制体制下，由新华社“国内新闻部”的第二编辑室与人民日报总编室编辑，主要在共产党内部起到新闻传播作用的几类文件：

1、《国内动态清样》（新华社编）：登载国内突发重大事件和为党内高层提供的重要政策建议，每天1～2期，每期一个专题，少则2～3页纸，多则5～6页纸。这一类别的秘密文件级别较高，最初是以“绝密文件”发至中央领导和部长级官员，80年代以来扩大到省委书记和省长（正省、部级），是共产党高级干部及时得到国内信息的重要途径。俗称“大参考”。这种文件有定期回收制度，遗失者需要承担政治责任。一般来说，泄密的可能性不大，最多只是由有权观看者口头传播，其文本很难流失到海外。

2、《内部参考》（新华社编）：刊登国内大事和重要言论，每周2期，每期40～50页，信息量较大，以“机密文件”发至“地师级”，是中共党内中、高级干部取得国内秘密资讯的唯一正式渠道，俗称“内参”。比如1992年8月深圳市发生的“8·10新股抽签表事件”，由于不准见之于媒体，即以“内参”形式发表于《内部参考》上。

3、《内参选编》（新华社编）：20世纪80年代中期，应中国政府基层干部要求而创刊。从上述《内部参考》中，选出部分内容，每周一期，每期30～40页。以“秘密”级发至“县团级”，后来乡长、镇长，科级干部与部队中的营级干部均可阅读。到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创收”的需要，再加之确实无秘密可言，故此允许副处级干部（含此级别）以上私人订阅，而且不再需要定期回收。

上述三种内部刊物之间有几个明显差别：一是时间快慢的差别，二是内容详略的差别。如某地发生骚乱，供报纸电台公开发表的“新华社新闻稿”（有一线、二线稿之别），可能根本不报道，或者最多于事件平息很久以后在报道其它事件时才提上一两句，而且多为称赞当地政府官员稳定局势有方的话语，但《国内动态清样》上当天就得发上一篇内容详细的专稿，详尽报道事件的全部情况，闹事者的“反动言论”和“无理要求”，地方当局的应对措施等等。《内部参考》则会在一周内，比较详细地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起始原因。《内参选编》则可能会在第二周简单地介绍一下事件的经过，在披露真实原因方面不会象前两者那样直白，尤其是牵涉到政治方面更是如此。比如1999年广东省韶关一银行破产，引发储户挤提事件，《内参选编》就只有简短一段消息提到，还是在中央银行领导要地方银行注意规避金融风险时引此事为鉴。但刊发在《内部参考》上的文章，则比《内参选编》上要详细得多。

4、《内部参阅》（人民日报总编室编）：《内部参阅》属于秘密级，并不刊发新闻性稿件，主要刊发政策性建议的“理论”文章与一些调查报告。这些属于理论探讨性的文章有些因涉及敏感问题，比如谈到当前社会公众对腐败的不满，农村基层党政组织的实地调查等等，一般还包括写作者的一些政策建议，下发至县团级单位，属于县团级（处级）的企业也可以订阅。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该《内部参阅》鼓励副处级（含此级别）以上干部私人订阅。

其实，仔细阅读这些所谓“内部文件”，就会发现关于社会经济的“内部新闻”，主要是中国政府垄断信息来源并对信息实行严格过滤的产物。在民主国家，社会经济方面的新闻，无所谓“内部资料”可言。而在中国，比如报道某地发生了许多妇女被拐卖案件、村民选举选掉了政府内定的候选人，某地区成了某项商品的集中制假之地，某地某官员贪污等等，都成了“内部资料”。这些“内部资料”当中，有情报价值的东西不多，披露这类信息本应该是新闻媒体的职能，但在中国却因严格的媒体管制，阅读这类本属于公共信息的消息，就变成了一种“政治待遇”。很多国内、国际发生的事情，大陆的老百姓是没有知情权的。

近几年来，网络的迅速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中共的信息垄断制度，这些“内部参考”之类的作用日益递减，一些属于“秘密”级的文件已经不在回收之列，许多人都有收藏，一些单位也不再焚烧，而是将其作为废纸处理，因此第3、4两类“内参”资料甚至在一些垃圾回收站都可偶然见到，作者就曾在废品收购站见过几大捆。但目前中国政府还无意改变信息保密制度，上述注有“秘密”字样的材料，被带往境外或者由不符合级别的中国人个人收藏，往往还被控之为“泄露国家机密”。

正因为中国政府出于控制言论的需要，尽可能地将一切本应该公开的信息作为“秘密”文件或“内部文件”处理，并经常因政治目的任意扩大“国家机密”范围，甚至为一些根据“保密法”规定已经解密的文件重新加密，将中国公民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入罪，从而导致中国公众心惊肉跳地将一切政府文件都视为“国家机密”。比如法律、政府文告、法规性文件，还有全国党代会公告（如十六大全会公报）等本来都是属于应该公布的文件之列，《人民日报》也常在这些政府文件发布之时予以登载，完全不属于“国家机密”。中国南部的深圳市，从80年代初期起就规定所有政府报纸与党报必须随时免费提供版面，全文登载当地政府（包括人大）各部门发布的各种公报，以及新订立的各种法律、条例；在深圳各政府部门去办事，只要交钱就可以获得一份有关的法律或法规性文件。如果说有些地方的公众不能查询有关法律与政府文件，显然不是因为这些政府文件事涉“国家机密”，而是当地政府部门没尽到服务职能而已。

专制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尽可能地保持神秘。中国的保密制度其实就是专制政治的产物。中国的内部文件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体系，因此有关保密的法规也非常之多。曾有人编过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全书》，共收集保密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250余件，约60万字。共分为综合、经济、科技、国家安全与司法、文化教育卫生、涉外及涉港、澳、台以及政策性法规文件等7类，但只要仔细阅读并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是世界上最缺少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国度，如关于物价问题，其实是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就会感知的事情，但政府可以采取任何措施管制物价，而在媒体上评论此事就会成为政府眼中的“政治错误”，会被指控为“泄露国家机密”。至于中国与缅甸（Burma）之间的边境贸易，居住在广西、云南以及其它相邻省份的中国居民都知道，而且还知道那是贩卖毒品的“黄金通道”的一个主要环节，但政府两度颁布法规，认定这属于“国家机密”，不得泄漏。由此可见，在中国被视为“国家机密”的信息是一个多么广泛的概念。

正因为中国政府经常随心所欲地扩大“国家机密”范围，所以闹出了这样的笑话：2002年12月下旬，中国《新闻周刊》曾登载一篇署名为“章文”的报道，称广州市政府将公开政府信息，将政府公报与各种部门公布的条例与法规性文件向公众开放；与此同时安徽省的人民政府公报也可以在市场上公开出售。据此，这位作者评论：这“也许预示着一场行政革命正在中国悄然发生著”。这位记者显然与一般公众一样，将政府的公开文件当作了“国家机密”，以为现在公布了这些文件，就是一项重要的行政改革。而事实是：政府公报与各种条例在实施之初均要刊发于党报与政府报纸上，报纸要无偿提供版面。与此同时，这些文件通常被印成小册子放置于政府办公地点，并未被当作“秘密文件”对待。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这类条例、文件由政府部门免费提供，而中国政府则要收取费用。

信息自由是民主之源。

汤姆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

主张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指游行示威）差不多。

毛泽东与其秘书林克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