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云标：我觉得自己像个迷路的孩子

大路上人来人往，偶尔有人会被甩出来或者自己把自己甩出来，去走一条另外的路，袁天鹏是这样的人，杨云标也是。

培训结束后，看着合作社的大爷大妈们在村路上蹒跚离开，我们从合作社的平均年龄和知识结构说起，说到他作为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如何，云标笑了：“我觉得，说‘知识青年’不如说‘热血青年’更形象一些，知识没有多少，热血一大堆。从外面回到家乡，一下子就打碎了对这个世界的美好的想象，我觉得与其说是维权，不如说是去努力想维护自己内心对这个世界美好的想象。所以有时候我会怀疑自己很自私，你说你到底是跟老少爷们儿一起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呢，还是为了维护你自己内心对这个世界美好的想象呢？”

类似的话云标2005年就说起过，那是我第一次来南塘，听他讲自己的童年，村庄和河滩，他的乐园。所以，在我当年写他的时候，其中一章的题目就是“失乐园”。从1998年跌落回村庄到现在，整整十年了。前五年，他一直在“是不是回乡村”的问题上摇摆，其实，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决定自己一生真的就这样回到村庄里，直到现在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农民，尽管他已经习惯了以农民自居，而且目前几年内，他没有离开乡村的计划。我问他：“你当时做的时候，有没有对你所做的付出，或者说是你要承担的责任，以及最后走到哪一步有一个具体的设想？”

“没有，当时在我的判断里只有对和错，所以我没有想过到底要做什么，怎么计算成本、策略，完全没有。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么做是好的，就这样去做。”

“说实话，在我脑海里，以前是没有‘议事规则’这个概念的，但是，对议事本身有非常深的体会。我们做维权的时候，经常也要开会讨论一些问题，我就会发现其实非常难，大家形成一个共识非常非常难，经常是开会开到很长时间，议而不决。我不抽烟，但每次都要跟一大帮抽烟的人在一起，我回家以后，我的家人都会说我满身的烟味。比起烟味，让我更受不了的，是一开会就七大姑、八大姨扯到天涯海角了，有时候呢，有人一发言就像一个村支书，唠唠叨叨，没完没了，有时候意见不一致，拍桌子砸板凳发脾气。我就很困惑，作为追求权利、追求公正的一群人，我们应该和那些村干部不一样，应该公平民主，应该是大家说了算的，怎么会这样呢？看来，不是说你有这个心就行了，不是说你心里想追求公正就行了，没有好的策略方法就没法实现。我当时觉得自己非常困惑——我有这样的心啊，我特别想追求每一个决定都是大家讨论的，都是大家的共识。我从不缺乏这样的追求和这样的真情，但结果往往和我想要的东西不一样。”

当云标出现在合作社乡亲们面前的时候，他的表情都是向上走的——他脸上的肌肉已经习惯了在大家面前“传达信心”了，跟他单独聊久一会儿，会发现他脸上的表情会松下来，现出疲惫或者别的东西。

“我觉得自己当时就像迷路的孩子一样，找不到路，找不到光明。很多老师朋友都会谈民主，说云标你要多听大家发言。我也这样做了，听大家发言，我做到了，请你谈谈他谈谈，但是你会发现谈的真是乱七八糟。我因此会对民主产生怀疑，我觉得大家发言真的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会产生了一个更糟糕的结果呢？”我知道云标指的什么，比如说，云标在财政部有个维权时期“打出来的朋友”，推动市政府把国家农业开发项目交给了合作社，云标主张招标权要归合作社，谁做得好给谁。但大家说这毕竟是国家项目，必须照顾跟区农业局的关系。后来工程被区农业局交给了他们指定的施工队，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现在正在返工。

“因为有很多时候的争论不但没有结果，而且很伤感情，会使一个团队的内部分歧越来越大，我找不到出路，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是不敢说民主的，我觉得我没有看到或者是我没有感受到我追求的民主给自己带来的光明。后来跟你和天鹏坐下来再一起聊，心里才突然觉得轻轻的一震，觉得天鹏说的这种东西，是不是和自己先前的困惑有关系呢？”

“我就觉得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你听咱们中央领导人在做报告，会谈民主，你再到村里跟村干部谈谈，他也会谈民主。‘民主’这个词，在中国是非常廉价的，谁都会谈，而且谈起来都是滔滔不绝。大家好像都很懂民主，但是，当一起去做一个事的时候，你发现每个人又都不知道民主应该怎么做。从五四运动提出了民主和科学，九十年了，‘民主’真的是作为口号深入民心，但也仅只是作为口号深入民心。我又想了，它为什么可以作为口号存在而不能作为行动存在呢？可能我们需要一个策略，需要一个具体的可以操作的东西，我觉得议事规则，当然不见得是罗伯特议事规则，至少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让民主付诸行动的、可操作的策略、程序的……”

云标在斟酌用词，我忍不住插了一句：“一种可能性？”“对，一种可能性。”“尽管它可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可以有一种方法，不只是让我们喊民主，而且是可以践行民主”我们忍不住了，互相插话——还好，这不是正式开会，打断别人不违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