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协”七岁

在我的眼睛里，“文协”有时候睡一会儿觉，而没有死过一回。

当“文协”在武汉的时候，几乎每一位会员都详详细细的知道会中工作的日记，因为座谈会与茶会是那么多，人人都能听到会中昨天作了什么，和明天要作什么。那时候，会款差不多没有超出三百元过，可是工作的紧张倒好像我们开着一家银行似的。那时候，大家初次尝到团结的快乐，自然要各显身手，把精神、时间，与钱力，献出一些给团体。那时候，政府与民众团体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大家喜欢作事，政府也愿给我们事作。那是些愉快的日子。

赶到“文协”迁来重庆，大家在精神上还是愉快的，可是工作就赶不上在武汉时节那么多了。一来是山城的交通不便，不像在武汉时彼此捎个口信便可以开会；二来是物价渐渐的高涨，大家的口袋里不再像从前那么宽裕；于是，会务日记仿佛就只有理事们才知道，而会员们便不大关心它了。慢慢的，物价越来越高，会中越来越穷，而在团体的活动上又不能不抱着一动不如一静的态度，“文协”就每每打个小盹了。可是它并没有死。它的会刊时常脱期，而没有停刊。它还组织了前线访问团，并派代表参加前线慰劳团。每到“七七”，它必去献金——不管钱数多少，我们总愿尽心力而为之。它举行各样的座谈会，参加国民月会和种种的集会。它的会所依然是会员们的“娘家”。

它没有死，所以得到社会上的信任。它永远不故意惹是非，所以政府对它也愿时时予以提携援助。

去年，它发动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的征募，没有怎样费力，它便得到了好几百万元。社会上看得起它。这笔钱有了极大的用处。有许多害病的会员，因得到助金而可以安心养病，有许多由湘桂流亡出来的会员，在半路上得到接济得以及早的来到四川或云南。有的会员来到重庆，“文协”因有了基金，所以能招待他们，给他们一些安慰。“文协”或者可以不再打盹儿了。

“文协”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降生，到如今已经整整的活了七年。它的会刊，《抗战文艺》，自二十七年五月四日降生，到今天也整整的活了七年。七年虽短，可是以一个团体来说，以在抗战中种种的艰苦来说，这实在不能算是很容易的事，在这七年中，它听见过多少次炸弹的爆炸声音哪！

“文协”总会的穷而乐，睡而不死，也就影响到它的分会。虽然香港的、桂林的、曲江的、襄樊的分会都因军事的关系而结束，可是贵阳的、成都的、昆明的分会反而因此而更见活跃。以昆明分会来说，它曾有一个时期也打了盹。可是在近二年来，它又复兴起来，去年为贫病作家募集基金，它的成绩比重庆总会还好。于此，我不能不喊一声：“文协万岁”了！

我盼望：

（一）本着“文协”的民主精神的传统，大家再拿出武汉时期的热劲来，不管谁是理事，谁是秘书，每一位会员都应当关心会务，尽力于会务。理事、监事、秘书，与会员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区别，而事实上，是谁尽力服务，谁便可以使“文协”不死——或者连打盹儿也不打！

（二）会刊是“文协”的旗帜，会员们必须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旗帜上，不管谁负编辑之责，会刊反正是我们大家的。

（三）社会上热心捐助贫病作家基金，我们贫或病，就该索用。我们的生命一半儿是社会的，我们不应过于矜持，忍受贫穷与痛苦，而不求援助。我们若因矜持而损及健康，便是对不起社会。

（四）援助贫病作家基金都存在银行里，当然有一点利息。我们应当运用这点金钱推动会务，使文艺发生更多的社会影响。社会看得起我们，我们也该答谢社会。

（五）对于会务，我希望，我们都该对小事闭一闭眼，勿过于求全责备；对大事，我们须力争，绝对不许损伤了团体的尊严。我想，这也许就可以叫作民主精神吧？文艺须是民主运动的先锋，那么，我盼望，“文协”就必须成为一个民主精神的团体。我们服务，我们于服务中得到民主的训练。

头总是发昏，要说的话还很多，而脑子“不过火”；就此打住。

四月十四日于北碚之抛锚斋

原载1945年4月29日《大公报·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