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界动员情况述略
先说“过去”（就是从抗战起到今日）：
（一）人：文艺界的同仁是抗战的急先锋。“九一八”，“一·二八”的战争，已使他们感到有建设国防文艺的必要，而开始高呼民族革命。“七七”的炮声一响，他们马上分头去迎敌，由上海北平等文艺本营分散到各处去，去唤起民众，去服务于军队。紧跟着他们组织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有组织的参加抗战工作。不久，在成都、昆明、桂林、香港、贵阳、曲江、襄樊、延安都有了分会；人较少的地方，不能成立分会，也设法成立了通询处，为沟通消息与推进文艺运动的据点。
文艺协会的会员有四百多人，差不多包括了国内所有的有写作成绩的写家。但是它并没有宽大的会所，和够用的办事人员。因为它没有十分充裕的经费。不过，这也有它的好处：它可以有多少钱办多少钱的事，有多少人办多少人的事，虽然表面上它显著缺乏“等因奉此”一类的工作，可是，会员们的热心却教精神胜过了形式。它的会员到陪都来，便在总会服务；散到各处去，就在分会服务。无论在哪里，他们总是依从政府的指导，去尽他们的心力，从事抗战文艺的工作。先不说个人的写作成绩，专就“文协”会与分会的定期刊物，就有八九份，这不能不算是一点差足自慰的表现。
可是，大家并不以有了组织，有了一些工作，就满足。他们愿意作出更多的事来。他们想到：文艺工作者应当匀调的分配开，不教一个地方有人满之患，而另一个地方连一个人也没有。文艺写家能专心从事文艺工作，不兼任其他事务。文艺工作者能有充分的便利，去到各处观察，以便得到写作的资料。
想是想到了，可是作不到，因为“文协”不是政府机关，没有派遣会员到各处去工作的能力，也没有指定会员到各处去调查的经济力量，更没有替会员解决生活问题的好方法——因为要生活，大家不能不去先找饭吃；专凭卖稿子是活不了的。这，“文协”只好听之而已！
“人”既有困难，“事”就受了影响。现在说“事”。
（二）事：从好的一方面说，文艺作者在四五年以来始终没完全被生活的困苦所压倒。不论怎么苦，怎么忙，他们并没肯投笔罢工。看一看这几年来的文艺出版物就可以知道了。虽然没有统计表，我们还可以相信，抗战中的文艺作品，绝不少于，也不弱于，战前的文艺作品。假若有那么一份儿统计表，告诉咱们战前与战时文艺作品数量相等，我们便应当说战时比战前的至少增加了一两倍；因为，想想看吧，作家们生活的困苦，印刷的困难，纸张的涨价，并不止增加了一两倍呀！
再说，抗战期间的文艺作品显然的与战前的不同。战时的文艺统统的是抗战文艺。在作品上，是抗战戏剧，抗战小说，抗战诗歌，和抗战通俗文艺；在运动上，是民族形式的建设，是诗歌朗诵的推广，是民间文艺与文艺遗产的研究。
这些，都充分的表现了作家的心态——他们是以全力支持抗战，并且相信抗战必胜。文艺工作者的动员是“心”的动员。
从坏的一方面说，在抗战中，文艺界的新干部还没能及时的培植起来，所以老一点的写家既因生活困苦减低了工作能力，而新写家还因无人指导而不能突飞猛进。于是，我们就时常听到剧本荒，稿荒，一类的“警报”。
为更具体一点的来说，理应把文艺协会四年来的工作述说一番。可是，即便是挑选那最值得说的，恐怕也要写一两万字，就只好割爱吧。
将来：
就着“过去”的情形，我们提出“将来”的希望：
（一）政府须增加文艺协会的补助费，使它确实的能与各地分会协力展开文艺运动。
（二）政府宜顾及文艺作家的生活困难，严格的实施出版法上对作家利益的保障。版税不能因交通不便，而甲地出书，不付给在乙地住的作家。不许书籍加价若干倍，而照原价算付版税。剧本上演，须一律有上演税。
（三）政府给予作家们便利，使得有到各处观察，搜集材料的机会。
（四）平定印刷纸张价格，减少私人印行图书刊物的困难。
（五）大学文学系，应注意文艺的创作。
以上四点，看起来好像多半是顾到作家的利益与方便，而没有谈到动员，殊不知，能减少作家们的困难，即是增加了写作的效率。大家能就其所应得者维持生活，他们必能专心尽力的去作他们虽不能专心而仍已尽了力的事情。
我们相信政府必能办到这些事情，因为二年来政府已由关切作家们及文艺的发展而创立了文艺奖助金委员会、青年写作指导委员会等，文艺奖助金的款额虽不大，可是的确帮了作家们不少的忙；资助了作家也就是促进了文艺的开展，因为文艺家是作品的泉源。青年写作指导，虽系初创，我想，必会有很好的收获，希望它能逐渐扩大影响，负起造就文艺新干部的使命。据说，现在文奖会正在筹设文艺用品消费合作社，并印行文艺丛书及刊物。这，我们也希望能及早实现。文艺界动员是没有问题的，只要大家能帮忙为作家们解决一些他们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必须用纸，但他们并不会造纸，也不会去平定纸价。假若教他们独立的去解决一切，他们不会有那么大的能力；即使勉强去作，恐怕也是劳而无功的。文艺工作者是有火气的，但愿各方面供给些燃料，使火势更壮！
原载1942年2月13日重庆《大公报》（国家总动员宣传周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