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来的“文协”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正在开大会的时候，敌机空袭武汉。在轰炸声中，大会继续进行，并未少停。那一天，敌机没能扰散大会。以后，一切困难也都没能使“文协”解体。到今天，“文协”已有了整整五年的历史。

一个人的事业也许不难于继持五载，一个团体就不这么容易了。想起来，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很惭愧，没有做出什么惊人的事情来。可是，五年的生存，也充分的表示出，文艺工作者们既没有因生活的困苦而离开岗位，又没有改变了以文艺宣传尽力于抗战建国的初心。这一点，虽然不足使我们自夸，可是也不妨明白的指出，使大家更奋勉前进吧。

在“文协”初成立的时候，大家谁也不晓得应当怎样去作事。但是，在没有详密计划的情形下，大家却不约而同的决定了做事的宗旨。就是：第一，团结不是一时一地的事，而是要保持得长远，推展得普遍。第二，大家要多对团体尽力，而不苛求团体的供应周到，因为“文协”命定的是个清苦的团体。第三，事事公开。这三点并没有明文规定，而是一种默契；不是办事的细则，而是大家爱护团体的一点不言而喻的约束。在今天我们要报告五年来的会务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提出这三点，因为我们所能说出的那些事实都实在以此三点为主动力，我们的团体之所以能延续五年，也不过是此三点的证实而已。

真的，因为大家晓得团结非一时一地的事，所以总会才能继持五年，而且凡是与总会接触过的，赶到散至四方的时候就马上组织分会——因此，我们在成都，昆明，贵阳，香港，桂林，襄樊……都有了分会。

因为大家晓得“文协”是个命定的清苦团体，所以也就知道非苦干不能有任何表现。会中的经费，在武汉时，每月才有二三百元。到今天，也还不过千余元。以这么一点点钱，我们要维持一个会所，要按期刊行会刊，要举行种种集会，要与各民众团体交际联络。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可是竟自被我们做到了。在开源方面，我们除了政府机关的补助，概不接受。我们穷，可是不能随便伸手接钱。在节流方面，我们就专凭会员们的热心，来替团体赔着钱作事。在武汉的时候，大家给会刊写稿，并没有稿费。会所迁至陪都，大家的生活更感窘迫，会中才按月拿出一些钱来，愿要稿费者照付，不愿要的便道谢。近二年来，物价高涨，大家才一律拿稿费。会中拿不出那么多的钱，乃恳请中央文艺奖助金委员会补助，即蒙批准。会刊才得以继续刊行，未曾中断过。一方面是表现了会员的苦干精神，一方面也是政府的鼓励所致。大家支持会刊的这一点精神，也在其他的事务中表现出来：我们开茶会，会员自己掏茶资；我们聚餐，大家出饭费。除了开年会，我们不曾把会中的钱花在点心茶饭上过。会中印好的信纸信封是为写公函用的，会员们和理事们全未揩过油，而理事们为会中通信，几乎永远是白赔邮票。只有一样是我们从来不愿缩减的，就是会所中的灯油炭水。会所中的设备是极简陋的，但是凡来会所居住的都不用出灯油炭水的费用；我们虽不能供给饭食，可是多少也教由远道来的朋友得到一点亲密之感，多少教“文协”的会所有点文艺之家的样子。这些琐细的事情，似乎值不得写在报告里，可是，细想一想，这又的确是我们办事的精神。因为有这一点精神，所以大家才相亲相爱，才大家一心的爱护团体。五年来，我们无论开什么会议，从不流会；无论发起什么运动，大家总踊跃参加。总会如此，分会也差不多，因为多数的分会是由总会的人到各处去创设的。他们既晓得总会是怎样的苦干，所以分会也应当照样的没有钱而要办出事来。假若他们等着有了钱再办事，恐怕我们就连一处分会也没有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年来抗战文艺的推动与“文协”的发展，不是金钱的作用，而是大家苦干的精神所结的果子。

自然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一点也不否认这句老实话。真的，我们有多少多少事，都因为没钱而无从举办。但是，我们决不灰心，决不因穷困而停止了挣扎与努力。明乎此，我们便明白了“文协”为什么可以用那么少的钱而办出事来，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文协”有时候显得那么寒碜的样子来。钱并没有控制着我们，不过钱可也有时候使我们决定作什么和不作什么。在热闹场中，“文协”多半是不肯露面，因为我们晓得吃西餐的费用不是我们力之所及的。反之，遇到像文化劳军和宣传中英中美新约这类事的时候，我们便一定不肯落后。每次为慰劳将士献金，“文协”必走在前面。我们没钱，但是可以卖字卖文，和捐赠图书去义卖。最近，为文化劳军，我们奉献了一万多元。至于宣传的文字，政府机关只要委托我们写制，我们必尽力去作。从台儿庄的胜利，到中英中美签定新约，我们所写的宣传品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办事的另一个原则便是事事公开。“文协”成立了已经五年，我们敢说它没有一件秘密的事。有事，必定要大家商议，大家负责去办。因此，五年虽然不算很短的一段时光，可是我们的会里没有派别，没有因意见不同而发生的笑话。仗着这个，我们确实作到了文艺界的大团结。

以上是就团结，苦干，及公开三宗旨来说明我们怎样在经费奇窘中支持我们的团体，至五年之久。以下要报告这团体对文艺与文艺界的影响。顾名思义，“文协”是文艺界抗敌协会。既标出“抗敌”的字样，显然的我们是要在抗战中以文艺宣传报效国家。于是，我们倡导并实际去写制抗战文艺。假若没有这个团体，我们相信也会有许多文人自动的这样以文字为利器，从事抗敌。但是我们也会想到，有一部分文人或因生活的方式，或因迎合读者的心理，而仍撰制一些与抗战无关，或且有害的文字。有了“文协”——它既是全国文人的组织——情形可就不同了。它有全国的文人作它的支持者，全国各地的文艺刊物及报纸的文艺副刊的编辑者几乎全都是“文协”的会员。这样，“文协”便成为战时文艺运动的心房。这颗心既因神圣的抗战而跳动，它就决不容有害的东西掺入血液中。诚然，我们并没有浪费笔墨喊叫打倒谁，但是我们对抗战尽力的一点真诚，便足以使该被打倒的人自动的隐匿起来了。

“文协”是个合法的民众团体。往上说，因为有了这个团体，政府在需要宣传文字的时候，可以委托我们去作；我们自身的困难可以向政府陈诉。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有多少文字都是受了政府的委托而写制的。我们爱我们的国家，当然乐于服务，只有一二不明理的人，住在国土上，拿着国家的薪水，而偏偏爱唱不近情理的高调，才会侮辱我们，说我们是“御用”机关。这个，我们不便去声辩什么；我们只知道尽力于抗战，和与政府合作，是我们的天职；而我们的团体是有它存在的价值的。再说，因为我们与政府有这种关系，所以政府才信任我们，关切我们。每逢政府派遣人员到前方慰劳将士，必定有“文协”的代表。我们自己发动的事情，像作家访问团，像增加稿费保障版税的运动，政府都在精神上与物质上予以助援。假若没有“文协”这个团体，那就恐怕爱莫能助，政府虽欲加以辅导，也找不到合适的人与机关了。

从我们自身的发展上说，有了“文协”总会，才有各地分会。诚然，各地分会因会员变动的关系，因总会不能接济经费的关系，便有时候极为活跃，有时候显着沉寂。但是，即使是昙花一现，也给地方上的文艺工作一些刺激；种子不能尽数白费，撒下去总会有一点收获。在最好的时候，我们一共有成都、昆明、香港……等处九个分会。香港失陷，分会当然不复存在。襄樊分会因理事都到别处去工作，一时也告停顿。现在，分会只剩了五处。这些分会虽然得不到总会的钱，却都有自己的刊物；香港分会还出过外国文的小型杂志，和世界语的小册子，把国内的战时文艺介绍到国外去。假若这些刊物都能继续出版，“文协”便替国内各地织成了一个文艺网。可惜，总会既穷，分会也窘；遂致刊物忽生忽灭，只表现了我们只管今天尽力，不顾明天如何的精神，而不能持之久远。不过，成都，昆明，与桂林，在今日的印刷困难情形下，还能维持自己的刊物，也就真正不易了。

谈到文艺本身，我们从“文协”成立那一天一直到今日，始终是主张文艺须负起抗战的任务的。有了这一决定，消极的便扫除了浪费笔墨与因循颓废，积极的便给了文艺以英武爽朗之概。文人们不再在斗室里徘徊微叹，而要出来看看：国土上的高山大川，听一听炮响，从而为国家民族争一口宁死不降的正气。不错，我们还没有能写出怎样了不起的作品来，可是这并不因为文艺不可抗战，而是因我们对战时的一切还知道的不够。就是由我们所知道的那一点，写成的那一点来看，我们已能明白的指出：

（一）文艺应当关切它的社会，否则它便是温室中的花草，遇到风雨便马上衰萎。在战前，我们曾经看见过一些温室养出来的东西，而今可还存在么？

（二）既要关切社会便须认识社会。这就是为何文人在抗战中奔走四方，及到军队中服务去的原因，他们想认识自己的父老兄弟。在斗室中看着盆景读着明人小品，而找灵感的时期是已经过去了。

（三）认识了自己的同胞，便须设法使同胞们懂得我们的作品。诗要能朗诵，小说剧本要写得爽快易懂，都是基于此义。文艺不是以难懂为贵，而是要以深入浅出的手法，广博的认识，普遍的感诉，成为一种健康而美丽的东西。怎样接受文艺遗产？诗须能朗诵，和如何朗诵？旧形式宜如何利用？文字应否欧化？大众的语言应如何采炼……这些问题都是五年来大家所热烈讨论的。为什么？为了因抗战而来的兴奋，与因对军民的认识，而想革旧树新，建设起民族的新文艺来。这个志愿也许太大，不是今日的文人的才能所能实现的。但是今日我们已从事讨论，从事试作；后来者居上，也许有那么一天，真正的民族新文艺会因为我们的辛勤灌溉而结出硕美的果实的。我们的能力虽很有限，我们的路子可是走对了。想想看吧，假若有一种文艺，是照着我们的看法写成的——对军民有深切的认识，对社会作有益的指导与关切，对文字是既通俗，活泼，而又美丽，谁能说这不是应运而生，足以配备起抗战建国的大业的健美文艺呢？

真的，“文协”因人穷会穷，实在没有作出多少事情来。但是，上述的一点对文艺与文艺界的影响，却是千真万确。即使我们要极度的谦虚，我们也不便否认自己的一点功绩。这点功绩并不是我们今天开一次会，昨天献金一千元那类可以屈指算得出，脱口讲得来的事，而只是一种影响。可是细想一想呢，影响所及，也许是能有益于“百年大计”的吧？

关于有日记可查的那些事，不想在这里多啰嗦。我们倒愿意说说自己的缺点，和何以有这些缺点，指出自己的缺欠，或者更能够使我们自策自励吧。

按照会章，我们经常的事务是由总务，出版，组织，与研究四组来分头担任。总务组最可怜，它要管理一切的事务。

本会经常的收入是每月一千五百元。从这点经费中，我们要维持重庆与北碚的两处会所，要付会刊的稿费四五百元，要用一位工友，要在邮电文具的费用而外，还买几本书！我们没法多办事。每办一件事，势必教大家赔上许多钱。在今天的生活困难情形下，常教大家赔钱，也有些不忍吧。

假若会刊——《抗战文艺》——一停顿，我们的出版组就完全没事可作了。当初，我们本来有相当庞大的出版计划，想自己印书，不必依赖别人。慢慢的，不但这个计划无从实现，连会刊的印刷都成了问题。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教它停顿，因为它是我们的一面大旗。因为委托别人代为印刷，我们没法子使它面面美好；使我们差足自慰的是它编选的水准始终是相当的高。积极的，我们尽量的向全国的会员征稿，使它成为全国性的文艺刊物；消极的，我们决不登攻击个人或谩骂式的文章。我们要使它纯洁严肃，给文艺刊物树立一种良好的风气。现在，它每期有一万份的销路。

组织是繁难的工作，而我们的人手不够用。最使我们心中不安的是总会与分会间的联络始终没作到好处。要作得好，似乎也并不很难。假若我们能有钱，专请一位干事负责办理这桩事，我们就能有条有理的办得清清楚楚。提起钱来，总使人气短，我们也只好不作幻想吧。

关于研究工作，我们只作到了“谈”，而没能印行专书。所谓“谈”者，就是凡遇到一个文艺上的问题，我们总召集座谈会来讨论。讨论的结果，随时发表在报纸上，或会刊上。至于文艺遗产的整理，或专书的研究等等，则一因会员你来我往，变动频繁；二因没有固定的经费，就只好由会员们独自去作，而非会中所能顾到的了。最使我们惭愧的是对文艺青年未能加以辅导。我们会曾经多次会商，如何创设一个类乎函授学校的小组织，专代青年们看文章，及解答各项文艺上的疑问。可是，我们始终找不出这笔钱来，只好作罢。幸而青年们已有青年写作协会的组织，而关于青年写作的指导也有了青年写作指导会的成立。这两个会虽非“文协”发起的，可是我们深盼它们有良好的成绩，能够培养出许多新作家来。

今天是“文协”的五周年纪念日，我们把好话坏话都说了一遍，希望新的理监事选出后，能够除旧启新，更有一番新气象吧！

原载1943年3月27日《抗战文艺》刊行的“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