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与文艺
抗战与文艺[1]
——两年来全国文艺活动的报告
今天和各位见面,承各位热烈招待,非常感激,非常荣幸,在仓促之间没有准备以很有系统很有意义的话,贡献给各位,顶好三句不离本行,还是说一点关于文艺方面的事情,西安虽然不是最前线,但是也离前线不远,我们讲的也许是各位很关心的。
在武汉陷落以前,我一向留在汉口,武汉陷落以后,我就到了重庆,一直到这次离开重庆,我始终是在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在这两年当中全国文艺界对于抗战,可说也尽了一些小小的力量,有一点是值得报告的:就是从“文协”在武汉成立后,整个文艺界开始有了一个总的联合。过去,文艺界的人是不大容易联合的,有一句俗话说:“三个文人在一块,要他们不打架那是不行的”,所以,要把全国文艺界人容纳在一个组织底下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虽然有了五千年的光荣的文化历史,但是,无论在那个朝代,我们都找不出这样一个文人大团结的前例,所以在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感谢我们的敌人,他用种种最残酷,最不人道的手段,侵略中国,使中国最不能团结的文人,居然也团结起来了,事实告诉我们,每一个团结便是一个力量。我们的团结愈坚固,我们的力量愈强大,过去一年多来,各位所读到的恐怕已经没有彼此无原则地谩骂的文章了,我们文人彼此不再谩骂,要骂骂敌人,这不能不算是文艺界空前大团结的具体表现。
在抗战前,我一向是躲在济南的,想不到敌人的大炮打到山东,逼着我离开那儿,南来以后假使看到文艺界仅仅只挂着一个空招牌,或者借这个招牌要求一点私人的私益,我是不会参加的。可是这一年多来,不怕生活怎样艰苦,物质条件怎样贫乏,我们文艺界的同人却一直工作到今天,这就是表示文艺界的人,在团结之外,还想做一点真实的工作。
抗战以来,我们这些从事文艺工作的人怎样生活呢?这也许是各位需要知道的。有的到政府机关里做事去了。有的则进入军队里从事政治文化工作,这是很好的现象,因为,政府能容纳多量的人,文艺界也愿意帮助政府做事,但是“文协”里也有一部分同人找不到工作,因之,生活非常困苦。
我们“文协”所做的事情大半是政府托给我们做的,在武汉的时候,中宣部和教育部要我们写一部“到前线去”作为扩大宣传周用的。里面写的是我们前方将士英勇抗战,奋斗牺牲的情形。现在国际宣传处准备把它译成英,法,德,意,苏,荷,日等八国文字,分送各国去宣传,使这些可歌可泣的抗战事实深入到他们的脑海里去,我们“文协”自己的会刊“抗战文艺”在徐州沦陷前,本已销到两万份,徐州弃守后,销数却一落千丈。目前,尤其是“五四”重庆轰炸以来,印刷机器多数被炸毁,即使,有一部分未炸坏的,也搬到离重庆五十里或一百里以外的地方去了,加以最近教育部要印中小学抗战教材,所有仅存的印刷机器都被包去,所以,我们的会刊也只好停刊。自从我出来到现在,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月,重庆就有四十几种刊物宣告停顿了。我要报告这点情形,一方面是在告诉各位关于文艺界做事的困难,一方面在使大家知道后方供给愈来愈不够的原因。以前,在重庆的一般刊物还能在一个星期或一个月出一次,经过大轰炸后,势必半年才能出一次,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方法供给前方。现在,唯一的办法,还能就香港,上海,桂林,成都,昆明有朋友的那些地方,向各位写信要一点东西,那怕一个月要寄来一本,大家接到以后,能够翻印最好,不能翻印,就彼此交换阅读,我想只有这个办法,还能勉强解决这个问题。否则,要靠后方大量供给,那是不可能的。除了印刷以外,运输的不方便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有重庆的刊物,出版二千本就得送五百本给中宣部,这本来是很好的办法,因为怕书店方面唯利是图,把刊物都集中在后方,使前方的人们,不能看到。但是,有了刊物不一定能够运出去,或者没有人运,半途停滞下来。现在,只好请当地对图画音乐有兴趣的文化人就地解决,有铅印用铅印,没有铅印用石印,没有石印用油印,再不然就用笔抄,我们只能以最大的热心,尽其力量来做。至于要靠后方供给,那是靠不住的。
今年五月间,我们编了些诗歌,中国人素来是不懂诗歌的,现在无论是军队里的士兵,学校里的学生,甚至乡村里的三岁小孩也会哼上几句,这不可否认的是一种进步的现象。最近,我们由香港分会收集这些诗歌,先译成英文,再译成世界语名为“两年来中国抗战诗歌集”预备拿到匈牙利去印,分发欧美各国,我出来的时候,已经把钱寄去,是不是能够预期出版,现在还不得而知。
有许多前方的朋友问我:“文艺界为什么不到前方来呢?前方作战的士兵,哪有带上三本书的!?”这个工作的不够,我们是承认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在座各位,这不是来不来的问题,而是大批文人向前方来,于生活上,于安置办法上都须要顾虑到。还有人问:“文艺协会为什么不多训练几个青年作家?”这固然我们也常常尽力之所及去做,但主要问题是经济方面艰窘,不能有很多时间花在这上面,原来“文协”打算请领经费三十万块钱,但是,这样一笔巨款,无法筹措,当“文协”在武汉成立的那天邵力子、叶楚伧、郭沫若诸先生也都来参加,郭先生当面对我们说着:“本来,我们对于各位要多多帮忙,不要说是三十万块钱,现在拿不出来,就是要拿三万块钱,政府方面都感觉很困难。今天是以军事第一,希望大家尽我们做国民的力量去做,做得好做得坏,谁也不能加以批评”。上面讲的关于经费,印刷,运输方面种种困难问题,不仅我们“文协”同人为然,我想,全国各地文艺界同志也有同感吧?
一年多来最出风头的是戏剧,无论前方后方,一到“七七”“八一三”“一·二八”,甚至没有一天不演戏。可是,后方感到剧本的质的方面太坏,前方则感到数量的不够,这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认为没有东西上演,最主要的原因,这还是经济问题,一个剧本要写得像莎士比亚一样,那非有两年功夫不可,现在由于大家生活很苦,都是临时抓几个人,买一两听香烟几包花生米,三天凑成个剧本,这当然是不会好的。在这里,我们还要要求前方的朋友们多多提供我们一点实际材料,仅仅凭我们后方工作者主观地臆想写,那也是不会成功的。
关于小说方面有一些好的,可惜都是短篇,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些可歌可泣的真实作品,在会刊上发表后,译成世界语分送各国作宣传品。照目前的情形看起来,读者群最需要的还是长篇,一个伤兵躺在医院里养伤起码要三个月,你给他们短篇看,一定是看不过瘾,于是,他们只好借《施公案》、《封神榜》之类来凑合凑合。我们并不是说,这些旧小说没有一点可取,至少,对于抗战没有多大益处,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写关于抗战的故事,指导他们怎样生活,怎样学习,怎样工作。这比较《施公案》《彭公案》之类的小说要切实际得多。同时,这些工作还得要青年们共同地来推动才行。
文艺作家有一个共通的毛病,就是一写就想成为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要知道近二十年来,世界新文艺家里面压根儿就没有产生一个莎士比亚,半个托尔斯泰。当然,我们要在写作的技巧,结构上来效法他们,我们都不要想“一举成名天下知”。所以,我主张文艺界的朋友们“先写再说”“看需要以后再写”。
关于,诗歌方面上面已经讲过,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人本来是缺少音乐修养的,现在连三岁小孩子也会哼上几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抗战的过程中,我们也许会真正建立起一个新的“礼乐”之邦,这确实是很好的现象。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感到诗歌作品的质的水准不太够。新诗本难作,古诗又太陈旧,文艺界的朋友应该对此特别加以努力——这就是我向各位报告的,两年来关于文艺诗歌方面的大概情形。
再者,抗战以来,还有一个新的东西值得注意的,就是大众已经开始注意了的新文学。民国以后,提倡新文学的人很多,但是没有深入民间,假使你以前到乡村去要问巴金茅盾是什么人?你就是给他们两块钱,也未必有人答得出来。新文学其所以没有深入民间,当然是由于“老百姓”不识字的缘故。但是,新文学本身不易使“老百姓”接受也应该负相当责任。然而,谁都不会想到,今天的新文学已经能够进入到社会层的每一个角落里,军队里和乡村里的《施公案》《彭公案》的销路早已被新文学“入伍”新文学“下乡”不客气的起而代之了。
关于“旧瓶装新酒”的问题,我也有一点意见贡献给各位,就是我们要用抗战的材料写成旧剧去宣传,这种引用旧形式套新内容的办法是不大容易成功的,假使,在舞台上出现一位像《三国志》里面姜维那样装扮的人,通名报姓说:“吾乃张发奎也”,乡下人就不知道你是干的那一套。或者,描写一位出征的壮丁,穿上全副武装,台上锣鼓喧天,一出门唱道:“一马离了长安城”,那台下的观众非捧腹大笑不可,一定收不到很大的教育效果的。如果要免得一场糊涂,这点不得不注意。我认为我们可以把旧的故事穿插一点新的情节,或者取现实材料编成文明戏,虽说非驴非马也能号召观众,因为文明戏里面也有说白,也有唱词。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现实的题材,编成当地的土调(一种俚俗的小调),不怕写得长,不怕不整齐,只要适合乡下人了解和领会的程度,只要他们听得不感到厌倦,那就行了。这种当地的土调因为有音韵有规律,大家很容易念唱。听说,这种尝试已经在湖南,陕西,山西,四川,湖北各地收到很大的效果。
我们在重庆写了许多诗歌,用木刻一百天就可刻好,但是,我们在木版上刻着“国民今年”四字,使老百姓年年可念,不致认为这是过时货。这种小本子成本很便宜,只要三分钱,什么纸都可以印。第一次刻木版要花十块钱,以后就永远不必花钱。
最后还有一点顺便报告各位的,就是我这次出来走马看花似地到了不少地方,可是与他们接触的机会很少,大概的印象可以这样说:各地的老百姓都比我们平素想象的好些,比如,河南的民众对于抗战工作,贡献很大。各处公路,军用要道的修筑都是他们伟大成绩的表现。我们从田野间经过,看见很多妇女在那里忙种,她们为国家不惜牺牲她们一切。反之,我们看到后方几个大都市远不如前方。前方的军民对国家尽其最大的力量,尤其是妇女们也和男子一样积极地从事实际抗战建国工作,从这里,我们得出这样一个定结论:
中国是有办法的!
原载1940年1月西安《力行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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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是作者1939年随北路慰问团经西安时,在一个座谈会上的报告。由黄光熹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