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与文艺
抗战与文艺[1]
——两年来全国文艺活动的报告
今天和各位见面，承各位热烈招待，非常感激，非常荣幸，在仓促之间没有准备以很有系统很有意义的话，贡献给各位，顶好三句不离本行，还是说一点关于文艺方面的事情，西安虽然不是最前线，但是也离前线不远，我们讲的也许是各位很关心的。
在武汉陷落以前，我一向留在汉口，武汉陷落以后，我就到了重庆，一直到这次离开重庆，我始终是在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在这两年当中全国文艺界对于抗战，可说也尽了一些小小的力量，有一点是值得报告的：就是从“文协”在武汉成立后，整个文艺界开始有了一个总的联合。过去，文艺界的人是不大容易联合的，有一句俗话说：“三个文人在一块，要他们不打架那是不行的”，所以，要把全国文艺界人容纳在一个组织底下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虽然有了五千年的光荣的文化历史，但是，无论在那个朝代，我们都找不出这样一个文人大团结的前例，所以在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感谢我们的敌人，他用种种最残酷，最不人道的手段，侵略中国，使中国最不能团结的文人，居然也团结起来了，事实告诉我们，每一个团结便是一个力量。我们的团结愈坚固，我们的力量愈强大，过去一年多来，各位所读到的恐怕已经没有彼此无原则地谩骂的文章了，我们文人彼此不再谩骂，要骂骂敌人，这不能不算是文艺界空前大团结的具体表现。
在抗战前，我一向是躲在济南的，想不到敌人的大炮打到山东，逼着我离开那儿，南来以后假使看到文艺界仅仅只挂着一个空招牌，或者借这个招牌要求一点私人的私益，我是不会参加的。可是这一年多来，不怕生活怎样艰苦，物质条件怎样贫乏，我们文艺界的同人却一直工作到今天，这就是表示文艺界的人，在团结之外，还想做一点真实的工作。
抗战以来，我们这些从事文艺工作的人怎样生活呢？这也许是各位需要知道的。有的到政府机关里做事去了。有的则进入军队里从事政治文化工作，这是很好的现象，因为，政府能容纳多量的人，文艺界也愿意帮助政府做事，但是“文协”里也有一部分同人找不到工作，因之，生活非常困苦。
我们“文协”所做的事情大半是政府托给我们做的，在武汉的时候，中宣部和教育部要我们写一部“到前线去”作为扩大宣传周用的。里面写的是我们前方将士英勇抗战，奋斗牺牲的情形。现在国际宣传处准备把它译成英，法，德，意，苏，荷，日等八国文字，分送各国去宣传，使这些可歌可泣的抗战事实深入到他们的脑海里去，我们“文协”自己的会刊“抗战文艺”在徐州沦陷前，本已销到两万份，徐州弃守后，销数却一落千丈。目前，尤其是“五四”重庆轰炸以来，印刷机器多数被炸毁，即使，有一部分未炸坏的，也搬到离重庆五十里或一百里以外的地方去了，加以最近教育部要印中小学抗战教材，所有仅存的印刷机器都被包去，所以，我们的会刊也只好停刊。自从我出来到现在，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月，重庆就有四十几种刊物宣告停顿了。我要报告这点情形，一方面是在告诉各位关于文艺界做事的困难，一方面在使大家知道后方供给愈来愈不够的原因。以前，在重庆的一般刊物还能在一个星期或一个月出一次，经过大轰炸后，势必半年才能出一次，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方法供给前方。现在，唯一的办法，还能就香港，上海，桂林，成都，昆明有朋友的那些地方，向各位写信要一点东西，那怕一个月要寄来一本，大家接到以后，能够翻印最好，不能翻印，就彼此交换阅读，我想只有这个办法，还能勉强解决这个问题。否则，要靠后方大量供给，那是不可能的。除了印刷以外，运输的不方便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有重庆的刊物，出版二千本就得送五百本给中宣部，这本来是很好的办法，因为怕书店方面唯利是图，把刊物都集中在后方，使前方的人们，不能看到。但是，有了刊物不一定能够运出去，或者没有人运，半途停滞下来。现在，只好请当地对图画音乐有兴趣的文化人就地解决，有铅印用铅印，没有铅印用石印，没有石印用油印，再不然就用笔抄，我们只能以最大的热心，尽其力量来做。至于要靠后方供给，那是靠不住的。
今年五月间，我们编了些诗歌，中国人素来是不懂诗歌的，现在无论是军队里的士兵，学校里的学生，甚至乡村里的三岁小孩也会哼上几句，这不可否认的是一种进步的现象。最近，我们由香港分会收集这些诗歌，先译成英文，再译成世界语名为“两年来中国抗战诗歌集”预备拿到匈牙利去印，分发欧美各国，我出来的时候，已经把钱寄去，是不是能够预期出版，现在还不得而知。
有许多前方的朋友问我：“文艺界为什么不到前方来呢？前方作战的士兵，哪有带上三本书的！？”这个工作的不够，我们是承认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在座各位，这不是来不来的问题，而是大批文人向前方来，于生活上，于安置办法上都须要顾虑到。还有人问：“文艺协会为什么不多训练几个青年作家？”这固然我们也常常尽力之所及去做，但主要问题是经济方面艰窘，不能有很多时间花在这上面，原来“文协”打算请领经费三十万块钱，但是，这样一笔巨款，无法筹措，当“文协”在武汉成立的那天邵力子、叶楚伧、郭沫若诸先生也都来参加，郭先生当面对我们说着：“本来，我们对于各位要多多帮忙，不要说是三十万块钱，现在拿不出来，就是要拿三万块钱，政府方面都感觉很困难。今天是以军事第一，希望大家尽我们做国民的力量去做，做得好做得坏，谁也不能加以批评”。上面讲的关于经费，印刷，运输方面种种困难问题，不仅我们“文协”同人为然，我想，全国各地文艺界同志也有同感吧？
一年多来最出风头的是戏剧，无论前方后方，一到“七七”“八一三”“一·二八”，甚至没有一天不演戏。可是，后方感到剧本的质的方面太坏，前方则感到数量的不够，这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认为没有东西上演，最主要的原因，这还是经济问题，一个剧本要写得像莎士比亚一样，那非有两年功夫不可，现在由于大家生活很苦，都是临时抓几个人，买一两听香烟几包花生米，三天凑成个剧本，这当然是不会好的。在这里，我们还要要求前方的朋友们多多提供我们一点实际材料，仅仅凭我们后方工作者主观地臆想写，那也是不会成功的。
关于小说方面有一些好的，可惜都是短篇，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些可歌可泣的真实作品，在会刊上发表后，译成世界语分送各国作宣传品。照目前的情形看起来，读者群最需要的还是长篇，一个伤兵躺在医院里养伤起码要三个月，你给他们短篇看，一定是看不过瘾，于是，他们只好借《施公案》、《封神榜》之类来凑合凑合。我们并不是说，这些旧小说没有一点可取，至少，对于抗战没有多大益处，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写关于抗战的故事，指导他们怎样生活，怎样学习，怎样工作。这比较《施公案》《彭公案》之类的小说要切实际得多。同时，这些工作还得要青年们共同地来推动才行。
文艺作家有一个共通的毛病，就是一写就想成为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要知道近二十年来，世界新文艺家里面压根儿就没有产生一个莎士比亚，半个托尔斯泰。当然，我们要在写作的技巧，结构上来效法他们，我们都不要想“一举成名天下知”。所以，我主张文艺界的朋友们“先写再说”“看需要以后再写”。
关于，诗歌方面上面已经讲过，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人本来是缺少音乐修养的，现在连三岁小孩子也会哼上几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抗战的过程中，我们也许会真正建立起一个新的“礼乐”之邦，这确实是很好的现象。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感到诗歌作品的质的水准不太够。新诗本难作，古诗又太陈旧，文艺界的朋友应该对此特别加以努力——这就是我向各位报告的，两年来关于文艺诗歌方面的大概情形。
再者，抗战以来，还有一个新的东西值得注意的，就是大众已经开始注意了的新文学。民国以后，提倡新文学的人很多，但是没有深入民间，假使你以前到乡村去要问巴金茅盾是什么人？你就是给他们两块钱，也未必有人答得出来。新文学其所以没有深入民间，当然是由于“老百姓”不识字的缘故。但是，新文学本身不易使“老百姓”接受也应该负相当责任。然而，谁都不会想到，今天的新文学已经能够进入到社会层的每一个角落里，军队里和乡村里的《施公案》《彭公案》的销路早已被新文学“入伍”新文学“下乡”不客气的起而代之了。
关于“旧瓶装新酒”的问题，我也有一点意见贡献给各位，就是我们要用抗战的材料写成旧剧去宣传，这种引用旧形式套新内容的办法是不大容易成功的，假使，在舞台上出现一位像《三国志》里面姜维那样装扮的人，通名报姓说：“吾乃张发奎也”，乡下人就不知道你是干的那一套。或者，描写一位出征的壮丁，穿上全副武装，台上锣鼓喧天，一出门唱道：“一马离了长安城”，那台下的观众非捧腹大笑不可，一定收不到很大的教育效果的。如果要免得一场糊涂，这点不得不注意。我认为我们可以把旧的故事穿插一点新的情节，或者取现实材料编成文明戏，虽说非驴非马也能号召观众，因为文明戏里面也有说白，也有唱词。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现实的题材，编成当地的土调（一种俚俗的小调），不怕写得长，不怕不整齐，只要适合乡下人了解和领会的程度，只要他们听得不感到厌倦，那就行了。这种当地的土调因为有音韵有规律，大家很容易念唱。听说，这种尝试已经在湖南，陕西，山西，四川，湖北各地收到很大的效果。
我们在重庆写了许多诗歌，用木刻一百天就可刻好，但是，我们在木版上刻着“国民今年”四字，使老百姓年年可念，不致认为这是过时货。这种小本子成本很便宜，只要三分钱，什么纸都可以印。第一次刻木版要花十块钱，以后就永远不必花钱。
最后还有一点顺便报告各位的，就是我这次出来走马看花似地到了不少地方，可是与他们接触的机会很少，大概的印象可以这样说：各地的老百姓都比我们平素想象的好些，比如，河南的民众对于抗战工作，贡献很大。各处公路，军用要道的修筑都是他们伟大成绩的表现。我们从田野间经过，看见很多妇女在那里忙种，她们为国家不惜牺牲她们一切。反之，我们看到后方几个大都市远不如前方。前方的军民对国家尽其最大的力量，尤其是妇女们也和男子一样积极地从事实际抗战建国工作，从这里，我们得出这样一个定结论：
中国是有办法的！
原载1940年1月西安《力行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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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是作者1939年随北路慰问团经西安时，在一个座谈会上的报告。由黄光熹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