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茶会上的讲话

“九九”茶会上的讲话[1]

诸位先生：

我们在灌县夏令营有机会上青城山去游览，回到这里，今天又有机会同诸位见面，非常高兴！关于两三年来总会情形，实在惭愧得很，没有什么值得报告的，为了不使诸位过于失望，仅仅提出几点来随便说明。

现在“文协”很穷，每月收入只有一千五百元，都是政府补助的，计有总政治部教育部中宣部，数目多少不等。这区区一千五百元，大都花在刊物上面，比如《抗战文艺》，它是总会唯一的会刊，不能让它夭折，拼命也要把它继续抚育下来；可是现在印刷这样困难，已经换了几十家印刷所，真惭愧！这个刊物差不多成了半季刊。原先刊物出版书店每期赠送三百本，本会会员共三百多人，无论是散居广西成都各地，每人都寄送一本，近两年来，本会经费枯窘，书局条件苛刻，没有法子再要三百本，各地会员得不到会刊，纷纷来信质问！是不是不承认他们是会员。

“文协”本身很穷，不得不想补救的法子，因此本会理事与潘部长张部长谷部长商议，组织中央文艺奖助金委员会，拨出一笔经费，帮助文艺作家，去年是十万元，今年增加到二十万；凡是文艺作家不限定是本会会员，死亡或被炸，经若干人证明，可以由别人代替要求或自己要求，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给你解决，这是文艺奖助金的第一个用途。第二个用途就是补助文艺刊物，比如刊物稿费千字十五元，刊物本身出五元，文艺奖助金委员会则补助十元，凑齐十五元，得到帮助稿费的刊物，有本会的《抗战文艺》，中国文艺社的《文艺月刊》，《中兴音乐》杂志。在这种情形下其他刊物不说，本会会刊得到帮助，当然继续不断的出，可惜印刷困难，交稿以后刊物总不能很快印刷出来，也许最近一期比较好。

至于我们谈到本会的会所，因无适当房屋可找，仍在张家花园，四间房子，经过几次轰炸，马马虎虎可以遮风蔽雨。自从香港沦陷以后，本会会员辗转来渝的很多，一面因为穷，一面因为不容易找到屋子，本会会所便成了大家的临时的家，谁来谁住，人既多，不能招待饭，每月的茶水费也很不少。本会经费这样拮据，还要津贴留会干事，今年一月增加为每月一百七十元，这点津贴喝水都不够，不要说吃饭，去年才一百二十元呢。我们不能向人伸手要钱，请政府帮助吗？还好意思，已经拿了很多的钱，并没有作出什么事来，好在人是活动的，今天人多，明天人少，生活再高，都去作事，有的当教员，有的当公务员，总算可以减少一点本会的开销。

几年来“文协”作过什么事？谁要问我，我都说不出；但政府委托我们办的小事，都已经办到。本会虽是民众团体，但不像其他民众团体，整天没有事情作。别人献金，我们也献金，我们每月收入仅一千五百元，但却献了四千五百元。我们的钱的来源，是写字卖，大家都写，十元一条。阔人不买我们的，只好“欺骗”小学生，他们高兴，我们也高兴，其实卖出去的，不是字条，而是“文协”的信囊。香港沦陷，“文协”朋友逃出来，穷困万分。想寄钱救济，而无钱可寄。本会不像“剧协”，“剧协”要救济香港逃出来的剧人，演一次《大雷雨》，马上汇一万二去。“文协”没有办法，结果向政府要了十万块钱。钱虽到手，可是谁应救济，谁又不应救济呢？因为逃难出来的文艺朋友很多是“文协”会员，很多又不是，于是我们打电报给各地政府，凡是本会会员过境，请予协助，徐迟夫妇挑着担子，带着孩子，走到一个地方，身上只剩三块钱，说明自己是“文协”会员，大人得了钱，连小孩也得二百元。摇旗呐喊的事“文协”作得不多，可是政府信任我们。我们这个团体诚实，和和气气，像一家人一样，这是社会上所公认的。

这次从香港逃难出来的“文协”朋友，到达重庆的已经很多，在“文协”住的有宋之的、葛一虹、叶以群……等。另外新从前方回来的田涛、臧克家也住在“文协”。还有不少，在其他地方，政府特别设立招待所，除住以外还供吃，大家的生活暂时得到安全，精神还好。最近总会举行过两次晚会，这两次晚会不像从前，大家乱谈一阵，完全注重学术研究，一次请郭沫若讲《音乐与文艺的关系》，一次请初大告讲《关于诗》。（所讲题目未听清楚。——笔者）以后举行晚会就这样决定了，事先指定一个人预备，好在晚上讲给大家听。此外，最使人高兴的，就是现在大家都在写东西。这有一个原因：生活程度高，非写不可，不写没有办法，甚至有两三年不曾写东西的朋友，也已经提起笔来。而另一方面使新文艺运动受到影响的，就是有好些朋友，因为工作羁身，想写作而没有工夫写作，有些搜集了很多很好的材料，而没有工夫整理，比如田汉，要写作就不能办事，要办事就不能写作。不过这是少数，不能概括而论，一般的说来，大家都在写，而且写得很努力，如像由第五战区转来的田涛、姚雪垠、和前几天在青城山碰见的碧野，郭沫若在今年春天写成《屈原》、《虎符》、《荆轲》三个历史剧，茅盾、戈宝权两人在香港损失很大，长篇小说翻译快要完成，敌人来了，不得不把稿子烧掉。现在茅盾留在桂林，一时不能来川，但他们仍在拼命的写！这是可喜的好现象。抗战五年，外人常常讽刺我们　：天天嚷抗战文艺，抗战文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部像样的作品产生？对于这点，站在文艺界方面的我们，不敢说话，太夸大不好，太自馁也不好，留给批评我们的人去批评吧。（此处钢笔水涸，脱漏数十字。——记录者）从在武汉的时候起直到最近，曾经讨论过很多次民族形式问题与通俗化问题，到底谁是谁非，谁胜谁败，没有得到结论。我觉得假如大家多多少少写出一点东西来总比凭空讨论好得多……（此处钢笔水涸，脱漏一节。——记录者）

关于总会对于各地分会的情形，可以说既无经济力的帮助，连人力帮助也没有，只好各自发展，不是总会愿意这样作，实在是因为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同时也是因为总会力量不够；好在各地“文协”朋友已经自动的联络起来，在成都办刊物向重庆朋友拉稿，在桂林办刊物向成都拉稿，这种现象是有了“文协”才有的；从前五个人办一种文艺杂志不用外稿，现在无论那个办文艺刊物，都向外要稿。这种现象也是有了“文协”才有的；单拿重庆来说，因为总会在这里，很多文学朋友都聚集在这儿，虽然夏天空袭危机大，大都疏散出去，但雾季一临，大家重又聚集拢来。今天咱们大家在这儿会面，也是难得的机会，同时大家在人不多钱又少的恶劣情形下，能把刊物办得很好，也是不容易的事，总会对于分会可以说自顾不暇，希望诸位更努力一点，更希望郭厅长以及热心文艺的朋友多多帮忙。

还有一件事，关于青年写作问题。很多青年寄作品来要求“文协”替他们改正，差不多每月将近一百篇，不能不看，可是目前生活程度这样高，自己写点东西换钱吃饭都很困难，谁有功夫给别人改稿？如果说请五位朋友来在“文协”专改稿件，这个作不到！不说五位，就是三位两位也作不到。每个人一月两千元，这笔经费那里出？好在现在政府成立青年写作指导委员会随来随改；好的尽量介绍给各文艺丛书发表，不好的略加批评退回。改稿的人还是“文协”会员，教授们更不能找！他们不屑于作这些事。“文协”作了这件事在良心上稍稍得到一点安慰！请求改稿的各方面都有，恐怕以学生和作事的人占最多数。这个说法也不见正确，因为没有正确的统计。这些请改的稿件一百篇中只有一两篇可用。当初成立这个会的时候，我说来稿只限于小说诗歌戏剧，不要散文，改散文改得再好，对方总是相信自己的老师，改得更好。开始改稿以来，发现诗歌方面有好的作品，小说没有什么好的，戏剧更不用说。一般的说来最大的毛病就是文字不通，这点觉得我们“文协”朋友都应注意的。我们是文人，我们总希望青年作家不断产生，愈多愈好。有些来稿简直不知道写些什么，既不知道文法，连句子的构造都很模糊，改起来很费神。有一个青年朋友寄来一本二十万字的东西，字写得很工整漂亮，他说是小说，但每一句话不知道是中文还是外文。又有一个寄一篇小说来，我们替他改正，他拿去发表，把我们改的涂了恢复他原来的样子。另外有一篇东西错字很多，我们替他改正，他说错字不在乎，这是“文艺作品”。所以我们对于青年朋友，多劝告他，把底子打好，文字写通，不写错字；文字不通，有好的材料写不出来。错字太多，一篇好的作品会因而减色。去年一个机关征求小说，有一篇应征的，以海南岛作背景，我们没有去过海南岛，想象起来，一定够美的，可是出乎意外，这篇文字完全不行，一点不能把海南岛的美表现出来。今天拉杂的讲了一套，谢谢诸位！

原载1942年10月15日《笔阵》第二卷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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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是作者1942年9月9日在“文协”成都分会为欢迎冯焕章、老舍、王冶秋、叶庾而举行的茶会上的讲话。摘自当时“文协”总务部的记录《“九九”茶会小记》，由周忠楷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