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务报告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务报告[1]
小引 [2] （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
筹备会的钱已花光，成立大会的补助金还没能全领下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成立大会是辉煌灿烂的过去了，拿什么去办事呢？穷自有穷办法：先召集理事会，推举出常务理事来；有人就有办法！常务理事马上就职，开会、筹款。请会员交会费，自是最合理的，可是远水不能近喝，山南海北，一时哪能交齐？以身作则，常务理事先掏钱吧。当场收了几十块，赶紧就去印信封信纸，买各样的簿册，刻图章，备笔墨。有了这些东西，才能上公文，请求党政机关发给补助——分头去接洽自然是必要的，车钱自己垫。谁来管理这些文件呢？总务部按章应设庶务会计文牍等人员，可是薪水并不能自天而降。于是大家决定先请一位略受津贴的干事，自兼三职，自拉自唱；而各部干事都须到会办公，发动一切。
就是这么样，会务开始活动开。该写的、该印的、该发出的、该存记的、该办的、该筹划的，大家七手八脚都一拥而上。到前线慰劳的代表出发了，带着锦旗和慰劳书；盘费先自己垫上，回来再算账。为武汉各界扩大宣传周所写的文章也连夜赶齐，特刊、小册子、函信，都交了卷。还得出会刊，是的，出版部主任，你就去办吧。他忙起来，许多人自动的愿作干事，好在章程上干事是若干人，多多愈善。座谈会也要举行的。给军士写读物也事在必办……
的确是没闲着，自然外间也许不大理会。一切都刚开头，而钱是那么不宽绰。外埠的理事和会员也许连会里的信还没接到一封。请别忙，邮递是真慢，而我们的文牍只有两只手，又兼任会计与庶务！
慢慢来，一定都有办法。请求补助已有批示，不久就能拿到钱；会刊一出来，各地消息自然灵通，而该进行的事必定一桩桩的都办起来。希望各处的会员早交会费，多一个钱就多作一分事，决不存在银行专为生利。希望大家都给会刊写文章，多给会里来信，说明各处要本会作的是什么，和大家要给本会作的是什么。在武汉的与在各处的朋友都能忙起来，会务才能日见发展。凡是本会不周不到之处，请大家不要只友善的原谅，还要发问，指示，以期共励齐进。好，算是会务报告的帽儿。
原载1938年5月4日《抗战文艺》第一卷第一号
一九三八年
五月七日报告
开首就应当说经费——没钱是作不了事的。向教育部与中宣部请求经常补助费，已得到批示，教育部每月补助一百元，中宣部五百元。向政治部请求，还没批下来，大概不久就会有消息的。会员们的会费也有些位交来了，会费本是一元至五元，可是有人还多拿了一些——希望各处会员都赶快交费！
到徐州去慰劳的本会代表盛成先生已有信来，说他备受欢迎，并说前线上极缺乏精神食粮，盼望会员们赶快写些读物。我们日内就有十种写成，还当继续撰制，希望各处会员都供给此项作品——要通俗。
为编作这些读物，我们开过一次小小的座谈会，徐旭生、方振武、田汉诸先生都到会，供献给可宝贵的意见。王亚平与柳倩先生刚由战区归来，也赶来报告他们的宣传工作经验。这次谈话的记录是要在本刊登出的。
欢迎世界反侵略会代表色斯，欢迎前线归来的外国记者伊万斯等，本会均派代表参加。
西安“文协”分会成立，本会快函致贺，并代转新闻，分送给报纸。
电贺徐州文化界抗敌协会成立。
好了，下期续行报告。
原载1938年5月7日《抗战文艺》第一卷第二号
五月十日报告
前方军士与后方民众的读物缺乏，成了极严重的问题，就民众读物言，通行的还是那些《玉堂春》与《小大姐逛庙》。这些东西绝对不会提高抗战的精神。至于前方的军士，据我们到徐州慰劳的代表来信说，多去到民家借看《彭公案》等，而连这种小书也不易借到。连连作战几个月，而无任何图书杂志看一看，这是多么惨酷的事呢。
我们已写了十来种，将设法印出，送到前方。我们应当马上再作十种、二十种、以至百种。会员们，请自告奋勇，多作、快作！顶好是集体创作，因为这种东西并不容易写：内容要适合民众军士的生活与心理，形式——若用旧瓶新酒的办法——要真有把握，装龙像龙装虎像虎，而后才能读用双全——所谓“用”就是戏能上台，歌能上板，故事能上口。说以文字，更须俗而不土（特用土语写的另是一事），好而易解，以期收效广大。独自撰制，也许未能具备这些本事；大家合作，事速功多。希望会员们三五成组，合作起来。
我们的会刊编辑蓬子病倒，适夷病还没好利落，这二位大将病了一双，理应拍发SOS，其他编辑员须来救急办公，特别的卖力气。并希望会员每人一稿，急速送来，别等催请。
我们的会所将迁到永康里二十号，正在收拾刷新，这所房子甚是宽阔，足够中国文艺社与本会分用的——双方合租，房租与电话费都省一些。楼下正中是会客室，公用；左右两大间，分作两会的办公室，及会议室。楼上中间作书报室，左右作寝室。有了这么个会所，会刊编辑部可以上这儿来，工作就更集中一些了。一俟墙干地硬，即当搬家。
原载1938年5月10日《抗战文艺》第一卷第三号
五月十四日报告
本会已移至汉口中山路永康里二十号。这里房子较宽敞，而且邻居是好邻居：中国文艺社与戏剧协会。以后开会，可以不至那么共坐斗室，使人透不出来气了。
本会赴徐慰劳代表盛成已于五月六日返汉。本会将召集会员座谈会，由盛君报告前方实况。
各方面工作都开展了，组织部是全会的灵魂，自然得加紧工作。大会成立纪念册，决定由以群编辑，内容包括大会成立以前一切文件及筹备经过到成立大会结束为止的记录。
从各处寄来的会员调查表，正如雪片一般，也交由谢守恒君编订登记。
会徽及会员证，请新近由长沙到汉的会员丰子恺设计。
西安的分会由组织部聘请理事郑伯奇，就近出席指导。
成都方面也在积极进行成立分会，由总会具函该地主管机关，请予协助，并指定负责人周文、朱光潜、马宗融、沙汀、罗念生负责筹备。
广州分会，因夏衍来汉之便，即由王平陵、楼适夷负责和他接洽，并指定钟天心、胡春冰、祝秀侠、夏衍等为筹备委员。
长沙方面分会筹备事，张天翼来函报告，即拟发动，总会组织部并拟派专人出席。
原载1938年5月14日《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四号
五月二十八日报告
这次的会务报告或者要像一篇特写了。假若“文协”的会刊上不妨处处带出些文艺气味，那么也就无须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吧。
值得我们自傲的一件事，就是本会自筹备到如今，一共开了许多次会，还没有流会过一回。这一方面是大家对会务热心，一方面也是我们始终留着心不给“流会病”以滋长的机会——流会的确是种有传染性的病，一次流会，就难保不来个第二回。我们防止流会的办法，就是多干活，少开会。各部该办什么就办什么，总比今天一会，明天一会，议而不行强的多。议而不行，不如不议，久而久之，大家便不来开会，而流会病成矣。再说我们的大政方针之一，便是会中经费不能浪花一文。开会的时候，连香烟都须自备。前来开会，花了时间，赔上车钱，而且连香烟也须自携，无论如何，也有点冤枉。为矫正这个“苦修”，我们想出个办法来：若是偶尔有人请大家吃顿饭，且吃且议，腹饱而计多，则面面俱到，绝不至于流会。这个方法特别须应用到理事会，因为理事会人多，且多数有专职，很难到齐。若是边吃边议，反正到吃饭的时候必须吃饭，那就不好意思请假了。第一次理事会是由冯焕章先生请吃饭，中菜西吃，一色的蓝花粗瓷器，饭菜与家伙一概朴而美，大家非常的快活。现在到了开第二次理事会的时候了，邵力子先生自动的做主人。这次被请的不但是理事，连名誉理事也在其中，于右任院长，周佛海部长（早退），周恩来副部长，刘百闵处长都来参加。
吃过两个菜，邵先生请老舍先生报告会务。老舍掏出张毛边纸来，上边写着不少的字。其实呢，他并不想没结没完的报告，那张大纸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他首先谢谢邵先生而后对大家说，会中办事原则有三：
一、不许有大会成立即完事大吉的心理，必须多办事。
二、积极地推动各地方“文协”分会的成立。
三、账目力求清楚，花钱力求节省得当。
依着这三原则——他继续着说——过去两月间，外界托我们做的事，我们都做了，约请我们参加的集会，我们都该出钱便出了钱，该出力便出了力。对自家的会务，各部都没有闲着。组织部审查会员资格，函请各地文艺界同人成立分会。研究部召集座谈会，并讨论文艺的各种问题。出版部刊行会报，并编印大会成立纪念册。总务部是总打杂，上自从请补助费，下至买纸笔，天天有事，劳而无功。（大家笑，他自己没笑。）
事情的确办了不少，困难可也够瞧的。最大的困难是没有钱。没有钱，所以会中只有一位职员，什么事都须他动手，什么事也就做不快。各部干事当然也动手做活了，可是会中无钱，不能把他们全请到会中来住——先不要说全都来住吧，就是每部有一两位干事住在会里，随时可以商议一切，岂不比你找我，我找你，为一件事须跑几里路强么？可是我们没有钱给他们预备会中该供给他们的东西。更使我们难堪的，是有几位自前线归来，或自战区逃出的会员们，生活非常窘迫，本当请到会里来，至少给他们预备住处与饭食，可是爱莫能助，我们没钱！
经费的出入，有清账可查；各部工作，有工作日记，一目了然，无须细细地报告，我们现在的努力，可以证明是抱着多一分钱，便多办一分事的热诚。可是我们太穷了，这就须请理事和名誉理事诸先生给我们多想想主意，多筹点钱来。
老舍的报告完结，盛成先生立起来报告他到徐州慰劳的所见所闻。他已写成厚厚的一本报告书，可是他愿口头上做一次简单的陈述。他说了几项前方军民抗战可歌可泣的事迹，为是证明中国抗战的前途是绝对乐观，然后，他说到前方太缺乏精神食粮，后方的刊物图书简直的不往前方去，应当马上设法调剂一下，使前方后方平衡。不过，后方的刊物，往往千篇一律，好谈军事。幸而言中，则有泄露军机之嫌；说的不对，便又近乎造谣生事。这种文学，不会受前方将士的欢迎。他们所要的是文艺和通俗文艺作品。最后，他说在慰劳归来时，听到朋友说，盛夫人因留困在战区，急愤成疾，已然去世了！大家正预备给他鼓掌，一听到这几句，全都垂头无语了，盛先生的泪已落下来。
老舍代表全会哀悼盛夫人，并向盛先生做最同情的安慰，且谓盛先生在这样的不幸中，还能写出那么厚的一本报告书，真是值得钦佩。
田汉先生立了起来，因安慰盛成先生，他想到文艺界同人在这次抗战中直接地间接地都受了损失。我们便须把这义愤与斗争表现在作品中，去说明这时代。我们是受了摧残与损害，所以才发为维护正义的呼声与铲除残暴的怒吼。敌人的宣传，总说我们文艺者是受了卢布与谁的津贴，才来抗日。其实我们是因暴敌的压迫，才产出血泪的文章。我们应当继续努力，以自己的经验与苦痛，作成这时代自己的文艺，不去摹仿别人，更不是受任何人的鼓动，我们自有我们的伟大的力量与贡献。其次，说到前方，不要说没有刊物，连报纸也没得看。偶尔得到一张，就是高级军官也会把报纸上的广告通体念一遍！没有文字，更没有美术，一张彩画的月份牌，一张三十年前的“美人”，便是将士们朝夕相对的“艺术品”！艺术家应当总动员，画的画，写的写，送到前方去！
田先生坐下，大家请于院长训话。他谦让了半天，而后在热烈的掌声中诚恳地发言。常言道：文穷而后工，或乱而后工，这都不对。老实地讲，是实而后工，真而后工。惟真与实，乃能生动深刻，是活文学，不是死八股。诸位在这大时代，能把握现实，能深入民间，则抓到真，抓到实，定能产生伟大文艺，愿诸位努力前进！
在坐的有好几位是这老人的学生，今天又听到老师的训话，当然格外觉得亲切。就是别人，也无不深深地受了感动。老先生坐下半天，掌声还没有断。
论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的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儿工作。他说，必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 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 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了楼。）
沫若先生！沫若先生！郭先生被敦促得没了法子，笑着立起来。他只报告一件事：政治部与其他机关要办一个战时文化服务团：征集图书及创撰，分送到前方。关于这两项，都希望“文协”帮忙，多给捐书，多给写书。
刘百闵处长慢慢地立起来，他的话和他的态度一样，稳重诚恳。第一他声明对会中经费当尽力帮忙。第二，“文协”所预备的通俗读物，他愿由中宣部去印行，每月最好能供给五本。第三，他指出以前的宣传大半有名无实，未能深入民间。宣传的工具只靠标语文字，未能做到口头的；现在已注意到口头的，而动员太少，尚嫌力量微弱。
该主人说话了。邵先生先说预备的菜太简单了，可是希望别人以后请客时，也照样的简单。对于会务，他愿尽所能的帮忙。
这时候，华林先生把会费收据册拿了出来，没交会费的都起了恐慌，可是没法不交钱。沙雁先生把第五期的会刊分给了大家。已九点半了，大家谢了主人，笑着下了楼。
第二次理事会就这么开完。钱，已有人答应帮忙。事，也有了个大概——该开常务理事会，先决定怎样供给政治部与中宣部通俗读物的办法。钱来到了呢，当然事情就更多了。
原载1938年5月28日《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六期
六月五日报告
（一）五月廿七，在本会，所开第三次常务理事会，商议定了的事：（1）会员间太少联络，有些人也许在纳闷，到底会里都办了些什么。其实呢，会里久想举行个联欢会，报告会务，并交换意见。怎奈在武汉的会员约有百位，会场不易借到，而点心茶水也须用几个钱。这就不易办到，会里债台高垒，省一文是一文，实在困难。可是，这种联欢会又非开不可。现在想出好方法来了：到中山公园借个茶社开会，除了一点水钱，只须自备些饼干与花生米什么的；既可游园，又可座谈，且能省钱，一举三得，故决照办——五月三十一号就举行。与茶社交涉，备办食物等，统由沙雁负责。（2）开过这次茶会后，当分组举行座谈会。座谈会不宜人数过多，故须分组，在武昌汉口分别举行。（3）一俟各机关补助费领到，各部都须制定预算，且添聘干事，每日到会办公。（4）金钱出入统须由总务部经手，以期总账清楚。（5）通俗读物的审查，由通俗文艺委员会担任；审查后方可交给宣传机关去发表。审查会由穆木天召集。（6）长沙“文协”分会成立会，指定郁达夫、王平陵、适夷、胡风、穆木天、老舍、蓬子前去参加；假若会里找不出钱来，一切用费应各自去想办法。（7）指定适夷、盛成、王平陵、老舍到政治部催请批补助费。
（二）政治部第三厅在二十六日招待世界学联代表，请会员们四十人去参加。四十封信都寄到会中，赶紧转寄，可究竟太晚了，所以只去了几个人，由冯乃超代表本会致词。
（三）研究部主任郁达夫最近就到东线去调查，已决定再派请几位干事，帮助副主任胡风办理一切。
（四）会中既依然两袖清风，就不能添聘书记员，近来各机关纷纷来要各项表单，干事一人，顾此失彼，于是第五期会刊就发不出去，请大家原谅。会员中有肯自动前来帮忙的，万分欢迎！
原载1938年6月5日《抗战文艺》第一卷第七期
六月十八日报告
★前在政治部第三厅招待世界学联代表的时候，当场决定组织“艺联”——全国音乐、电影、戏剧、美术、文艺，各抗敌协会的联合会，并指定老舍代表本会。“艺联”的筹备会已开过一次，本会由老舍代表出席。
★“艺联”的组织，在筹备会这么决定：每团体指派代表三人，作“艺联”的理事。本会的常务理事会刚开过会，不便再召集会议，推定三位代表，就假三十一日游园会之便，众常务理事商议了一番，推定适夷、平陵、老舍三人为代表。“艺联”大概在本月十二日开成立大会。
★西安有非本会会员，在未得本会核准前成立本会分会，现已由组织部令其补行一切手续，并委托郑伯奇、丁玲就近处理此事。
★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开临时理事会。
这个会是为讨论：值此军事紧张之际，在武汉的会员，有许多要到前方去服务，有许多要随着供职的机关而迁移，就是常务理事中也有奉命到别处去工作的，那么我们的会务将怎样进行呢？
在讨论这个重大问题之前，先决定了几件事：
一、关于长沙、成都分会立案的事，由王平陵先生先去与有关系的机关接头，而后由组织部处理。
二、会所本与中国文艺社合租，假若文艺社迁走，我们便还住下去。自然这要看经费的情形，设若会中付不起房租，也只好另租个地方。
三、总务部副主任请假赴香港，所有职务暂由萧伯青代理。
这件事有了定规，开始讨论那个重大问题。先不讲别的，且以会刊来说，万不能随便停刊。第一，会刊是大家千辛万苦创办成的，就该当不怕任何的困难作下去。第二，保卫武汉，人同此心，我们的会刊也当尽它的力量，只须向前，不准退后。是的，我们没有钱。想法子去弄！不错，我们人数减少了，自有告奋勇的留守在这里！会刊出下去，它将随时报告着各地文艺工作者的消息，它等待着登载日本军队在大河与长江间总崩溃的消息。
好，先去弄钱。推定胡风、老舍去到政治部接洽；蓬子、平陵、沙雁、老舍，去见张道藩先生；陈纪滢向中宣部催请发给补助费，并且，各理事应去向爱护本会者劝捐。
有钱，事就好办，出版部自有人负责编辑会刊，不成问题。
会刊有了办法，其他的会务也就照方来个；在武汉干下去！
我们不但自己要勇敢，要努力，要自信，而且得教别人也这样；于是，推定胡秋原起草告同胞书；指明武汉疏散人口，是为避免无谓的牺牲，是为保护妇孺，是为减少人与财的损失。并说明日本必败的理由，与我们必胜的把握。
此外，推定适夷起草：为广州惨被轰炸告世界人士书。推定胡风草拟本会响应世界作家在伦敦开会电文。
时已六点，便欢欢喜喜的散会，大家分头去进行刚才议决的事情。
原载1938年6月18日《抗战文艺》第一卷第九期
七月二日报告
（一）会所问题：因中国文艺社搬了走，本想另租小房，省些房租。可是武昌、汉口的房子都不易找，暂时还不能迁移。
（二）通俗读物：以前写的几种，已逐次发表了。现在又由胡绍轩、老向、何容、老舍四人编了五种：街头剧一，大鼓词一，儿童读物一，通俗小说一，军歌民歌一。这五种读物，将由会里送给中宣部去印发。
（三）演戏：会员们集体创作了一本话剧，拟“联合剧协”，出演正在接洽中。一俟接洽好，便定期公演——会员们都应参加，能上台的最好都上台，哪怕是跑龙套呢。
（四）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开第四次常务理事会，决议案将在本刊披露。
原载1938年7月2日《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十一期
七月九日报告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第四次常务理事会，议决事项如下：
（一）通过通俗读物五种，交胡绍轩送至中宣部。
（二）协同戏剧界抗敌协会，演剧宣传，推老舍、冯乃超代表本会，接洽一切。
（三）会所暂不移动，但须与重庆、长沙之理事函商筹备办事处，并由胡绍轩接洽借用汉口公立学校房屋一二间。
（四）武汉各界抗战周年纪念筹备会，推蓬子代表本会参加。
原载1938年7月9日《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十二期
七月十六日报告
（一）上次会务报告里说：会所暂不迁动。可是我们到底得搬家。房主不愿继续租给，而正在交涉中，又来了军队借房为营。为救急，总务部便暂时迁到汉口大董家巷一弄二号。老向住在这里，我们准知道他可以匀出一两间屋子来，故急急搬去。出版部移到三教街九号。
（二）三教街九号，正应了电影院广告的说法，是地点适中，设备完美。这里除了作出版部外，也作集会的会议厅，并于本星期六日开始，每星期六晚七时在此开晚会。凡是会员都可以来参加，商议会务，联络感情，讨论文艺问题，并喝喝茶——如愿吃点心或水果，请自己带来，最好多带一些，免得使别人眼馋。
（三）演剧的事未能如愿。在一发动的时候，本来是预备与王莹小姐等的救亡演剧第二队和另一个剧团合作。赶到剧本写成，王莹小姐们已要出发，而那剧团也回到前方去。专凭我们几个人演戏、赁戏园、售票，是绝对忙不过来的。戏剧协会愿意帮助我们一些钱，可是因忙着自己的宣传工作，不能派人来帮忙。我们很感激剧协愿替我们出钱的热心，可是更怕拿了钱而出演的成绩欠佳，对不起人，于是决定把剧本——《总动员》——送给剧协，看他们能否找人上演；我们自己就另等机会吧。
（四）本会已电嘱王平陵理事，接洽成都、重庆等处成立分会的事，他已到重庆。
（五）本月十日在汉口公园举行茶话会，到了四十人，由总务部报告会务及账目，出版部报告会刊的一切及账目，这两份账一俟缮清，即载入会刊。是日来宾有马彬和先生。
（六）出版部印的成立大会纪念册，已印了一半，可是书局预备迁移，后一半不再给印。我们自己既无印刷机器，只好人家怎说怎是了。哼，我们真应当有自己的机器与书局！
原载1938年7月16日《抗战文艺》第二卷第一期
附：总务部账目公布（七月三十日）
〔收项〕 收教育部、中宣部补助费一千四百元，收会费（六十人）一百五十元，收陈真如先生特别捐助二十五元，收冯焕章先生特别捐助一百七十五元，收邵力子先生特别捐助二百元，收于右任先生特别捐助三百元，收白岫先生特别捐助五元，收张道藩先生特别捐助一百元，收冯焕章借款二百元，总计收入二千五百五十五元。
〔支项〕 付还筹备会旧欠（内有普海春餐费三百七十一元五角八分），付出版部（详目另由出版部报告）七百十四元三角，付赴徐州前方慰劳代表旅费四十一元二角四分，付欢迎反侵略会代表色斯会摊款十三元七角四分，付园会茶资二十一元零九分，付修缮摊款（中国文艺社经手）九十八元八角八分，付油印机三十元，付津贴及工资（三个月）一百三十五元，付房租二月九十二元三角，付木器租金三十五元二角三分，付印刷十五元，付邮电三十四元二角八分，付纸张簿册信封信纸三十一元九角三分，付文具二十四元六角九分，付购置四十六元，付薪炭三元五角五分，付杂项二十二元四角五分，付稿费十五元。总计付出一千七百四十六元二角六分。
注 ：以上账目，系截至六月份止，七月份以后他日再行公布。出版部账目，收入支出均截至七月底止，故总务部付给款项为八百零四元三角，因七月份又付给出版部九十元。
原载1938年7月30日《抗战文艺》第二卷第三期
十月八日报告
武汉疏散人口，本会理事会决议，总会迁往重庆，理由：（一）中央政府在渝，本会既为全国性的组织，理宜在中央政府所在地进行一切会务，故有迁渝的必要。（二）书局与印刷所多数移往重庆，为会务与其他印刷品印行的便利，亦以迁渝为宜。（三）会中负责办事人多系无职业者，既无联系，到时候恐难得到各方面的帮忙，欲行而不得矣，故宜早日迁出。（四）武汉还有些同人，暂不迁移，可继续办理会务，并联络在前方工作的会员，组织武汉办事处。
有这些理由，遂得通过，并推派老舍代表总务部，蓬子代表出版部，到重庆去。组织部主任王平陵已在重庆，即不另委，研究部主任郁达夫、胡风都不能走，须就在渝的理事中推任。
老舍、蓬子在八月中旬前后到渝。总务部常任干事萧伯青同老向一路来，带着会中的图章文件及零用的东西。除萧君的船票是由会中购定的，其余的人都自掏腰包。人都平安，物件可损失了一点，下船时丢了一个网篮，里面有萧君自己的衣服器具和会中的油印机，登报寻失，没有结果，只好认背运了。
在八月中还有些理事与会员也前后都到渝：胡秋原、孟十还、老向、何容、冰莹、魏孟克、宋之的、葛一虹、萧红、卢冀野、罗烽、白朗、梅林、端木蕻良、赵清阁，都来了。大家遇到在渝的朋友：圣陶、起予、沙雁、储安平、潘孑农、宗白华、陈子展、徐仲年、余上沅、郭子杰、方令孺、王平陵等位，真是他乡遇故知，皆大欢喜。老友而外，还遇到已入会而未曾见过面的，和久想入会而还没得机会的许多朋友，更是痛快的事。
天气真是热，房子极难找。大汗满身，先各自找住处，闹到八月底才稍为安定下来，于是在九月八号才开了茶话会，谈谈会务应如何进行。开会时到了四十多位，由老舍报告总务部的，蓬子报告出版部的，平陵报告组织部的，过去工作与将来的计划。报告完了，紧跟着便催交会费，机会不可失也。交完会费，大家交换意见，一直到九点多才散。
这样，会务不是中断了一个多月么？并不。武汉办事处的朋友们并没闲着。当该走的人预备起身的时候，武汉的同人已把会务接了过去。七月底，会中还有八百来块钱。总会迁移，当然把账还清，所欠都是零星小笔的，一共不过是几十元。账还清，就还稿金，大家给会报寄稿，本是不要报酬的。现在既预备搬家，而会中又不能给大家预备车船，还不让一下，来取几块钱的稿费吗？就是连这么劝让，也才只有十来位领取的，一共有一百多元。这两笔债之外，别无外欠，那么就该拿出来办事了。留下二百五十元，作为出三期会刊之用。这就是说，在总会未到重庆之前，会报仍在武汉编印，等重庆有人负责，再由重庆出版。钱交给了孔罗荪，因为他一向为出版部管账，而且管得极清楚。编辑由冯乃超负责，陈纪滢、胡风等协助。其余的钱由总会带走，好到重庆办事，虽然少，究比赤手强些。
留在武汉的同人不但继续办会报，也还继续开晚会，和办理别的事。现在会报是在重庆出了，武汉办事处计划着出武汉特刊，寄往前方去。他们也预备到前线去看看，多得一些战地的真情实况。
在渝的工作，等下期再报告。现在先说怎样的忙乱：第一件事当然是找会所了。这就忙折了人的腿！全体动员，四处乱跑，到如今才稍有眉目。出版部旧人几乎全部分散，适夷、锡金走广州，以群跑到军队里去，孔罗荪留汉，老向又每天要办公，事实上只剩蓬子光杆一个，于是到重庆后首先补充工作人员，新加入的有圣陶、起予、冰莹、梅林、沙雁几位，其次找印刷所，汗出得更多。印刷所忙，纸张缺乏，发行困难。有此三者，希望乃极微，跑路出汗，着急亦出汗也。差不多经过三个星期的奔波，才算稍有眉目。纸张本来不成问题，但白报纸每令卖到三十四元，印不起；土纸种类不一，其中比较白净点的，每天产量已全为生活书店包去，经过不知多少次数的商量，现在总算勉强买到了几令，且一面印一面再续想办法。其次，印刷本来也还没问题，但重庆的印刷所排工印工，实在价钱高得骇人，也印不起，要在人地生疏的重庆找出一个比较价钱便宜字也清楚的印刷所，就够你两条腿倒霉。至于发行，书业同人今天大都感到有书无路运之痛苦，不仅《抗战文艺》一个杂志碰壁也。现在决定分重庆、广州两地印刷，重庆出版者，销四川、武汉、贵州及西北一带，西南方面等重庆出版后，航寄广州重印，仍用白报纸，价廉物美，真宜人手一册也。发行问题总算如此勉强解决，此路是否通行，再等实际答复。最后，新到的地方，理当向各机关报到，于是文函成堆，呈文、工作报告、会员名单，全得寄！只靠萧君一人缮寄，忙而乱，一天到晚无闲，而并看不出办了什么。受累而窝心，谁说事情好办呢。不过，会所一布置好，大家有了办公的地方，或者能不再彷徨终日了。再谈。
原载1938年10月8日《抗战文艺》第二卷第五期
十月十五日报告
（一）会所，大家跑了一个来月，找房子真和打秋千一样了，刚来到（这）边，他又飘到那边去了。找不到，着急简直是多此一举。
这件功劳到底被蒋碧薇女士、杨云慧女士与郭有守先生夺了去。跑了几天，她们给会中找到三间房，租金很低。会中不但感谢这三位的热心与出力，也感谢让给我们房子，和肯低价租给我们房子的先生们，因为他们是为帮忙“文协”才肯这么办的。
三间还没都空出来，现在我们只有两间好用；再等几天，那第三间才能归我们，萧伯青干事已搬了进去，他住一间；这一间也就是办公室。另一间作客厅与会议室。已买了桌椅，现在正在购买茶杯什么的！在汉口置买的那些东西，都留给武汉办事处用了，并没带来。那第三间，俟空出之后，拟请出版部负责人去住，为是总务部与出版部联合办公，办事方便，而且人多就热闹，大家可以常到会所里来了。我们希望能于三间之外，再得到一间，为会员们住！
会所是在临江门横街三三号楼上，地点不错，开窗面江，清风徐来。屋里也还干净。我们打算朴素而美丽的布置一下，教它既好看，又不费钱。
（二）茶会：九月二十五日在国府路郭宅开茶话会，到了四十多人。主人预备了茶水与点心，大家又带来花生与糖果。闲谈之中，各部报告了工作近况，并讨论了一些文艺问题。以后茶会，定为一次在城里，一次在城外，轮班举行，以便大家都有省车钱的机会。
（三）立案：大会成立在社会部成立之前，故须补行呈请立案。我们该备办的是呈文、计划书、理事履历表、职员履历表、工作报告、会员名册、会章。这可真够办的。连夜赶办，已于前几天呈送上去了。总会立案批准，分会的许可证才能发给。我们希望早日批下来，各地分会也就可以及早成立了。
（四）编制民众游艺指导法：这是中宣部委托的工作，编一本为民间宣传用的游艺材料。宋之的、葛一虹、何容与老舍，破了五天的功夫把它编好。书中分六部：（一）歌曲，（二）戏剧，（三）鼓词，（四）游戏，（五）故事，（六）附录。歌曲分两组，一组是新歌，一组是民歌。新歌中包括党歌及抗战歌等；所谓“新”者，就是词与谱都是专家撰制的，并非利用民间通行的曲谱与歌谣的。因此，所谓“民歌”者，就是利用民间小调的谱子，能填入通俗的抗战歌调的。前者宜于宣传员及学生们唱，后者宜于民众大家唱。戏剧也分两组：话剧与新写的旧剧，其用意亦如歌曲之分两组。鼓词本可归入歌曲中，但它有独立的体裁，且材料不少，故另立一部。故事分两组，一组是积极的——述说抗战中我军民可歌可泣的壮烈实事；一组是消极的——述说敌人的残暴行为。附录中有游击战术、防空与救护等应用的知识，以备游艺后略事教导也。游戏一项因找不到专家，就请中宣部另托人去作。全书因急于交卷，未能多找些同人商议，恐怕材料还有不妥当的；又因参考书不全，有许多好材料倒没能收进去。
下次再谈。
原载1938年10月15日《抗战文艺》第二卷第六期
十月二十九日报告
1.中央图书杂志审查会召集各刊物编辑茶话会，蓬子代表抗战文艺出席。
2.在渝各抗敌协会开会，组织座谈会，老舍代表本会出席。
3.民众教育推行会，召集各文化团体协助扫除文盲运动，萧伯青代表本会出席。会议决定：委托本会制定标语，已由何容、老向、萧伯青制好交送。
4.青年生活社茶话会，蓬子、老舍代表本会出席，并致词。
5.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本会为发起人之一，由老舍代表本会出席两次筹备会。筹备会委托本会之工作：（一）征集并分配纪念文字，以备各报纸出特刊之用。（二）函请台静农来渝，担任大会报告鲁迅先生事迹。（三）写纪念文字，并印成小册，备大会分送到会人士之用。（四）捐助大会用款二十元。
6.本会拟开办通俗文艺讲习会，由老向、何容、李华飞、宋之的、魏猛克、胡秋原、萧伯青，拟定计划，并约通俗读物编刊社合作。
7.本会会员所制通俗文艺，交与艺人试唱，以使作者与表演者共同研究改善。老向新作之《募寒衣》鼓词，已交给平音大鼓名手山药旦，经几度修正，在本会会所试唱，成绩甚佳。试唱时，张道藩、顾颉刚、张默生诸先生，及梨花大鼓名手董莲枝等，均来参加。此后，拟聘请艺人到会教导，以使切实把握住通俗文艺技巧，增加宣传效力。
8.叶楚伧先生为制撰军歌事，约请本会会员多人，共同讨论军歌作法，并嘱托试写。
9.大会会所已略加整理，自十月十五日起，每星期六晚七时至十时，继续举行晚会。住在城外者，可到国府路光第郭子杰先生处聚谈，以免奔驰之苦，两地同时举行，请各会员自由参加。
原载1938年10月29日《抗战文艺》第二卷第八期
十一月五日报告
（一）本会到渝后，补请社会部准予立案，并报告过去会务。对于立案，社会部已批示，会章字句尚宜略加改动。修正后得准立案。原有图章不合法定式样，亦宜另制，报部启用。对于工作报告，已接到嘉勉令，并指示会务进行应注意之点。
（二）本市青年团体，由自强图书社文艺组约请组织扩大的文艺组，于每星期一、四两日午后六时半，借青年会少年部研究文艺，并请本会派员指导。本会已指定魏猛克主办此项事务。十月二十四日为第一次集会，由老舍担任指导。
（三）通俗文艺讲习会已组织就绪，除呈请教育部发给补助费外，即日通报招生。计划如下：
1.主办：本会。
2.课程及讲员：
理论及方法：赵纪彬、王泽民（均系通俗读物编刊社社员）。
音韵：何容。 文艺宣传：老向。
音乐：萧伯青。 技 巧：老向。
3.人数：十人以上，三十人以下为一班。
4.时间：自十月三十一日起，每日晚七时半至九时半讲演二小时，共十二小时。
5.费用：不收，唯于报名时缴纳保证金三元，以示限制；每缺课一小时扣洋二角，以减少随便缺席之弊，不缺课者于毕会时凭证取回保证金。
6.地点：下大梁子朝阳街开智小学内。
原载1938年11月5日《抗战文艺》第二卷第九期
十一月十二日报告
（一）本会主办之通俗文艺讲习会，已于十月三十一日开班。学员二十二人，多系各机关职员。讲习共十二小时，无缺课者。毕会时，学员请求延长讲习时间，以经费关系，未能照办。第二次讲习会之办法在拟议中。
（二）本市青年团体请求本会派员指导文艺，每周举行座谈会两次。已由老舍参加四次，讨论小说写作方法。
（三）本月六日本会在永年春举行茶话会，招待通俗文艺讲习会学员及本会新近来渝之理事与会员并报告会务。出席者五十余人。除由张道藩、徐旭生两先生对讲习会学员致词外，并讨论会务之进展方法。五时余始散会；每次茶会，会员须自出茶资，此次则由张道藩先生请客；已交茶资，留备下次开用。
（四）出版部召集了一次临时座谈会，地点就在会所。到会者有魏猛克、王平陵、端木蕻良、老舍、胡绍轩、宋之的、葛一虹、金满成、陈风兮、戈宝权、方殷、梅林、蓬子诸人。讨论题目为“如何建立敌人后方的抗战文艺工作”。情形至为热烈，由下午一时起，至五时后才散会。记录整理完毕后，当在下一期会报上发表。
（五）纸张已成严重问题。白报纸不必说了，每令涨到五十元以上，还是没有货色。土报纸也供不应求。出版部正在设法从各方面多买一点土纸放在会所里，现在已经搜罗的，大约可支持会报三个月的样子。
原载1938年11月12日《抗战文艺》第二卷第十期
十一月二十六日报告
（一）理事会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四时在本会会所开理事会，决议事件：（1）各地分会宜积极成立，由本会通知各分会筹备会呈请地方最高党政机关准予备案。关于昆明分会之会员中有非文艺工作者，应在其他（如音乐，绘画）抗敌协会未成立前，暂在支协会工作，一俟各协会成立，即请其自动转入。（2）通俗文艺讲习会继续办理，并将讲师讲义设法出版。出版费除由会中补助外，得将讲义在各刊物发表，以所得积金补足之。（3）添办文艺讲习会，先设小说与戏剧两组，由魏孟克方殷担任筹备工作。（4）各部联合办公时间定为每星期一日下午四时半。（5）由出版部拟定扩大抗战文艺发行网的计划。
（二）渝市青年团体所组织之文艺组，已由老舍参加指导五次，现本会既筹开文艺讲习会，此项组织理应并入。但文艺组请求本会继续派人到会指导，即仍暂由老舍担任，唯时间则改为每星期一次，每次两小时，指导文艺读阅及组员习作。
（三）本会呈请社会部立案已获批准，现正赶制各项表册，呈交教育部内政部及中宣部。在大会成立时，业经分头呈请各机关备案，但未及附呈表册，故须补送。
原载1938年11月26日《抗战文艺》第二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一九三九年
一月二十八日报告
（一）本会备案批准。本会前在社会部立案，既经批准，照章应再向教育部及内政部备案，现已接到批示，准予备案。
（二）请求补助。本会入款有限，而工作日繁，曾请求社会部予以补助金。社会部批示，本会须拟定助款用途，经理事会决议，会刊增印战地特刊，并创设文艺讲习会。此两项工作，俱需相当经费，即请社会部酌予以补助，以利进行。
（三）襄樊、宜昌两分会成立，本会已先后快函，指示会务进行方针。
（四）昆明分会进行顺利，本会除分函杨今甫、朱佩弦、沈从文、施蛰存、穆木天诸先生指导会务外，并随时通信，期得密切联络。
（五）本会拟举行会员作品义卖，在筹备中。
（六）本会于本月二十五日举行茶话会，欢迎王礼锡、郑伯奇、阳翰笙三君。王君报告英国出版界及文化界对我抗战之同情及活动，郑君报告西北文化界动态，阳君报告东南文艺界情形，均翔实动听，引起会员对国外宣传之注意，并讨论如何与各地文艺团体有更密切之联络。
（七）成都分会成立：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早已筹备就绪，可是直到今年一月十四号才正式成立。是这么回事：当“文协”总会还未成立，成都的文人已团结起来，发起抗敌协会，并且在地方政府备案。后来，他们听说武汉有了抗敌协会，在中央党政机关备了案，他们就自动的愿把协会改为分会，以利合作。这么一来，可倒费了事。呈请改协会为分会的呈文递上去，地方政府以为总会既在中央备案，则分会自当通过总会，得到中宣部的许可；中央允准，地方政府自然准予备案。于是，成都分会便照着这办法请求总会办理，以便及早成立。不幸，总会刚接到分会的文函，便已经离开汉口，搬到重庆来，事遂搁浅。及至总会迁到重庆，总会本身还须到社会部立案。这样，分会的登记便更提不到了。总会顺利的在社会部立了案，便赶快办理分会登记的事。可是，社会部指示总会：分会成立，须呈报地方政府，无须部中许可。总会于是又急将此意通知分会，促其进行。分会急将呈文递上，而党部声明，民众团体登记尚无确定机关管理；成立会就又开不成了。
本年一月中旬，本会理事冯焕章先生与老舍先生同路赴蓉，总会乃委托二理事指导分会成立事宜。分会筹备委员周文、李劼人等五人早经总会指定，冯理事等抵蓉后，乃与筹备委员措商，函请市政府与市党部派员指导，于十四日开成立大会。是日下午三时半开会，因天气关系，先行摄影。摄影后，在青年会礼堂开会如仪。周文报告筹备经过，冯焕章先生代表总会致词，老舍先生报告总会情况，而后举行选举，当场检票，李劼人、周文、萧军等当选为理事；并通过重要提案数则，时已六时，即散会。基本会员约四十人，来宾百余位，济济一堂，诚盛事也。
（八）纪念一二八。各团体开会讨论纪念一二八宣传，本会派胡绍轩君，代表参加。会议决定，宣传文字由本会负责拟制，当由会员二十人赶写，于二十七日早七时前交齐。
原载1939年1月28日《抗战文艺》第三卷第七期
二月四日报告
二月二日理事会决议事项：
（一）内江等处请设分会，按章有会员十人以上，方得成立分会。会员不足十人者应暂设通信处。由组织部函复。
（二）组织部应函知陈西滢理事，推动嘉定文艺工作。
（三）组织部应函知楼适夷理事，设立本会香港办事处。
（四）以后本会会刊，须寄送各分会三份至五份即不另寄给分会会员，因分会亦有会刊，双方送阅，赔钱过多也。分会会员如愿定阅总会会刊，限每人一份，按价七扣。
（五）会员住址不明者，在会刊上登广告，期于月内函告本会。
（六）会员登记表格即当付印。
（七）分会会员资格，于月内须开理事会审查。
（八）组织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指定王礼锡、戈宝权、徐仲年、胡风，为筹备员，由王礼锡召集会议。
（九）研究部加聘郑伯奇君负责推动工作。
（十）推定蒋碧薇、方令孺、安娥、黛丽莎、华林、孔罗荪六君，办理晚会事宜。
（十一）决定增加《抗战文艺战地特刊》，俟社会部批准补助金，即行刊发。
（十二）筹备《抗战文艺年鉴》由出版部负责计划。
（十三）由出版部定期邀请本市出版界及各报副刊编辑，商讨扩大抗战文艺运动办法。
原载1939年2月4日《抗战文艺》第三卷第八期
二月二十五日报告
（一）通俗读物委员会，因委员穆木天等不在渝市，经理事会议决，推定黄芝冈、马祖武、向林冰、阎折吾、李一非、谢冰莹、罗荪、老向、欧阳山、何容、杨骚、陈白尘、郑际生、胡绍轩、郑伯奇、老舍等十六人为委员，由老舍召集会议。
（二）美国《新政治家》杂志，有悠久的历史，立论亦称严正，本会已电约该杂志主持人Kingsley Martin，Dorothy Woodman来华，以明我国抗战实况，借便宣传。本会并电约Victor Ruth Gollancz出版家来华，其所主持之书店对关于我国抗战之著作，已刊行数种，在欧洲销售甚利，如能来华，当可与文化界接洽如何印行关于抗战之作品，以利宣传。
（三）本会小说座谈会已召开第一次会，到徐盈、胡风、郑伯奇、王平陵、欧阳山、草明、崔万秋、梅林、谢冰莹、蓬子诸人。
（四）本会诗歌座谈会，已举行第六次座谈会，审查抗战诗歌稿子，并决定于三月十日齐稿。
（五）本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已开始工作。
原载1939年2月25日《抗战文艺》第三卷第十一期
附：总务部账目公布（二月十五日）
七、八月份——
收入部门：上月结存八百零八元七角四分，教育部六、七、八三个月补助费及中宣部六月份补助费一千一百元，会费十六元。共计一千九百二十四元七角四分。
支出部门：付招待费三十七元七角九分，付出版部四百元，付稿费一百二十三元，付房租十五元二角八分，付文具四元五角七分，付纸张十四元九角九分，付印刷十七元三角，付邮电三十四元二角一分，付购置二十一元五角九分，付杂支四十元五角二分，付煤电六元二角，付船票五十元，付津贴及工资八十一元。共计付出八百四十五元四角五分。结存一千零七十九元二角九分。
九、十月份——
收入部门：上月结存一千零七十九元二角九分，收会费五十二元，收鲁迅纪念会还电报费一元五角二分，中宣部七、八月份补助一千元。共计二千一百三十二元八角一分。
支出部门：付出版部七百十元，付稿费一百二十一元，付鲁迅纪念会拟款二十元，付房租四十九元六角，付木器七十二元五角四分，付油印机四十元，付文具八元五角四分，付纸张十七元五角五分，付购置四十一元另七角，付邮电一十五元二角四分，付津贴及工资七十九元，付水电七元三角七分，付杂支三十一元四角四分。共计付出一千二百二十三元三角五分，结存九百另九元四角六分。
十一、十二月份——
收入部门：上月结存九百零九元四角六分，中宣部九、十、十一月份补助费及教育部九、十、十一月份补助费二千一百元，会费十六元。共计三千零二十五元四角六分。
支出部门：付出版部七百元，付稿费四十五元，付房租九十元，付木器四十三元二角五分，付文具十三元八角五分，付纸张二十一元七角七分，付邮电四十元零一角六，付水电十七元二角八分，付购置三十元九角五分，付杂支三十七元四角九分，付津贴及工资一百三十元，付印刷二十九元四角五分。共计一千一百九十九元一角五分。
结存一千八百二十六元三角一分。
原载1939年2月25日《抗战文艺》第三卷第十一期
附：四月十日总务部报告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职员：
主任：老舍，华林。
干事：吴漱予、沙雁、胡绍轩、萧伯青、梅林、吴组缃。
职员们不能住在会所里，而金钱的出入与函件的往来，非随时有人管理不可，故由理事会决定，请萧伯青为住会干事，月赠薄酬。这位干事事实上兼任着文牍庶务会计三职。去年十二月中，以抄写的东西过多，就添聘书记一人。至于工友，则始终只是一位。萧伯青以本年三月初赴万县任事，乃聘请梅林为住会干事。
（二）会所：
本会成立后，即商租中国文艺社的一部分房屋作为会所，在汉口永康里四十二号。不久，永康里二十号的房子空出，即与中国文艺社一同迁入。去年七月间，中国文艺社奉命迁渝，本会不愿独租全部房屋，亦作迁移的打算。房子还未找到，会所即已驻军，乃暂迁至大董家巷一弄二号。理事会旋即决议，本会迁往重庆，当由萧伯青、老向、老舍、何容，携带会中文件印章等西行，以八月十二日抵渝。萧伯青暂住青年会，开始办公。两月后始由会员郭有守、蒋碧薇、杨云慧之介绍，租得临江门横街三十三号三楼房屋四间，即现在的会所。
因会所的屡迁及狭小，出版部总是在该部负责人的住居办公；希望以后能得到较宽敞的会所，大家能在一处办公，当更方便。
本会迁渝时，武汉留有办事处，即借用孔罗荪的寓所。在这以前，会员们开晚会，也每每借用他的地方——汉口三教街九号。
（三）经费：
（1）会费：会费有种种原因不易收齐。会员散处各地，已有困难，再加上交通不便，邮递阻滞，就无法征收了。在最近几个月中，大家的住处没有一定，更无从催交会费；会刊上虽有启事，可是寄发以后往往被邮局退回。还有，在军队或游击队中服务的会员，生活极苦，差不多连几角钱也拿不出，会中即使知道他们的通信处，也不忍得催促了。因此，到现在才有一百七十来人交过会费，共交到三百余元。（交费有收据，收据有存根而外，另有会费登记账。）近来，各地成立分会，总会已嘱代收会费；一俟分会的报告来到，就知道会费收入的较为确实的数目了。
（2）捐款：本会成立后，会费收入无多，请款尚未批示，而会务进行，事事需钱，故不得已向名誉理事及理事捐募，得冯焕章理事三百七十五元，于右任名誉理事三百元，邵力子理事二百元，张道藩理事一百元，陈真如理事三十元；筹备会欠账赖以清偿，急需之件赖购备。
（3）补助：自一九三八年四月起，教育部补助本会每月二百元；中宣部每月五百元——于六月间始行领到。九月起，政治部批准每月补助本会五百元，于本年一月领到。本会举办通俗文艺讲习会，教育部特予补助三百元。
（4）经费之支出：会所租金、水电、职员薪资、邮电等，为每月必要的开支。会所不求美好，薪资复极微薄，故每月开销约在二百元以内。
出版部需款较多，因会刊在创刊之时，不能马上收账，必须垫款，而陷落区域复无从索欠，即认损失。本会迁渝后，以通邮区域减少，销路随之低落，而印工纸张又涨价数倍，遂致赔欠甚巨。（详细账目由出版部报告。）
分会成立，经费无着，本会量力补助，以推动各处工作。
研究部除购买图书外，各项座谈会亦略有开支。组织部用款，概为邮电之用。
茶会晚会及聚餐等用费，均由参与者出钱，本会概不开支。
账目随时在会刊上披露。会中存有杂支账及总账。一切收费均交银行活存。一切开支均有收据贴存备查。
结至今日，稍有存余，若刊行前线增刊，及举办讲习会等，即无余裕。
（四）会议：
自去年四月四日起，至本年三月八日止，共开理事会十四次。在最初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是分开来的。一到武汉疏散人口，理事和常务理事已有迁到别处去的，于是每次开常务理事会就也通知别的理事，以便开得成会。从这以后，两会即不分开，因为分别开会，无从够法定人数。十来个月的工夫，一共开了十四次会，似嫌太少，可是这也有个原因：本会迁来重庆，在路上就耽误了半个月；抵达重庆后，理事只有六七人，不能开会，所以凡该商议的事，就提到茶会里去征求意见。参加茶会的人自然不都是理事，可是事情是大家的，这样取得大家的意见，似乎也更合于民治精神。一直到今年年初，理事们才陆续的来渝，所以就又恢复了理事会，还是理事和常务理事同时开会；分开举行，仍难作到。
在武汉时，对于会员们的联络，有两种会——茶会及晚会。茶会差不多纯是为联络感情，每人出一点茶资，到公园中谈一谈；可是总务部也总利用这机会报告些重要的会务，引起大家的注意。至于晚会，则偏重讨论问题，差不多就像座谈会的样子。到重庆后，茶会更显出它的重要，因为理事会既然不易开成，故不能不在茶会中征求大家的意见。晚会则因地方太难找，总没能恢复，可是这困难总不是不能克服的。在汉口，茶会开过两次；在重庆，开过七次；每次到三十人至六十人。晚会则自七月间一直到退出武汉，每星期六晚上举行，没有间断过；平均每次到十五人。近中，茶会由华林、王平陵负责召集；晚会则由安娥、蒋碧薇、方令孺等筹备。
各项座谈会由研究部主持，另有报告。
欢迎会：四月中，本会派代表参加欢迎世界反侵略代表色斯大会及欢迎前线归来之外国记者大会，并参与筹备。五月，参加欢迎世界学生代表团筹备会及大会。七月二十九日，本会假留法比瑞同学会欢迎英国女作家阿德莱。
慰劳：四月，本会派代表向空军献旗。五月，本会派代表赴徐州慰劳将士。
参与会议：政府机关与民众团体邀请本会参加的会议，均派代表出席，如政治部扩大宣传周筹备会，援救沪上八百壮士大会……。或摊供费用，或担任工作，均量力为之。政治部举办之扩大宣传周，第一日为文字宣传，本会代撰小册子传单，并主编各大报纸之特刊。为反侵略会之宣传，本会亦代编制特刊，供给各报纸。最近，本会加入反侵略会，为团体会员之一。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已推定本会为宣慰组副组长。至各机关团体委托本会办理事项，亦均随时交与会员，限期完成。如代中宣部拟制民众读物，民众游艺指导法等。
通俗文艺讲习会：此项讲习会本当由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主持，但因委员多不在渝，乃由总务部办理。共办两班，学员五十二人；讲习后复成立同学会，以便继续研讨。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近已补充人员，期于最近刊行前线增刊。
分会及各学校之文艺会：由组织部报告，即不赘述。近中成立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工作在进行中。
（五）函电：
最繁重之工作，为向各机关请求立案备案；全部规章及名册俱须钞呈。本会已在社会部立案，并在中宣部，内政部，教育部备案。
其他函文之收发，为数亦巨，兹以去年五月份（并不因为这个月的函文特别多）收发记录为例：
收本会赴前方慰劳代表来信报告。发会务报告给会刊。发函通知全体会员。发函给郑伯奇理事。致汉口市政府公函。致汉口市党部公函。收徐州文化抗敌协会来电。发复徐州文化抗协电。发致盛成理事电。收外交协会通知致汉口市政府函。发名誉理事聘函一件。发中央通信社新闻稿。发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聘书五件。发基金委员会聘书九件。发新闻稿九件。发会刊一百二十份（出版部不另聘书记，故会刊之寄发，稿费及定户纳款，均由总务部代办）。收军事委员会交际处函及调查表。收各界追悼阵亡将士法会函。收李季伟函。发武汉全体会员通知及会刊六十三份。发广州文艺界同人函并附会刊。收教育部训令。收汉口市政府批文。发长沙文艺同人各项印刷物二十份。收国际反侵略会函。发致郑伯奇理事函。发呈请书五份致市政府。发催交会费函百份。收国际宣传处公函。寄发会刊百七十份。收世界学生代表团招待委员会通知。制呈报教育部表册。收市政府批文。收外交协会英文刊物。填具警察局调查表二份。填具军委会办公处调查表。收菲律宾华侨文化界救亡协会函。发教育部出纳课函。发常务理事会通知十五件。收政治部第三厅函。发寄第四期会刊。发中国制片厂函。收教育部批文。发新闻稿十件。发会员茶会通知一百九十二份。发政治部公函。发寄五期会刊二百四十份。这一个月中就发出八百来件信！
由上边这点记录看来，可知文牍工作的繁重，可是会中并没有聘设专人司管。函电公文的稿子是由大家拟制，交由总务部缮发。每月的邮电费自然也很可观。
重要文件，不论是发出的，还是接到的，都入登记簿摘由编号。
（六）杂务：
有一件事，便许有多出几倍的杂务，无法报告。会中没有专任担任庶务，所以理事也有时候得管送信买东西；这点精神似乎值得写下来。一切购置，都有收据，设簿贴存，并编定号数。
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总务部报告。
原载1939年4月10日《抗战文艺》第四卷第一期
八月十日报告
第二年的第一次常务理事会是在四月十八日开的，决定了：
（1）关于人事的：
请陈布雷、陈铭枢两先生为本会名誉理事，在开大会的时候通过请吴稚晖先生为本会名誉理事。三件聘函一同发出。
研究部请罗锋先生为干事，负责办理座谈会及编撰宣传品等事宜。
推定王礼锡先生为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在王先生离渝时，由戈宝权、陆晶清、安娥三先生分担工作。
推定华林、王平陵、安娥，往见战地党政委员会当局，接洽战地访问团事。
（2）关于分会的：
函刘白羽先生，请他详细答复，再行决定可否成立延安分会。
函高兰、王余杞、李石锋三先生，详述分会组织手续；俟复函来到，再行决定可否成立自流井分会。
（3）关于研究部的：
拟定代《武汉日报》征求小说计划。
与出版部商定青年习作指导办法。
（4）关于出版部的：
改组会刊编辑委员会。
为《前线增刊》筹款。
（5）关于总务部的：
以后关于对外一切事宜，不及开会决定者，由总务部斟酌办理。
对国外发函，由总务主任及国际文艺宣传会主任委员签字。
本会加入反侵略会为团体会员。
上列决议，会后即分头办理。办理的结果，和临时发生的事件，当然须在第二次会报报告和讨论。第二次会原拟在五月三日下午开会。通知已发出，可是五三午时，暴敌狂炸重庆，解除警报响过，还有五六位领事急忙赶来开会。胡风先生已拟好代征小说的计划与广告，华林先生说已去过党政委员会。可是理事不足法定人数，无法解决一切，遂改为五号晚间再开会，四号又狂炸，乃又流会，“文协”的各种会议，向来没有流会过，暴敌的狂炸使得我们有了这不幸的记录。
五三、五四，狂炸，“文协”会所距灾区甚近，幸免于火。同人等或受虚惊，或受物质上的损失，但没有伤亡。市面稍为恢复，我们就马上又工作起来。函信迟滞，通信很难及时递到，而有家眷的同人又不能不把家小送到较为安全的地带，所以开会很不容易。无可如何，我们就尽可能的互捎口信，约定时间地点开会：理事也好，会员也好，凡能来的都欢迎。
第一件事是给还没能见面的同志们去信慰问，和给各地分会去函报告狂炸的情形。
该办的事，大家商议了就办：
（一）代《武汉日报》征求小说的广告，除登重庆各报联合版外（四月十五日），并函各分会与各报纸刊物代为宣传。
（二）由华林先生到中宣部接洽，拨给经费，举办会刊英文版。这原是香港的同志们的提议，要每月出八开本十二至十六页的英文版会刊一期，经费约四百元，与中宣部接洽，尚无立时得到经费的可能，现正向其他方面进行。向国外介绍抗战文艺是件极要紧的事，理应有专刊，同人等都非常注意此事，期能于最近解决了经费问题。
（三）党政委员会批准了战地访问团的举办。因通信之不易，因急须组织起来以便赶快出发，乃理事与会员们的临时会议决定就在渝会员之（1）有暇能去，（2）身体好可去，（3）有兴趣愿去者十五人为团员，并推定王礼锡先生为团长，宋之的副之。王礼锡先生本当北上调查，现在愿与访问团同行，就便领导，最为相宜。访问团定于六月初出发。其人选与规章仍须交常务理事会通过——常务理事会即将开会。
（四）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因主任委员王礼锡将领访问团出发，故约定王安娜与罗德薇二女士（均精通数国文字）帮忙，选译作品。同时函告香港同人仍当预备译品，并函会员中精通外文者参与翻译工作，以便经费筹到即出会刊英文版。
（五）全国慰劳总会函本会，请派作家四人，参加慰劳团，决定以四部主任：胡风、蓬子、平陵、老舍，为代表，以示郑重。
（六）给国际宣传处作的宣传小册子，虽在暴敌狂炸之下，并未停期；约于月底可完成三本。
（七）暹罗《华侨日报》委托本会代征小说，以条件不合，已登报谢绝。
（八）会刊千册及《前线增刊》五百册已送中宣部包销。
（九）五四下午，成都分会代表周文先生来渝，商谈会务，适暴敌炸渝，周文先生乃急返蓉，未竟所谈，只好通信商酌一切了。周文先生刻已平安抵蓉，本会同人以未能招待畅谈，咸引为憾！
再谈。
原载1939年8月10日《抗战文艺》第四卷第三、四期合刊
一九四〇年
一月二十日报告
（一）朋友们逐渐的返回重庆了，人多好办事，大家都想把会务调整一下，赶快作出些事来。除蓬子理事于十一月返渝外，老舍理事亦于十二月九日随北路慰劳团返渝，宋之的理事和作家访问团团员也于十二日回来，不少“文协”的友人们去车站欢迎，并于十六日晚间开了欢迎会。欢迎会到七十多人，连伍蠡甫、陈子展、马宗融、胡绍轩诸位，都由北碚赶来；北碚的老向、蒋碧薇、方令孺、赵清阁，与萧伯青几位，因公务不能分身，可是发来一通贺电。邵先生主席，蓬子、之的、老舍，先后报告各处文艺工作的情形；罗果夫先生也到会，与大家畅谈。二十三日下午，在青年会礼堂举行茶会，招待各界：一来是向各界对本会远征的会员的帮忙与关切表示感谢，二来是报告劳军与访问的观感。到会九十多人，由郭沫若理事主席，并请中宣部代表训话——可惜时间已晚，不及请各界代表都给予指示了。
（二）罗果夫先生将要回国，本会已托他带信给《国际文学》编委会，是否可由本会编辑《中国抗战文艺专号》？《国际文学》一向同情于我们的奋斗，屡屡选译我们的抗战作品。此次的建议，想可接受。理事会已请胡风、戈宝权、姚蓬子三位预为选稿，以备应用。
（三）出版部拟将会刊——《抗战文艺》——改为月刊，每期容纳十五万字以上，从严选稿，以期成为足以代表“文协”的刊物。不过，会中经费向欠充裕，用什么方法能使会刊充实，又不多赔钱，在考虑中。
（四）桂林分会的工作日有起色。本会于暂行给予一点补助费外，并代向地方当局请求经常补助，以便发展工作。成都分会的两个刊物——《通俗文艺》与《笔阵》——也都因经费不足，不能按时出版。本会已函商成都市政府及教育厅——杨市长和郭厅长一向热心文艺宣传工作，而且是蓉分会的经常指导者——设法助款。
（五）各处文艺工作友人，因散处各地，交通不便，深感得不到新书读之苦。本会拟与青记学会和其他民众团体，想法供给大家一些新的书报，在接洽商酌中。本会经费窘迫，而书价邮费又都很高，恐怕一时难以大量的供应；假若各处友人能汇点款来，托本会代为选采寄送，当极欢迎。
（六）本会已函知各分会及通讯处，及早编制二十八年度工作报告，寄交本会。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是本会成立二周年纪念日，须汇集各地报告。分给全体会员，故当赶早预备，以免临时着慌。
（七）晋省有许多热心文艺的青年，在军队中与民间担任宣传工作，愿和“文协”取得联络，本会已允他们成立通信站，互通消息，并讨论文艺问题。
（八）除夕举行辞岁晚会，由华林先生筹备一切。
（九）回教救国协会委托本会理事马宗融征稿，并编辑回教救国专刊；本会会员均乐为帮助。回教救国协会委托本会理事宋之的及老舍编制回教救国话剧，已见于二十九年一月底交稿，由阳翰笙先生担任演出责任。
（十）组织部大忙，已请徐霞村和沙雁二君为该部干事。
（十一）访问团团员正忙着写作，预备出丛书。访问报告在赶制中，脱稿后即当呈递党政委员会。
原载1940年1月20日《抗战文艺》第五卷第四、五期合刊
三月三十日报告 [3]
本会各部近来都相当的忙。出版部筹备把会刊改为月刊，自然要结束一切，同时又发动一切；这来回一翻身，事情就可真够办的。有许多原因促成这个更动，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半月刊页数不多，不能登载较大的作品。在今天，文艺已担起抗战的责任，也就该——像抗战中其他的工作一样——一方面抗战，一方面建设。因此，我们的会刊便不能老那么瘦小，而需日见健壮开展。虽然文艺作品不以长短判高低，可是我们也不能没有一些开朗恢廓的精神，从文艺的坚苦雄伟见出建设的心理来。还有，篇页增多，不但能登载较长的作品，而且可以容纳较多的作品，给各种形式的试验以刊出的机会。
战地访问团归来后，各团员正整理材料，从事写作，期于六个月内先成诗歌、戏剧、小说、报告等十二册；已由中宣部商同出版部及访问团拟定出版办法。
研究部忙得也够瞧。座谈会又一一举办起来，比去年更加活泼有趣。诗歌座谈会——现改称晚会——不但讨论诗歌作法及理论，而且试验朗诵。戏剧座谈会到人也很多，正讨论现今戏剧运动应采取的方法与方向，说不定下次也许试验朗读的。扩大晚会，今年首次举办，是由留法比瑞协会、中国文艺社与本会合办，一来是联络感情，二来也借机会请马思聪先生奏提琴，和封禾子女士演独幕剧，给大家一些艺术的愉慰。
研究部今春最繁重的工作要算是代贵阳中央日报与宜昌武汉日报审阅应征的小说了。截至二月底，虽然只收到十部作品，可是一共已有一百五六十万字之多。研究部拟好审阅办法，由理事会通过；并推定审阅委员，限三月中旬阅毕，以便在开年会时揭晓给奖。
理事会根据访问团的提议，通过视财力的所能及，每月购买几十本书赠给各方不易得到新书的文艺工作者。书籍的选择，由研究部负责。可惜，新书到重庆，转眼即卖光；我们刚决定去买那一本，那一本已无存货了。现拟随时购买不同的图书，随时寄出，不必买同样的书分赠各处；并声明：这种办法不过是表示本会对各地同人的一点敬意，不是推荐什么标准作品。
组织部正在忙会员登记，因为快到改选的时候，必须重新登记一次，以便发出选票。这是繁重的工作，平均每天收发十几封信。最近，各处纷纷请求成立分会或通讯处，都需一一详覆，连手也写酸了——我们只有一位书记，而他现在又请了长假，所以信函都需自己写。
总务部是随着各部的忙碌而乱转，无须特写，也没法详述。
关于怎样维持作家生活的问题，已引起社会上的普遍的注意及关切。一切办法在商酌接洽中，理事会已推定王平陵、姚蓬子、阳翰笙、孙师毅、老舍等负责办理。
成都分会、香港分会与本会合办的通俗文艺及英文会报，都还继续出版。通俗文艺是为士兵与老百姓读的，英文会报是对国外的宣传，所以未能分赠给会员们——赔不起那么多的钱也是个原因。
晋东南分会已正式成立。
原载1940年3月30日《抗战文艺》第六卷第一期
十二月一日报告
（一）会员登记：今春重庆全体会员大会决议：改选大会延到秋天，以使匀出时间调整会员名册。会后，即发出会员登记表。五月里接到不少填好的表格，准备另造名册。此项工作虽难，而进行尚顺利。可是，夏季的大轰炸，使在渝的会员又疏散到各地，登记表上填具的通信处又成废字。现在，组织部正忙着从新调查，赶造新册，以便举行改选。
（二）组织部与各地会员的联络：在夏季大轰炸中，会务无法不呈半停的状态，总会与各地会员之间也因此失去密切的联络。组织部现在又加聘了陈晓南，打算经常的把总会的情形，文艺界的消息等等，和出版部合作用油印的通信，随时寄发到各处分会，各地会员，以期消息互通，团结日固。
（三）账目的清算：组织部预备会员名册，总务部就清算账目，都是改选筹备中必要的工作。在夏季，北碚、南泉、至渝市三处都有办事处，都有会员住宿，都有专人管账。现在，三处的账目要归到一处。登入总账，以便开大会的时候，由总务部请求指定人员查账。
（四）会刊：出版部因工作特别繁重，添聘了何容，以群二员大将。以后，《抗战文艺》无论在校对上，编排，印刷上，收稿手续上，都将有切实的改善。同时内容方面也将更加提高水准，使其成为真能代表全国作家的中心刊物。并自七卷起，于每卷终了出版抗战文艺选集。
（五）研究：鲁迅研究会已成立，正物色合适的人，担任工作。诗歌、戏剧、小说的研究会（现称晚会），都已照常开会。研究部并新聘黄芝冈专门负责主持各种晚会。每次开会都有专门研究的报告、有讨论，有各项节目（如朗诵等），成绩比上年又好了许多。
（六）应征小说：本会受贵阳中央日报之委托，征求并审阅抗战长篇小说，共收到十九部，现已审阅完毕，结果当在改选大会上发表。
（七）提高稿费：《抗战文艺》自六卷三期起，正式得到文艺奖助金保管委员会的补助，每千字已提高自六元至十二元的稿酬。希望本会会员能多寄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不断的来充实会报的内容。
（八）新的分会：晋冀察边区“文协”分会成立，已发电祝贺。
我们的团结已成功，此后就该结结实实的去工作。我们不仅要见面笑嘻嘻的，还须亲热的拉着手去真作些事。按照这个态度去工作，保管下次的会务报告就更火炽了。再谈。
原载1940年12月1日《抗战文艺》第六卷第四期
一九四一年
附：总务部报告（三月二十日） [4]
总务部的事务本来是随着别的部分的紧张与否而忽多忽少，忽忙忽闲的，所以很可以不用单独的报告。至于日常的油盐酱醋那些小事儿，就更值不得多费笔墨，只须看看账簿就能明白个大概了。
不过，每逢年会必须报告一番；四部俱全，各显神通，已成惯例，似乎未便三缺一，凑不成局也。
二十九年四月七日，总务部筹备好了在渝全体会员大会。开会时，由主席报告因调整会员登记，手续相当的繁多，可否将改选延期。当场一致通过。会后，总务部即协同组织部办理会员登记事宜，也就可以算作这一个事务的开始。
不幸，在四月后半月，暴敌即开始狂炸陪都，而临江门的会所不久即被波及。从这以后，整个的夏季总务部是在忙着怎样使会务不至于中断，怎样使会员互通消息，怎样使会员还能到会里来往，来帮忙。这差不多是救急的工作，让我们分条来说：
（一）关于会所者：临江门的会所炸毁了多一半房屋，幸而重要的文件与应征的小说全被抢救出来。剩下的勉强可以住的屋子只有一间半，而总务部的干事与二三会员还恋恋不舍的住在那里，并且还设法约集尚未疏散开的会员们举行开会。
可是，暴敌的轰炸继续不断，且一次比一次厉害。到六月十九与二十两日，重庆变成了火海。总务部无法不退出城去。幸而，我们在春初即在南温泉预备下了几间房——这几间房就发生了很大的作用。总务部把重要的文件都运到南温泉，干事与有家眷的会员们也都移到那里去。这样南泉便成了“文协”的第二个家。干事往来于重庆南泉之间，信函消息得以不至完全失落断绝。初来渝的会员，多数到那里去住，而因职务不能离渝的会员，也时常到那里看看。于是，房子虽小，而热闹非常，一间屋里有时候要睡上好几个人，亦感不以为苦——在危患中大家更彼此相爱，也更爱他们的团体。
不久，林语堂先生来到北碚，总务部负责人即在北温泉约集会员开会欢迎他，和新来渝的田汉先生与艾青先生。在碚的会员比在南温泉的还要多，大家都以为有设会所的必要，并推老向、以群、萧伯青等几位先生负责租房。虽然没有明白的说出，可是由客观的条件的决定，大家都似乎看出来：南泉距重庆较近，交通亦便，总务部应在那里，使“文协”的对外关系不至中断。北碚呢，距重庆较远，可是会员很多，就不妨作为研究部的“势力范围”，作出点事情来。到六月中，林语堂先生奉命出国，即将北碚寓所的大部分房屋让与“文协”，作为北碚会所。林语堂先生所有的木器都未带走，他声明借给“文协”使用，这样，没有费什么事，北碚的会所便成立了。
虽然有了北碚与南泉作“文协”的两翼，可是我们并没有忽略了重庆会所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把城内的会所重新建立起来。临江门的房子将来怎样？不得而知。这时候，恰好一虹与之的二先生发现了四间房，虽被震坏，而略加修葺，仍可住用，且租价甚为合适。他们赶快通知了总务部，总务部即马上去把它租过来——这就是张家花园六十五号，我们的新会所。
由会所谈到经费，似乎是最自然的，让我们来报告吧。
（二）关于经费者：在春天，我们的收入是仰仗着中宣部、政治部，与教育部的补助。可是，政治部的补助因手续的关系，往往不能按月领到。好在，那时候，物价还低，我们花钱又极谨慎，所以勉强还能支持。赶到轰炸期间，物价渐高，而我们又增添了北碚、南泉两个据点，总务部的开销可就增加了两三倍。我们的一贯作风是绝对不把钱花费在吃咖啡、买沙发上；我们连吃一杯茶，即使是在开会，也由大家自己掏钱；我们的客厅只有木凳竹桌与铁壶粗碗而已。这办法，使我们省下钱，用到有用的地方去，而会中赖以未发生严重的经济恐慌。可是，轰炸期间，情形便不同了。我们没法不在北碚、南泉添置会所，而且会员之专靠写作收入吃饭者，因轰炸关系，又分外窘迫。所以，我们尽管还是尽力节约，可是不能不多尽心招待会员一些，这是人情。因此，单是总务部的开销，几乎就非五六百元不办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努力向政治部恳请，得蒙请发未领之款，且允以后按月发给补助。我们又向社会部申请予以补助，亦蒙批准每月补助三百元。这样，我们每月的收入比从前多了三百元。可是物价的高涨和开支的增多，还使我们不能不十分的节俭。北碚的会所，入秋以后，已没有多少人住宿，即将工友辞退，并停止生火，每月的花费——在冬季——只不过一二十元便够了。现在必须花钱的是重庆与南泉两处的开销和房租了。总务部能省一点钱，即可在出版方面和研究工作上多花一些。以前，我们的节约方法是绝无错误的，以后，我们还是本此原则，力求没有浪费。
我们的收入不多，所以能勉强支持而未至亏钱者，端在向来不肯虚费一文。但节流并不等于开源，以现在会务发展的程度而言，除了力求节省以外，我们还急需更多的收入才敷开支。
（三）关于职员者：我们现在只有一位干事，连书记还没法请到，因为我们出不起相当高的薪资。因此，这一位干事就忙得要命，而且往往不能把事情全部按时办好。所幸者，出版部研究部和组织部都有几位会员经常的来帮忙，减少了总务部的麻烦，可是总务部自己所有的琐碎是没法请会员来帮助的，因为那都是跑路和购置或抄写的事，没人帮得上手，我们仿佛也不大好意思劳动大家。合理的解决，自然是多添聘职员，可是我们又拿不出那么多的津贴来！
（四）关于联络者：像从前一样，凡是政府机关或民众团体召集的或发起的聚会，我们都热心的去参加。入秋以后，我们自己的会员渐次集合到陪都来，别的团体也和我们一样都积极发动工作，于是我们自己的会，和别人发起的会就不知有多少，而总务部之忙也就大有可观了。我们的各项晚会是每星期必有的，理事会是差不多每半月开一次，对新到渝的会员，我们也必须开个茶会欢迎。此外，被邀请参加的集会还有许多许多，我们都必尽到出钱出力的责任。最使我们头疼的，是春季所收到的会员登记表，到现在又靠不住了，又须改正，因为轰炸前所填具的通信处已又起了很大的变动——这差不多是永远也办不清的事，可是不把它弄清楚，就没法子开大会！
（五）关于账目者：在万忙之中，我们算是把账目全算清，登入账簿，以便在开大会时请求会员推人查账。
好了，不必再往下写了吧。假若再写下去，我们的材料越多，或者就越使人头疼，因为收发多少件公文，怎样修理会所的屋顶，和每次开会到了多少人……都似乎不是什么有诗意的事呀！请去看研究部出版部和组织部的报告吧。假如他们都振振有词，就可以知道总务部是颇为忙碌，因为总务部是追随着大家之后，大家要开会，我们就先去收拾屋子；人家开完会，我们就得打扫地板啊。
原载1941年3月20日《抗战文艺》第七卷第二、三期合刊号
一九四二年
一月九日略报 [5]
三十年春，会员在渝者甚夥，会务因此旺盛；集会之多，事务之繁，应号空前。入夏，会员多疏入乡，集会匪易；驻会职员虽仍照常办公，而会务无从积极推进。秋间，会友逐渐返渝，虽人数远逊春初，而会务赖以调整。此一年间会务兴落之迹也，宜分款述之：
一、经费：本年收入，仍如去岁；而物价腾涨多倍，工作之发展遂感困难。会中职员津贴，灯火房租等，虽在极度缩减中，每月已由二百元增至六七百元。《抗战文艺》稿金，每期约需三四百元。仅此两项，已将入不敷出；后半年中，印刷困难，会刊脱期，支出较少，收支遂得勉强相抵。夏间，城内会所及北碚会所多处破漏，修葺费达千元。
二、会刊：《抗战文艺》五、六月合刊，由《新蜀报》承印。不幸，《新蜀报》印刷厂失火，稿件及印成之件俱遭焚烧。《新蜀报》复刊后，以工人减少，无法代印会刊，乃归别家承办。七月交稿，直到年底，始行印成。此后，应尽力克服困难，不再脱期。会刊稿费，盖在六元至十二元千字之谱。会中每月仅能出三四百元，不足之数，由文艺奖助金委员会补助，深为感激！
三、研究：会中经费支绌，会所复甚狭小，无法购存大量图书，研究工作，因受影响。本年间研究工作之表现，除会员私人发表之著述外，厥为诗歌戏剧，及小说等晚会。此种晚会之任务，已非联络情感，如二、三年前所举行者，而为（一）共同讨论一问题，或批评一作品；讨论结果或刊入会刊，或发表于报端；（二）指定一人，预备专题，向会中报告，而后，听取批评意见。前者如民族形式、诗歌如何朗诵等问题，皆引起热烈的讨论；后者，如抗战（以）来诗歌、戏剧、小说及报告文艺之批评，皆有精到之见解。讨论或报告而外，佐以朗诵等节目，作实际之试验。春间，此种晚会之举行，非会员参加者每次百人以上。入秋，以宽大会场不易租借，故暂停招待来宾。
秋来，主持研究部工作者为孙伏园、郑伯奇。晚会主持人，诗歌为陈纪滢、臧云远；戏剧为潘孑农、陈鲤庭；小说为徐盈、梅林。
四、分会：因经费欠裕及距离过远，总会与分会间之联络素欠密切，最称憾事。各地分会会务，一年来皆有进展，专就刊物而言，成都分会之《笔阵》，昆明之《西南文艺》，桂林之《抗战文艺》，香港之《中国作家》，曲江之《文坛》，延安之《中国文艺》，贵阳之《文协》，均能于艰苦中刊行，至堪钦佩。总会方面既无余款资助，复以夏间在渝人数甚少，虽稿件亦无力供应，深感歉歉！
五、捐输：春间在渝会员售字献金，得四千五百元，尽数献交政府。年终慰劳抗属，献毛巾百条，捐送杂志一万二千册，运散前方。
六、服务：凡政府召集，或民众团体邀约之集会，本会皆派代表参加；应尽之义务，亦必努力为之。五月、十二月之陪都文化界国民月会，皆由本会主办——十二月系与美术协会合办。三十一年各报纸之元旦特刊，亦于去岁岁末受社会部之委托由本会编辑。高尔基、鲁迅等纪念大会，泰戈尔与沈西苓之追悼，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年纪念，本会皆分担工作或献礼品。端阳日曾举办诗人节大会。
七、救济：日寇突袭香港，消息传来，本会立即派人向政府请求营救，并急电桂林分会设法招待过境文友。政府允拨款十万为救济费，并发官电至港（本会致港分会电报两通，均被退回），指示营救办法。政府顾念文人，至为可感，即两广各处党政机关亦皆电知，妥为招待逃难之文艺作家。但事出仓促，变化复剧，至今仍音信隔绝。今香港已陷敌手，唯切盼在港友人早离险境，逐渐归来耳！在沪会员，或亦遭敌寇压迫；一俟函电到渝，当揭露报端以慰同人。
（会刊脱期，故托《蜀道》代为发表。）
原载1942年1月9日重庆《新蜀报·蜀道》
* * *
[1] 作者自1938年4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后，连任七届，直至抗战胜利。其间他撰写了许多《会务报告》、《总务部报告》及账目，均署总务部名，现按时间顺序编排。
[2] 原题如此。
[3] 原标题为《会务报告》，署名“总务部”。
[4] 此报告为：《二年来会务报告》中的第一项《总务部报告》。
[5] 原标题为《民国三十年“文协”会务略报》，署名“文协”总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