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辩
【题解】
《问辩》是对战国时期辩说成风的一种问答。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战国中后期，甚至形成“道路曲辩”、“说者成伍”的局面。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辩说，这是本文讨论的问题。韩非认为辩说的产生是君主不明智造成的，他主张“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而以“功用”作为衡量言行的标准。
或问曰：“辩安生乎？”
【原文】
对曰：“生于上之不明也①。”
问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辩也，何哉？”
对曰：“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辩之故也。乱世则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②；官府有法，而民以私行矫之。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③，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④。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⑤，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⑥，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⑦。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⑧，非羿、逄蒙不能必中者⑨，有常仪的也。故有常，则羿、逄蒙以中五寸的为巧；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人主者说辩察之言⑩，尊贤抗之行，故夫作法术之人，立取舍之行，别辞争之论，而莫为之正。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词章⑪，而宪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则辩生焉。”
【注释】
①上：君上，君主。明：明智，明察。
②文学：文治教化，文化学术。
③渐：通“潜”，隐蔽，放弃。
④的：射箭用的靶。彀（ɡòu）：拉满了的弓弩。
⑤砥砺：磨。砥、砺都是磨刀石。杀矢：一种打猎用的箭。
⑥秋毫：野兽在秋天新长出的细毛，这里指细小的东西。
⑦仪的：设定的目标。的，箭靶。
⑧引：拉弓射箭。
⑨羿（yì）：夏代东夷族有穷氏部落首领，善射。逄（pánɡ）蒙：传为羿的学生，善射。
⑩说：同“悦”，喜欢。
⑪坚白：即“离坚白”，这是战国时期公孙龙提出的著名论题，认为石头的“坚”与“白”可以离开石头而独立。无厚：即“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这是战国时期惠施提出的著名论题，认为平面只有面积而无体积，所以面积对于体积来说是无厚，却可以大至千里。章：通“彰”，彰显。
【译文】
有人问道：“辩说是怎么产生的呢？”
回答说：“产生于君主的不明智。”
问的人又说：“君主不明智，因而产生辩说，这是为什么呢？”
回答说：“在英明君主统治的国家里，命令是最尊贵的言辞，法律是处理政事的唯一准绳。除命令以外，国家没有第二种尊贵的言辞；除法律外，国家没有第二种处理政事的准则，所以言论和行为不符合法令的都必须禁止。如果他没有法令作依据却可以对付诈骗、应付事变、谋取利益、推断事理，君主必须采纳他的言论而责求其效果。言论与实效相一致，就给予大的赏赐；言论与实效不一致，就重重地处罚。如果这样，那么愚笨的人害怕获罪就不敢讲话，聪明的人也不敢争辩。这就是所以不产生辩说的原因。乱世就不是这样：君主下达了命令，而民众就用文化学术反对它；官府公布了法规，而民众就用个人行为违反它。君主反而放弃法令而尊重学者的聪明行为，这就是世上有这样多的人从事文学的原因。言行是要以功用为它的目标的。如果磨利了箭瞎射一气，箭头也未尝不可以射中微小的东西，然而这不能叫善射，因为它没有设定具体目标。如果设定五寸大小的箭靶，在十步之远拉弓射箭，不是善射的羿和逄蒙就不能肯定射中，是因为有固定目标。因此，有固定目标，那么羿和逄蒙因为可以射中五寸大小的箭靶被称为巧射；没有固定目标，那么瞎射一气射中了微小的东西也是拙射。现在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作为目的，言论虽然分析入微，行为虽然非常坚定，也就像胡乱放箭一样。所以乱世听取言论，以不知所云为明察，以博学多文为雄辩；观察行为，以远离社会为贤能，以违抗君主为刚直。君主喜欢“雄辩”、“明察”的言论，尊重“贤能”、“刚直”的行为，所以那些制订法术的人，虽然确立了行为的标准，分清了争辩的是非，但没有人来加以肯定。因此，儒生、侠客多了，耕田打仗的人少了；“坚白”、“无厚”的辩说之词彰显了，国家的制度、法令就消亡了。所以说：“君主不明智，辩说也就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