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汉朝明君善治国

三皇五帝时代在中国各朝代读书人心中被目为黄金时代、大同世界，它之所以被人们如此向往，其原因可追溯到三皇五帝的治国方略。他们依照自然的法则有理有据地治国，他们崇敬美德并使百姓深受教化，他们的治国方针顺应民意，赏罚制度公正严明，于是天下大治，所以三皇五帝的声名才会流芳百世，被世人推为治世仁君之楷模。一代之兴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朝领导者的治国方略。

大汉天子，威名赫赫，大多善于治国。从汉高祖刘邦建汉到汉武帝开疆拓土达于鼎盛，由于一代代君王的治国方略合乎民意，这才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辉煌的大汉王朝。

汉高祖刘邦起于布衣，他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在建汉之后对百姓体贴关爱，废除了前秦很多的酷刑暴政，从而为大汉王朝的巩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高祖之后，文帝与景帝两代，为恢复长期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凋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长达数十年不征赋税，很快达到国富民强，国力更为强盛，造就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汉文帝在位23年，秉持黄老无为思想，休养生息，一切从简。他崇尚节俭，在为君的23年里，从没有增建过任何宫室园林、车骑服饰；而当臣民有不便之处时，就以国家的积蓄来帮助。他从不轻易发动战争，主张以和为贵，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文帝便招来赵佗的兄弟，给予厚赐，以德感化，最终使赵佗深受感动，改帝称臣，消弭了一场内战。大汉与匈奴曾有兄弟之约，但匈奴违约入侵，文帝派将领镇守边关，坚守不攻，因为他担心国力不足以战胜匈奴，轻易攻打匈奴最终会侵扰天下百姓。文帝在用人方面同样主张无为，以德服人。被分封到东南沿海的吴王因故与文帝不和，称病不肯上朝，文帝不仅不怪怨，还派人赐手杖给他，并传语吴王因年老可免朝。群臣劝文帝用宣吴王入朝的办法将其软禁，文帝表面听从，实际上不予理睬。郎中令张武受过吴王的贿赂，文帝知道后，不但没治罪，反而赏赐他，让他心生悔意。

继文帝、景帝休养生息酿就繁荣盛世之后，汉武帝登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全国访求、推荐优秀人才，给他们立业的机会。兴办太学，修建祠庙，改正月为一年初始，确定历法，规范音乐诗歌，修建祭天灵台，顶礼百神，赐予周朝后裔封地。申明法度，号令建制，焕然一新，做为继承人，汉武帝遵循祖先的事业，学习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风范，施展雄才大略，在改善“文景之治”时的谦恭俭朴的政策，宽政待民的风气后，才使汉王朝达到了全盛时期。

汉元帝做太子时，认为宣帝执法太严。宣帝变了脸说：“我汉家向来交错使用霸道、王道，怎么能只用仁德感化来危害政权呢！”虽然在此显现了宣帝的谋略不够远大，但他采用或宽容或强硬的办法还是有原因的。汉高祖入秦约法三章，秦人十分高兴，这是和缓刑法的好处；汉武帝重修国法，改变了百姓懒散的生活习性，这就是猛烈刑法的好处。由此看来，法治的使用要合乎时宜。所以适当时候的严刑峻法，对治国也会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的。

《左传》中说：“政策宽松，国民易散漫，应用猛烈的法令去纠正；如果太过猛烈，民众就会变得残忍，这时应再实施宽松的政策。以宽松调剂猛烈，以猛烈调剂宽松，政治才能达到平衡。”《尚书》中说：“使用刑罚要时轻时重，审时度势。”《周礼》中说：“治理新建国家应用宽松制度，治理动乱的国家应用猛烈的制度，治理安定的国家应两者适中。”所有这些都是治国方略，都以顺应自然与民意、不违法理为治理国家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律。鬼谷子所谓的“持枢”之道也说人君治世要效法天道，天之道崇尚自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顺时而行，有自己的固有规律，人君治世也要善于掌握社会自身规律，把握社会运转关键，顺应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来治国安邦，以推动社会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