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与两大流派的思想分歧
近代认识论哲学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反叛
在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之前，16—18世纪的近代西方哲学主要表现为两大派别之间的对立，一派是英国的经验论哲学，另一派是欧洲大陆的唯理论哲学。在讲英国经验论哲学之前，我们首先要对这两种哲学的基本观点进行一个总体上的比较。这两个哲学流派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在相互争论中各自独立地发展，最后又都陷入了不同的理论困境中。它们是迥然不同的两条路线，针锋相对地对立着；然而它们之间又具有某种同一性，在一定意义上又是相互依存的。经验论哲学主要在英国发展，而唯理论哲学主要在欧洲大陆传承，这两个哲学派别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相同的，即都要致力于解决真理性的知识问题，但是它们的答案却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分歧，但是这两种哲学都代表着近代西方文化的时代精神，都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反叛和超越。简言之，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近代西方哲学。
要讲近代哲学，就必须首先简要地回顾一下古代哲学和中世纪哲学。我已经多次跟大家强调，古希腊哲学主要探讨客观世界的本原，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则主要探讨人的生存状态、人的主观精神（虽然是以一种异化的形态）。古希腊哲学与中世纪哲学可以说是各执一端：一个执着于客观世界，另一个执着于主观精神；一个是完全忘我地向外看，另一个则是迷狂地陶醉于自身之中。但是，这两种哲学都没有达到自觉，都没有反思到自己是在探讨世界的本质，或者是在探讨精神本身。尤其是中世纪哲学，更是缺乏这种反思性和自我意识，所以我们把它看作一种异化的哲学。
到了近代哲学，它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两个方面有意识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合题。因此，它关注的焦点就既不是纯粹的客观世界，也不是单纯的主观精神，而是主观精神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大家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里一上来就写道：全部的哲学问题，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哲学问题，说到底就是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这个问题也同样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那么，近代哲学为什么会关心这个问题呢？因为古希腊人已经探讨了客观世界，基督教哲学家又无意识地探讨了主观精神，所以到了近代哲学家那里，就自然而然地把这两个东西联系起来自觉地加以探讨了。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整个西方哲学史发展的一个合题，就成为近代哲学关注的基本问题。
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包含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这是一个本体论问题；其二是思维与存在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这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近代哲学当然不可能绕开第一个问题，但是它关注的重点却在于第二个问题。因此，如果说古希腊哲学主要是一种本体论哲学，中世纪哲学主要是一种生存论哲学，那么近代哲学就主要是一种认识论哲学。而经验论与唯理论作为近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派别，它们的主要兴趣都集中在认识的来源、过程和真理性等问题上，它们之间的分歧也主要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分歧。
近代哲学既然主要是一种认识论哲学，那么它如何从信仰氛围浓郁的中世纪文化背景中脱颖而出，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要想突破一种信仰主义的氛围，当然就必须借助于某种与狂热信仰正好相反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怀疑精神。另一方面，既然中世纪经院哲学是一种烦琐晦涩的形而上学，那么要摆脱这种传统体系的束缚，近代西方哲学就必须确立一个新的立足点，这个新的立足点就是经验。因此，怀疑和经验就成为近代西方哲学最引人注目的基本特点，怀疑构成了近代哲学所借助的基本工具，经验则构成了近代哲学由以出发的历史起点。
当近代西方的哲学家们面对着中世纪盘根错节的神学—形而上学体系时，他们不怀疑、不批判怎么能够突破这个庞杂烦琐的思想体系？所谓“不破不立”，只有首先摧毁旧的形而上学，才能重新建立新的知识论大厦。因此，近代的西方哲学，无论是英国的经验论，还是欧洲大陆的唯理论，最初都是运用怀疑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在经院哲学的坚固堤防上砸开了一个大缺口。另一方面，经验论与唯理论作为近代产生的两种认识论观点，虽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但是它们最初的根基同样都是奠定在经验的土壤之中的。
这两派的创始人弗朗西斯·培根和笛卡尔都同样清醒地意识到，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盛行的那种纯形式的逻辑思辨是不可能产生真理性的知识的。他们在对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进行了怀疑之后，都转向了经验去寻求新的哲学出发点。在这一点上，弗朗西斯·培根所开创的经验论就不用说了，培根明确地把外在的感觉经验确立为新哲学的出发点，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一套科学归纳法。笛卡尔所创立的唯理论虽然大力宣扬与感觉经验相对的“天赋观念”，但是笛卡尔在建立他的哲学体系时同样也是从经验出发的，只不过他的经验是一种内在经验，即自我反省罢了。笛卡尔运用普遍怀疑这把利刃对一切现存的知识体系和主客观事物进行了否定，然后在对怀疑（即思想）本身进行内在经验的基础上，才确立起“我思故我在”的哲学第一原理，从而重新建构起自己的哲学大厦。
近代西方哲学所注重的经验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外在经验，另一种是内在经验。外在经验简单地说就是感觉经验，即通过我们的感官去感受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英国经验论所侧重的主要是这种外在经验。但是除了外在经验之外，我们还有内在经验。内在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自己的内心活动和情绪感受的直觉或反省。这也是一种经验，它不同于逻辑推理。比如说你现在肚子疼，这不是推理的结果，而是当下直接的感受。再比如说你像笛卡尔一样意识到自己现在正在进行怀疑，怀疑什么姑且不论，但是这种对于怀疑活动本身的反省，就是一种内在的经验，它是完全不同于理性的推理活动的。如果说外在经验是对外在事物的一种感觉，那么内在经验则是对我们内在的心理活动、情感、欲望、意志、思维的一种反省。
由此可见，培根所开创的经验论是从外在经验出发的，而笛卡尔最初却是从内在经验出发的，只是当他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后，才开始提出与外在经验相对立的天赋观念，我们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把他的哲学叫作唯理论。虽然唯理论认为只有通过理性推理获得的知识才是真理性的知识，但是该派的创始人笛卡尔最初却是从内在经验出发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黑格尔后来在《哲学史讲演录》里谈到笛卡尔哲学的时候，认为唯理论最初也是从经验的立场出发的，他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我们说，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最初都是以怀疑和经验作为其显著特点的。
尽管如此，但是经验论与唯理论毕竟是两个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它们在通过怀疑和经验——外在经验和内在经验——建构起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后，很快就分道扬镳，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派别。那么，这两派的思想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大家知道，近代西方哲学深受近代自然科学以及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与中世纪哲学完全不同的面貌。近代自然科学首先是实验科学，通过搜集经验材料和观察实验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现象，归纳总结出一般性的自然规律。同时，在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数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经典力学极大地依赖数学模型。
因此，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使得两种不同的方法都受到了重视。一种方法是通过观察实验进行归纳的方法，这是一种经验的方法。关于这种方法，你们有些人是非常熟悉的，当你们在实验室里经过反复的实验和观察，最后归纳出一般的科学结论时，你们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另一种方法就是数学演绎的方法，如果我们知道了一些一般性的原理，然后就可以根据一些普遍有效的逻辑推理程序，从一般的原理演绎出具体的结论。这样一种方法就是数学的方法，它注重的是演绎，而不是归纳，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与经验无关。
这两种方法在方向上正好是相反的，归纳是从个别到一般，演绎则是从一般到个别。但是这两种方法，即实验的方法和数学的方法，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都非常重要。近代自然科学由于同时兼备了这两种方法，所以能够迅猛地发展。但是，在近代哲学家中，由于不同的思维习惯，有些人可能更喜欢从具体的经验事实出发，通过归纳而上升到一般性的公理，另外一些人却更喜欢从一般性的原理出发，通过演绎而推出具体的结论；前者侧重于实验的方法，后者侧重于数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别正是经验论与唯理论的重要差别之一。
其次，除了方法论上的差别之外，还有文化方面的不同影响。由于地处欧洲大陆之外，英国具有相对的政治独立性和文化认同感，因此英国人的思维方式较少受到欧洲经院哲学传统的影响，对于形而上学的兴趣也不大，而是更多地关注经验事实。16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就在刚愎自用的国王亨利八世的倡导之下，成功地进行了宗教改革，摆脱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束缚，建立了具有英国特色的安立甘宗。16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又在大有作为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领导下，把资本原始积累活动推向了高潮，使得英国成为率先崛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当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人们还沉迷于狂热的信仰和晦涩的形而上学时，英国人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向了经验领域，掀起了实验科学的热潮。17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的思想都具有显著的经验主义色彩，弗朗西斯·培根作为英国经验论的创始人，一上来就确立了通过经验的归纳而获得真理性知识的认识论路线，后来英国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几乎都是沿着这条路线前进的。所以我们说，经验论哲学和实验科学之所以能够在英国率先崛起，与英国特殊的文化氛围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这种文化氛围造就了一种强调经验、注重事实的思想传统。
反之，在欧洲大陆，由于受罗马天主教会和经院哲学的影响比较深，人们的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较为深厚的形而上学气息，老是喜欢像经院哲学那样从抽象晦涩的概念出发。虽然17世纪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也反对经院哲学，但是他们对经院哲学的反叛程度远远比不上英国人。近代英国人是从自己独特的经验主义文化传统出发来反对经院哲学的，然而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在批判经院哲学时，在思想上和方法上始终难以彻底摆脱经院哲学的深层影响，因为他们的思想观念最初就是从经院哲学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因此，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总是像经院哲学家一样热衷于构建庞大的哲学体系，总是习惯于从抽象的一般原理出发。这样一种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是无法通过经验的路径来建立的，只能通过逻辑的演绎才能完成；而习惯于从抽象原理出发的思想风格又造成了一种天马行空的思辨传统。这就导致了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更加侧重于理性的演绎而不是经验的归纳，从而形成了唯理论的知识论系统。
可见，英国的经验论强调经验的归纳，而欧洲大陆的唯理论则强调理性的演绎，它们在方法论上各持一端。但是这种方法上的差异并不妨碍它们在批判对象和最高目标上的一致，它们批判的对象都是经院哲学，而它们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一目标同时也是近代哲学的最高目标——就是获得真理性的知识。既然近代哲学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追求真理性的知识就成为近代哲学——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的最高目标。
大家都知道英国经验论创始人弗朗西斯·培根的那句振聋发聩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同样，作为近代欧洲大陆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也大声疾呼，只要拥有了知识，我们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可见这两位近代哲学的开创者，其基本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大力倡导追求真正的知识，认为只有掌握了知识，才能改造世界，造福人生。但是他们所强调的知识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那些虚假玄奥的知识，这种知识不是去解析上帝的一个实体与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不是去研究亚当、夏娃有没有肚脐眼，而是关于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科学知识，这是一种可以改变世界、造福人类的真理性知识。
那么，什么叫作真理性的知识呢？经验论和唯理论两派虽然在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答案上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双方暗地里却有着一种共识或默契，那就是真理性的知识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这些知识的内容必须能够不断地扩展、不断地更新，形成一个开放的系统。众所周知，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正是这样一种迅猛扩展和频繁更新的知识系统，而与之相反的经院哲学知识则是一些一成不变的抽象教条。
第二，这些知识还必须具有普遍必然性，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不能只是一些偶然性的东西，在此时此地有效，在彼时彼地就失效了。近代的知识不同于中世纪的知识，它主要是关于自然的知识，因此是与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的；而中世纪的知识主要是关于上帝的知识，因此是与神学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中世纪的哲学家同时也是神学家一样，近代的哲学家往往也是科学家，他们所追求的知识，说到底就是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这种自然科学知识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牛顿力学的三大规律是普遍必然的，热力学定律也是普遍必然的，所有自然科学的知识都具有普遍必然性。如果缺乏这种普遍必然性，那就不是科学知识，而是神学知识了。神学知识的特点恰恰就在于神秘性，而神秘性说到底就是对普遍必然性的否定。比如说，按照神学教义的观点，一个童贞女（圣母玛利亚）可以怀孕生孩子，一个人（耶稣）可以死而复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个童贞女生孩子，也从来没见过一个死人复活，所以这些事情都被看作奇迹，而奇迹恰恰就在于它们不具有普遍必然性，是绝无仅有的神秘事件。由此可见，近代意义上的知识与中世纪的知识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思想分歧和理论困境
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把追求那种既能够不断地扩展和更新内容，又具有普遍必然性形式的知识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但是我们却发现，它们二者又各自具有自己不同的出发点，侧重于不同的方法，并且由此而造成了各自不同的理论弱点和困境。就出发点而言，虽然我刚才说到弗朗西斯·培根和笛卡尔最初都是从经验出发的，但是只有经验论始终坚持把经验作为知识的来源和起点，而唯理论只是在最初的时候运用了一下经验，然后就抛弃经验而转向了先验的东西，并且一直把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或原则作为知识的来源和起点。经验论主张人的认识活动从感觉经验开始，通过对经验材料的不断归纳，最后上升为一般性原理或公理。而唯理论则正好相反，它从所谓不证自明的天赋观念出发，通过理性的演绎，建立起庞大的知识系统。
从方法上来看，经验论注重归纳的方法，唯理论注重演绎的方法。归纳是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演绎则正好相反，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归纳往往从一些最具体的经验事实出发，逐渐概括出较为普遍的规律，直至上升到最普遍的公理。演绎则是从最普遍的公理出发，逐渐推演出一些普遍性程度较低的定理，最后下降到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从逻辑上说，经验论与唯理论所侧重的这两种方法在方向上正好是相反的，它们的出发点不同，结果也不同。
除了起点和方法上的差异之外，这两派又都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弱点，这种理论弱点随着两派观点的不断发展而变得越来越不可克服，最后竟然使二者都陷入无法自拔的理论困境之中。经验论与唯理论在相互斗争中各自坚持自己的出发点和方法，它们不断地为自己的理论修筑掩体，结果却把这掩体越挖越深，竟然挖成了一个陷阱，最终把自己埋了进去。那么，经验论和唯理论各自的理论弱点到底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就来做一点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看经验论。经验论从感觉经验出发、通过归纳而上升到一般公理的这个路数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而且一般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从逻辑上来说，这里存在着一个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大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能够从那些个别的经验事实上升到一般性的公理？
经验论的出发点是毋庸置疑的，任何具有正常感官能力的人都不会怀疑感觉经验的真实可靠性。比如说，天上这时飞过一只天鹅，所有视觉正常的人都会看到这只天鹅是白色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从“这只天鹅是白色的”这个经验的出发点上升到“天鹅是白色的”这个一般性的公理？我们通过不断地观察天鹅，第一只是白色的，第二只也是白色的，第三只还是白色的，如此下去，我们在这一生中所看到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于是我们是否就可以归纳出如下结论：天鹅是白色的？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这一结论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即使我们观察到一千只天鹅都是白色的，但是在逻辑上却无法排除第一千零一只天鹅可能正好就是一只黑天鹅。
归纳既然是从个别到一般，那么就要求归纳的对象越多越好，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却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对象。于是，在理论上就完全具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你根据n个对象所归纳出来的结论，完全有可能被第n+1个对象所推翻。迄今为止，你每天早晨都看见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但是这么多的经验事实并不足以从逻辑上证明，太阳明天必然从东方升起。这样一来，关于太阳从东方升起的理论就缺乏普遍必然性了，因此就不符合我们刚才讲到的真理性知识必须具备的那两个条件之一。
由此可见，归纳并不能得到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我们可以说归纳得出的结论具有很高的或然性，但是它却不可能达到一种逻辑上的普遍必然性）。经验论的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经验事实是确凿无疑的，但是近代认识论所要追求的最高目标，即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却是经验论所无法保证的。
经验论坚决反对唯理论所主张的天赋观念。它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觉经验，凡在理智之中的无不先在感觉之中，这就是经验论的基本原则。既然这样，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必须从感觉经验出发，通过归纳而逐渐上升到一般公理。然而，归纳却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对象，因此无法保证归纳结论的普遍必然性。
经过几位英国经验论者前后相继的发展，到了经验论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休谟那里，他就在把经验论原则推向彻底的同时，也公开承认了我们不可能获得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他甚至通过把因果联系说成是一种主观的习惯联想，从根本上否定了知识本身具有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这样一来，在休谟那里，知识就成为一堆既缺乏客观性根据、又缺乏必然性联系的印象和观念的集合体。所以康德后来批判休谟时挖苦地说道，这样的一堆杂乱无章的印象和观念还抵不上一场梦。经验论所面临的最尴尬的困境就在于，它如果要坚持经验论的基本原则（即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觉经验，凡在理智之中的无不先在感觉之中），就无法解决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它如果要想保全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又必须违背经验论的基本原则，或多或少地借助于某些先天普遍的原则。这就是经验论的理论弱点和理论困境，它的最终结果就是休谟的怀疑论或不可知论。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唯理论的问题。唯理论从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天赋观念出发，经过理性的演绎，建立起整个知识论系统。唯理论这个路数的优势在哪里呢？如果天赋观念果真是与生俱来的和不证自明的，而天赋观念通常又是指一些最普遍、最抽象的原理（如逻辑学的基本规律、几何学的基本公理以及关于上帝的观念等），那么，我们就确实可以把这些天赋的公理作为毋庸置疑的前提，依照形式逻辑的演绎规则，从中顺理成章地推演出整个知识论体系。由于公理本身是已经给定的（天赋的），而演绎推理的规则又保证了结论的有效性，这样一来，由此建立起来的整个知识论系统当然就具有了普遍必然性。
根据亚里士多德所确定的形式逻辑演绎法，如果我们从一个确凿无疑的前提出发，遵循一套同样确凿无疑的推理规则（演绎三段式），那么推出来的结论必定也是确凿无疑的。举例来说，如果我们生来就具有一个不证自明的天赋观念——“所有人都是会死的”，那么我们就能够自然而然地推论出，那个叫张三的人也是会死的，虽然他现在还健康地活着。再比如说，如果我们天生就知道3+2=5这条四则运算定律，那么当我们看到屋前有3只白狗、屋后有2只黑狗时，我们就知道一共有5只狗。这些推理的结论都是普遍必然的，不会有任何问题。这就是唯理论的优势所在，即只要它的前提没有问题，它的演绎结果一定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
但是唯理论的问题恰恰在于，它的前提本身是有待证明的。众所周知，如果演绎的前提本身出了问题，那么演绎的结论就难以保证了。还是用刚才那个例子，如果我们从“所有人都是黑色的”这个前提出发，推出那个叫张三的人也是黑色的，那么这个结论可能就会有问题。在这里，问题并不是出在推理过程上，而是由于前提本身有问题。唯理论所遇到的问题正是这样，唯理论所运用的演绎方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被它当作前提的那些天赋观念或原则的合法性却是值得推敲的。
著名的唯理论者斯宾诺莎曾经明确地表示：只有从真观念出发才能推出真观念。但是问题就在于如何保证作为前提的观念为真。在唯理论者看来，这些作为前提的观念之所以是真的，只是因为它们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而凡是自明的东西都是天赋的，这是唯理论的一个基本信念。如果你要追问：为什么自明的东西就是天赋的？唯理论者就会回答：因为自明的东西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即普遍的，而普遍的东西当然只能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刚才说过，近代知识论的最高目标是要追求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而唯理论者认识到来自感觉经验的知识不可能具有普遍必然性，所以他们就把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归之于先验，即天赋观念和原则。大家知道，感觉经验往往具有个体性和差异性，而先验的东西却是普遍同一的，正是这种先验的普遍同一性和演绎规则的必然性，保证了整个知识系统的普遍必然性。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就可以理解唯理论者为什么要坚持天赋观念学说了，因为他们要追求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就只能诉诸于先验的东西，只有先验的东西才能保证普遍性，正如只有演绎的东西才能保证必然性一样。
如果我们把唯理论的整个知识体系比作一座大厦，那么天赋观念就是整个大厦的根基。经验论者由于坚持从感觉经验出发，所以坚决反对天赋观念学说，他们把锋芒直接指向了唯理论的理论根基。然而唯理论却是一定要保住这个根基的，否则它就无处立足，它的演绎方法也就缺少了赖以展开的前提，因此唯理论就武断地把那些普遍性的公理都说成是天赋的东西。对于唯理论来说，天赋的东西是不需要理由的，因为它是普遍的东西。这里实际上已经蕴含着一种强词夺理的独断论。如果说经验论最后的结果是走向了一种怀疑论，那么唯理论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一种独断论之上的。
相比较而言，我们发现经验论的起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的推演方式（归纳法）却无法保证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唯理论的推演方式（演绎法）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但是演绎赖以展开的前提或起点却是建立在一种独断之上的。而且唯理论还隐含着另外一种危险，那就是它通过演绎而建立起来的知识系统缺乏新内容。演绎的方法是从一般到个别，这种方法固然可以保证推理过程的必然性，但是却无法使结论的内容得以扩充，因为结论已经分析地被包含在前提中了，或者说，结论永远都超不出前提。从这种意义上说，唯理论所侧重的演绎方法并不是一种发明的方法，而只是一种证明的方法。
近代知识论注重两种方法，一种是发明的方法，一种是证明的方法。发明是通过一系列实验去发现和创造那些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证明则是对那些已经知道了的东西做出进一步的说明。经验论侧重的归纳法虽然不是一种必然性的推理方法，但是它却是一种发明的方法，可以不断地扩展和更新知识的内容。而唯理论强调的演绎法虽然保证了推理过程的必然性，但是它却很难扩展新的知识内容。这样一来，就使得唯理论所沾沾自喜的那些必然性知识充其量就只是一种解释性的知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同语反复。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近代知识论除了要求知识必须具有普遍必然性之外，还要追求知识内容的不断扩展和更新。如果我们的知识永远只是停留在这种证明性知识的范围之内，始终都是同语反复，那么这样的知识又怎么可能成为征服自然的力量呢？由此可见，唯理论不仅独断地确立了天赋观念和原则，而且通过思辨性的知识演绎把整个知识系统变成了一个天马行空、自说自话的封闭系统。由于把天赋观念和原则作为获得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唯一出发点，完全否认了感觉经验的作用，唯理论发展到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就演变成一种新的经院哲学，一种极其霸道的独断论。这种独断论认为，我只需要一套天赋观念和原则，根据一些形式逻辑的推理规则，然后把房门一关，眼睛一闭，就可以推出关于世界的一切知识，甚至包括关于上帝、（作为整体的）宇宙、灵魂等形而上对象的知识。从表面上看，这种独断论似乎非常强调理性的作用，但是实际上它却把理性的作用过分夸大了，把理性看成是万能的，就此而言，它实际上是以一种非理性的态度来对待理性。
如果说经验论过分地贬低了理性，那么唯理论恰恰是过分地抬高了理性；二者一个表现了理性的卑微，一个表现了理性的狂妄。近代知识论的最高目标是追求既具有普遍必然性形式又具有扩展性内容的科学知识，然而遗憾的是，经验论和唯理论各执一端，最终都走向了不同的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康德应运而生，康德所要担负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去实现经验论和唯理论都未能实现的最高目标。因此，康德的知识论所要追问的核心问题就是，既具有普遍必然性形式，又具有扩展性内容的知识何以可能？这个问题，用康德自己的术语来表述，就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
讲到这里，我已经从总体上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概观做了一番分析，下面我们就进入英国经验论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