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继承人位置的争夺
毛泽东逝世后争夺继承人的斗争，实质是在毛泽东身后中国走什么道路之争：是原封不动地接受毛泽东的遗产、坚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破冰前进，把中国引向现代化？
如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接班人是顺理成章的。北京高层人士间的传说不能说没有根据：江青任中共中央主席，张春桥国务院总理，王洪文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毛远新当然也是一颗有实权而且有更大前程的新星。这个班底恐怕也不是他们自己的梦想，一定是符合当时最高权力的意志。当时不仅没有人敢否定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报刊上每天都在宣传这种理论。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务实派没有话语权，他们虽然心里否定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说不出口。毛泽东虽然把华国锋放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但这只是一种折中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平息这场斗争。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９月１１日到９月１７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七天的吊唁仪式。参加吊唁和守灵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从守灵人的阵容可以看出，两种政治势力同时汇集在毛泽东遗体前。这些脸上显得十分悲戚的人们，心里各自盘算着如何击败对方。在哀乐缭绕的悲痛气氛中，双方开展了频繁的幕后活动。
“四人帮”不让权力落到务实派手里，想把权力抓到手。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但是，在他们内部，看来还没有一个协调一致的夺权策略。
华国锋决定粉碎“四人帮”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强了对华国锋的攻势。此时的政治局常委只有四个人：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已让叶剑英“养病休息”，在政治局常委中，华国锋受到王、张两人的钳制。所以，华国锋不开常委会，而是召开常委扩大会，并且尽可能让叶剑英、李先念参加。
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次会上江青说：“今天的会议忽略了一件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在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不抓这件大事，就是对主席不忠。如果让邓小平复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跟在江青之后，逼华国锋表态。华国锋说：“对邓小平当然要批下去。但是，现在首要的是研究治丧问题……”江青说：“治丧当然要搞，但是批邓决不能停止。批了快一年了，批而不倒，很不得力！我建议现在就研究邓小平问题，政治局作个决定，立即开除邓小平党籍，以绝后患！”叶剑英说：“江青同志，请你冷静一下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治丧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很多，但第一位的事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重要的是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华国锋说：“是啊！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好地团结在一起，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９月１２日，江青给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华问讨论什么问题，江不明确回答。华问什么人参加，江青指定不要叶剑英参加，要毛远新也参加。会一开始，江青就要求把毛泽东的文件和书籍交给它和毛远新清理。她说，她是主席的妻子兼秘书，由它整理是理所当然的。还说，列宁的文稿是以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为主整理的。汪东兴说：“主席的文件不是讲好要封存吗？现在保存遗体问题还没有解决，没有时间清理！”江青看到华国锋不表态，就说：“这样吧，文件还由小张保管。它为人可靠，让她给我当秘书吧！”小张是指张玉凤，是毛泽东晚年的秘书。华国锋、汪东兴不同意。江青就闹了起来。华国锋宣布散会，他说：“今天的会，连剑英同志都没参加，不算常委会。下次他来了，人到齐了再讨论。”江青正要发作，张春桥阻止了她，对大家说：“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我们分不出手来，先叫毛远新帮小张清理一下嘛！”江青支持张春桥的意见。华国锋没有同意。会议开了四五个小时，最后华国锋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材料、文件和书籍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
“文件大战”并没有就此结束。９月２１日，中央办公厅清查文件时，发现江青、毛远新以“看一下”为名，从张玉凤那里拿走两份文件没有退回。一是江青同外国记者谈话的记录副本，另一个是１９７４年毛泽东在武汉与杨得志、王六生的谈话记录稿。汪东兴等人认为，这是两分带有重要机密的重要文献，他们找江青等索回，开始不给。费了一番周折以后，江青交回了文件，但提出了一个条件，要华国锋看后正式批给王洪文、张春桥传阅。华国锋没有理睬。从江青等交回的文件看，他们已经对文件进行了删改，向有利于他们方面删改。
江青得知中央办公厅封存文件的消息，深夜两点种给华国锋打电话。说封存文件占了它的房子，大哭大闹，说：“主席尸骨未寒，你就要赶我走吗？”为什么对毛泽东留下的文件进行“大战”呢？显然，都想争夺继承人的合法性。想从这些文件中得到自己合法继承、打倒对方的根据。谁得到了这些文件，谁就可以得到有利于自己的根据。毛泽东留下的文件中到底有些什么与此有关的内容，恐怕是永远揭不开的秘密。
“四人帮”等在这些老元帅面前，深感没有武装的危险。他们在军队里也有人，但不一定指挥得动。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就是一个。丁盛听说毛主席病危，特意到上海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我在南京很孤立，准备被杀头的，因为有的军不听我的。……这个军从南京一直摆到苏州，发生什么事情，对上海是一个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四人帮”知道军队多数听老帅的，就抓“第二武装”。所谓“第二武装”就是工人民兵。经过丁盛催促，马天水批准上海民兵指挥部突击发放武器，到八月底就发出了７万多件。９月２１日，王洪文悄悄回到上海。大力督办“第二武装”。实际上，几年来上海动用地方经费３０００多万元，制造了大量武器。９月２３日，王洪文打电话给上海的王秀珍：要提高警惕，斗争还没有结束。他宣称上海要搞４０万民兵，要有４０万支枪，还要用大炮武装民兵。
９月２８日，张春桥派秘书肖木去上海。通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
９月２９日，晚１１点。政治局会议。华国锋主持。研究主席逝世后的国庆节怎么过的问题。江青首先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怎么办？”它还批评华国锋在保定问题上优柔寡断。王洪文和张春桥提出要加强集体领导，要安排江青的工作。华国锋心里明白，江青已经有工作，何须再安排？他们的意思是想让江青当党中央主席。叶剑英、李先念等坚决反对，“四人帮”的意见被否决。
第一个议题失利，他们又提出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他的父亲毛泽民也是共产党的高干部，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毛泽东把他当亲儿子看待。１９６４年，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学的时候，放暑假回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同他谈到青年人的成长问题。后来《毛主席同毛远新同志的谈话》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国大学生传达。从这时起，毛远新的名字就被人们所熟悉。文化大革命后期，毛远新当了沈阳军区政委，成了东三省的实际上的一把手。毛泽东晚年，把毛远新调到身边，作为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他是能接近毛泽东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在政治上站在“四人帮”一边。毛泽东逝世了，联络员无事可做了。“四人帮”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当然希望毛远新留在北京。华国锋明确表示，同意毛远新回辽宁。江青很生气地说：“毛远新应当留下。还要他处理毛主席的后事！”华国锋寸步不让。他说：“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怎么现在又让毛远新留下来处理后事呢？”双方意见相持不下，争论激烈，会议一直拖到凌晨。大家疲惫不堪。华国锋让叶剑英、李先念等年纪大的先走了，会场只剩六七个人。江青等人一会儿说毛远新不能走，一会儿说要召开三中全会。等他们话说完了，华国锋问江青：“你究竟想要干什么？”江青说：“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报告。”华国锋最后以主持人的身份说：“会议开到这里，不要再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他说：“由于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在，三中全会问题根本不能讨论。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就站起来宣布散会。（范硕：《叶剑英在１９７６》，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５，第２５９－２６２页）
在这一场斗争中，“四人帮”除了掌握舆论工具以外，在务实派面前，显得水平低下，力量薄弱。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他们都不是务实派的对手。如果说他们在战略上的错误是，把本应当团结的文革中的受益者推向了对立面，那么，在战术上的错误在于，在毛逝世后他们全都留在北京，在政治聚光灯下明目张胆地进行夺权。他们这样有恃无恐，也许真的有北京高层人士传说的那个遗嘱的名单。
华国锋面对“四人帮”的威逼，除了正面顶回去以外，也在密谋对策。首先提出对“四人帮”采取强硬措施的是原康生秘书李鑫。华国锋听了李鑫的话先和李先念通了个气，然后采纳了这样的建议。李先念、汪东兴支持华国锋这样做。
汪东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此人和“四人帮”在政治理念上不见得有多大分歧，但毛泽东晚年不见江青，都是汪东兴挡的驾。作为一个女人，江青恨汪东兴。汪东兴也知道，毛死后，江青有可能执掌更高的权力，这对他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采取果断措施“解决”江青，汪东兴很支持。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主管“大内”的一切，解决“四人帮”问题，有他参加方便很多。
需要说明的是，粉碎“四人帮”谁是主要的决策者，在很多记述中和事实真相有出入。有些记述说叶剑英元帅是主要决策者，华国锋是被动的。李先念1977年说：“去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这是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李先念文集》1935－1988，人民出版社，第311页）在收录这篇讲话的后面有一个注释（注157），原来也写成叶为主华为辅，为此李先念大发脾气，后来才改写成以下文字：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九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话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后经他们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当时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于10月6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实行隔离审查。（《李先念文集》1935－1988，人民出版社，第518页）２００１年３月，《李先念传》编写组发表了《一则重要考订》，“考订”中说，这条注解中的9月21日和月24日应为9月11日和9月14日。（载《党的文献》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７３页）９月１１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他离开毛主席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打电话：“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华国锋驱车到李先念家里，一进门就紧张地说：“我可能已经被跟踪，不能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那几个人的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即匆匆离去。当天，华国锋还找汪东兴商量此事。汪东兴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北京，第２３５页）
９月１４日，李先念借去北京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二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有交谈过，互不摸底，经过一段交谈以后才转入正题。两人一拍即合。叶剑英也多次讲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领导的。
华国锋对他的老朋友张根生是这样说的：“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９月１０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为提防’四人帮’觉察，李先念于１３日借去西山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去了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有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我的意见和派他来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态度，但并未深谈。”（张根生：《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载《炎黄春秋》２００４年第７期）
张根生和吴德两个人说的时间和地点都不一致。华国锋让李先念去找叶剑英，吴德说是９月1１日，华国锋主动到李先念那里，张根生说是９月１０日，华国锋把李先念叫到自己家里。到底哪一个说的正确？我请教了军事科学院的军史专家李维民将军，他当即打电话询问了《李先念传》写作组的朱玉，朱玉根据李先念当年的记录回答说：吴德的回忆是正确的。当然，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叶剑英事先做了很多酝酿工作。
叶剑英西山串联邓小平下台以后，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派，显得十分张扬。他们把舆论机器开足了马力，对务实派进行“狂轰滥炸”。不知他们是否知道，他们的政敌早就准备对他们下手了。
事后披露的两件事可以看出，务实派和元老派对“四人帮”已经怒不可遏。一件事是王洪文、张春桥截取了许世友将军的儿子写给其女友的一封信。这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罗、付藏手枪的事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讲，我看他们是在准备行动了。前几天我见到爸爸，他对我说，主席逝世后，中国可能要发生内乱，主要是争夺最高领导权。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北上，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统统杀掉。爸爸说，这些上海帮坏透了，靠着有主席撑腰，恃权仗势，横行霸道，干尽了坏事。现在主席没了，他们也快完蛋了。爸爸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成不了大气候。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这里的罗、付是指罗瑞卿和付崇碧两位将军。“四人帮”看到这封信以后，十分惊恐，他们和毛远新商量，准备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到北京，但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另一件事是与纪登奎（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儿子有关。１９７６年初，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望他。其中谈到，现在政治局是新、老派之争，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因为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这个信息很快传到河南省。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周明英，想通过新华社渠道反映到中央去。总社主持工作的解立夫把他写出的材料转给了姚文元。姚文元看了后考虑再三，把它压下来了，再没往上转。后来从姚文元处抄家，抄出了这封信。周明英为此成为河南省的重点清查对象。
以上，第一件事当时军队里的干部很多人都知道。第二件事新华社的老记者大都知道。
邓小平下台之后，叶剑英虽然被迫“因病休息”，停止他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但名义上他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他有合法的地位，加上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对他很尊重，叶剑英实际上还控制着军队的实权。他就很自然成了务实派和元老派私下串联的中心。叶剑英住在远离市区的西山。他利用西山这个隐蔽所，同不少人进行了秘密交谈。有时约进来，有时走出去。和他谈话的有谭震林，康克清，耿飚，李强，罗青长，熊向辉，王诤，杨成武，必业，华楠，刘志坚，李德生等。接触最多的是粟裕，宋时轮。这些都是军政要人，在党内、军内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还在毛泽东病危时，肖劲光大将就到叶剑英处，说得想个办法，把江青、张春桥搞掉，不然毛主席身后他们掌了权，党和国家就糟糕了，并建议下令调集军队，采取分割围歼的办法，把江青、张春桥等抓起来。叶剑英沉思良久，摆了摆手说：主席病重，现在还不是时机。（《肖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版社，北京，１９８４，第３５１－３５２页）活跃在这些老人之间的是王震。他经常到各家串门，传递信息，商量对策。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王震多次到叶剑英那里去谈话。一次谈到“王、张、江、姚”时，王震问叶剑英元帅：“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剑英不动声色，只是做了一个手势。王震想了想，终于领会了意思：毛主席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要等待时机。（范硕：《叶剑英在１９７６》，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５，第２７４页）毛泽东逝世以后，务实派和元老们接触更频繁了，讨论的问题更具有实质性。毛泽东逝世后这一段时间，叶剑英从西山搬了下来，住在小翔凤。在王震事先串联的基础上，邓小平选择了一个最佳时间，以“上街看看”为名，悄悄来到小翔凤叶剑英的住处。他们对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
经过王震串联，叶剑英派车把陈云接到西山。陈云见叶第一句话就说：“这个局势怎么办啦？”叶说：“现在各方面的情况很复杂，主席刚逝世，弯子难转啊！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才好，震动要小一些。”邓颖超先到小翔凤，同叶剑英交谈过一次。后来又到西山会见叶。叶把自己的想法全部向它交底。邓颖超说：“比较难办的就是那个‘演员’。这个人最会演戏，它会利用和毛主席的关系扮演角色，演出一场‘贺后哭殿’。它还会利用群众对主席的感情，倒打一耙，嫁祸于人！”叶说：“是的，不过，对付这个‘三点水’也不难。解铃还需系铃人。主席生前不是多次严厉批评过他吗？只要把事实真相全部公布于众，它的戏就演不下去了。”邓颖超说：“还有那个‘眼镜’，诡计多端，也很难对付。”叶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担心的是上海的‘第二武装’，还有北京的民兵指挥部。不过，只要三军巍然不动，他们那一点‘御林军’成不了气候。”邓颖超说：“叶帅，你说力争合法，这是上策。要合法，有一个人首先要站出来。”它指的是华国锋。（范硕：《叶剑英在１９７６》，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５，第２１１－２１２页）邓颖超期待的事终于出现。９月１４日，华国锋派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了要抓“四人帮”的意见。以后华国锋和叶剑英还直接商谈过几次。华国锋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
投鼠忌器叶剑英多次谈到“投鼠忌器”。意思是老鼠爬在贵重的瓷器上，想打老鼠，又怕打坏了瓷器。“鼠”是指江青，“器”是指毛泽东。１９３７年毛泽东和他的第二位妻子贺子珍婚姻破裂。１９３８年11月，24岁的江青和45岁的毛泽东结为夫妇。应该说，他们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温馨的家庭生活。还生下了一个被毛泽东视为宝贝的女儿。进入北京以后，江青很少抛头露面，只是担当一个妻子的角色。当时到他们家作客的人对江青还有比较好的印象。也许她以当第一夫人为满足，并不想有所进取；也许这时她深藏不露，是有更大的野心。从它的一首诗看，后者的成分要大一些。（这首诗是：“江上有青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毛泽东和江青在生活方面并不协调，有时还闹些矛盾。后来还长期分居。但是，在政治上毛泽东还是把江视为亲信，关键时刻让江青出来帮他。
由于“大跃进”的失败，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０年，全国各地饿死人以千万计，１９６１年还在继续饿死人。面对严峻的形势，１９６１年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对策。在这期间毛泽东为江青拍摄的一张照片提了一首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还写了“赠李进同志”，李进是江青的别名。这首诗表现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情，也表现了毛泽东和江青的亲密政治关系。
建国以后毛泽东处理的不少重大政治事件，都有江青参与。
１９５０年３月到５月，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放映。江青看了以后，认为“这是一部卖国主义的片子”。江青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等不同意江青的看法。没有掀起批判。但事隔１６年以后的“文革”中，毛泽东还重提这件事。并因刘少奇当年反对批判《清宫秘史》，而成为刘少奇“卖国主义”的一条罪证。
１９５１年，江青看了电影《武训传》，它认为这部电影“有严重问题”。而社会上认为这部电影不错，《大众电影》杂志还把这部电影列为１９５０年１０部最佳国产片之一。这次又是毛泽东支持了江青。毛泽东还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文化界掀起了一场政治运动。
１９５４年，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上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批评了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江青发现了两位年轻人的文章，就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认为不错，他让江青出面，令《人民日报》转载。但是，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没有在《人民日报》上转载，理由是“党报不是自由争论的场所，”最后达成妥协，在《文艺报》上转载。这使毛泽东大为震怒，他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信，从而开展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运动。
建国以后，江青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第一露面是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９日。这天下午，毛泽东接见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夫人。江青以毛泽东夫人的身分出现。９月３０日的《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刊出的接见照片上，毛泽东同苏加诺夫人握手，站在二人中间的江青在微笑。据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政治局提出了一个限制条件：20年内，江青不得以毛泽东主席夫人的名义参加政治活动。如果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这次露面是一次重要突破。不过，这时已经过了24年了，政治局的限制期限已过。江青公开步入政治，是在１９６６年２月，林彪元帅委托它起草《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据说，这不是林彪的本意，而是毛泽东的安排。在这之前三四年，她搞过现代京剧“样板戏”，开始插手文化工作。江青插手文化工作是得到毛泽东的首肯的。六十年代，毛泽东对中国的文化工作很不满意，私下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江青在文艺界这些活动是和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合拍的。事后人们才知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准备。也就是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江青是比别人较早了解的。不仅了解，而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早地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例如，拉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组织人写成的。江青先在北京找人批判《海瑞罢官》，没有得到支持（据说是找李希凡写，李找一个藉口推脱了），再到上海找张春桥（张曾写了一篇受到毛泽东称赞的文章：《论资产阶级法权》），张指定《解放日报》编辑姚文元按江青的意图写成。毛泽东在政治上对江青的信任还表现在一封信上。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毛泽东在武汉给江青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是这样写的：江青：６月２９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上海）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６月１５日离开武林（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韶山滴水洞）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２８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已有１０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注：指林彪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这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都。叹道：世无英雄，致使竖子成名。鲁迅曾对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的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难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之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过这两句话。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对于朋友的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有什么用呢？我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讲得更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半年，我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三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多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接近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我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的区别。此事现在还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说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
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有多次扫除。所以我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能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决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20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们就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得了。但这20年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９０％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于一时，左派则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中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1966年7月8日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不是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如此重大的问题，可见毛泽东在政治上对江青何等信任。我们当时听传达时，在座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对形势作如此严重的估计，是“打倒一切”的认识基础。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到２１世纪，有资料说，这封信是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在林彪摔死后假造的。假造这封信的目的是想说明毛泽东对林彪早有察觉，以证明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洞察一切”。即使如此，在毛泽东健在的时候，他们假造这封信，毛泽东默认了，也说明毛泽东对江青的信任和放纵。江青走上政治舞台，从一名普通党员，变成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要职的“中央首长”，不能没有毛泽东的默许甚至支持。
在１９６６年以后，一些中央领导人，争先恐后地对江青进行过分的赞扬，除了林彪、陈伯达、康生等人以外，周恩来也参加了过分赞扬江青的行列。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０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一次十万人的大会。周恩来在会上说：在抗日战争初期，江青同志到了延安，成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的战友、勤恳的学生。它确实是紧跟毛主席的著作和思想……所以，我们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我们要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对自己妻子如此没有分寸的赞扬，毛泽东没有制止，实际是纵容了。为什么中央高层领导人这时突然争先恐后地“大树特树”江青呢？这中间恐怕有不为人知的背景。这个背景一定是毛泽东有什么意思，这些高层领导人心领神会了，才掀起了赞美江青的“大合唱”。江青很充分地利用了毛泽东和它的这一特殊关系。不管在什么公开场合，它总是用它那很尖的嗓音，高声对听众说：“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你们……”直到在若干年后对它公审时，它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是毛主席的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咬谁呢？咬那些毛泽东认定的“反党分子”、“牛鬼蛇神”。当然，它也要乘机咬它自己的仇人，咬妨碍它夺取权力的人。在毛泽东晚年，毛泽东也担心江青利用和他的特殊关系，干出不得体的事。因此，他申明：“它不代表我，它代表它自己。”毛泽东对江青过于专权也很忧虑，所以他多次批评江青。１９７４年，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回信中写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岁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不管毛泽东和江青之间有多少恩恩怨怨，江青毕竟是毛泽东的夫人。毛泽东批评过江青等人，但这些批评是恨铁不成钢。毛泽东说过“四人帮”这个词，但他说的“四人帮”，不是指他们是一个反革命帮派，而是希望他们不要搞小子，团结更多的人来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恰恰当在这一点上，江青等犯了致命的错误。当时在政治局委员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他们中间虽然有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有些看法，但他们不会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如华国锋、李德生、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和倪志福。江青等人自己搞小子，排斥这些人，从而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在毛泽东逝世的那天凌晨，住在一侧的江青闻讯赶来，头发散乱，神情紧张，一进门就扑在毛泽东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呀！”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这里有夫妻难舍之情，更有失去政治靠山之悲伤和恐惧。
在９月１８日的追悼会开完后，新华社的电讯稿着意描述了江青的花：“江青同志敬献的花放置在毛主席的遗像前，花圈由栩栩如生的葵花、嫩绿的玉米、金黄的麦穗和谷穗，以及果实累累的白色文冠果花组成。”先下手为强９月２１日，聂荣臻元帅通过代总长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版社，北京，１９８４，第８６７页）
先下手为强。这不仅是聂荣臻元帅一个人的想法。华国锋、叶剑英也准备这样做，并作了周密部署。据华国锋1999年3月9日对原广东省委副书记张根生说，促使他早下决心的，是解放军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张某到坦克6师进行活动。
张某是张春桥的弟弟。
粉碎“四人帮”中，李鑫起了一定的作用。李鑫，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都有要职。“四人帮”想在中央警卫团找一个自己的人，张春桥看上了李鑫。因为李鑫是康生的秘书。张春桥把李鑫引见给江青。李鑫表示：“我一切听从江青同志的指挥！”江青和张春桥向他了解中央警卫团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情况，政治局委员的居住地点和警卫布置情况。并交待李鑫每天用红机子向江青报告警卫部队的活动情况。李鑫表示同意。江青和张春桥十分满意。江青赞扬张春桥选上了一个忠诚能干的人。可他们没有想到，半个小时以后，李鑫把江、张同他谈话的内容全部向汪东兴作了汇报。汪东兴连夜报告了华国锋，促使华国锋利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在这以后，李鑫利用“四人帮”对他的信任，继续和“四人帮”保持联系，并把得到的情况向华国锋这边报告。１０月４日早晨７时，李鑫向华国锋报告，毛远新从沈阳调来的两个师已经到了山海关一线，如果北京有情况，一天就可以赶到。其实，他们不必担心。叶剑英早就把２８军调到了塘沽一带，封锁了入京的水陆交通。叶剑英得到李鑫的情况以后，还是立即命令李德生把这两个师火速调回原地。
在采取行动之前，汪东兴向执行任务的警卫战士作动员时，对战士是这样说的：“……江青等人趁毛主席逝世之机，阴谋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当时，“复辟资本主义”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在政治斗争中，都要把这个大罪加在对方头上。
１０月６日下午，叶剑英在西山接到电话，通知他晚上８点到怀仁堂开会，请他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吃过晚饭，他带上一名警卫参谋，驱车直奔中南海。
怀仁堂和往常一样，灯光闪烁，肃穆安静。只有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担任警卫。叶剑英的车７时达。警卫员和司机都安排在一间房子里休息。只有开会的人才能进入怀仁堂。
这一天下午，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接到通知：到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并通知，主要内容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和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姚文元不是常委，但这个会涉及文字工作，理所当然地要请他来。没有通知江青来，它不是常委，也合乎常情。实际上江青是特殊人物，需要单独处理。
叶剑英只身进入怀仁堂，只见华国锋、汪东兴已经来了。他们见面时以目示意，没有讲话。这天的怀仁堂里搬走了所有的桌椅，显得十分空旷。中间一扇屏风把大厅一分为二。在屏风前的一半大厅中只摆了两个高背沙发。叶剑英和华国锋分别坐在这两个高背沙发上。汪东兴和警卫躲在正厅的屏风后面的两侧，注视着门口。７点５５分，张春桥到达。他夹着皮包，大摇大摆地进来了。突然随身警卫被留在门外，他感到与过去不一样，就连声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还不等他弄清发生了什么事，行动组负责人纪和富带着几个人迎了上去，“保护”他进了正厅。他迈进门坎，环视厅内，想寻找自己的座位。看到厅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只有正襟危座、目光严峻的叶剑英和巍然直立、满脸怒气的华国锋。张春桥这才明白自己已经成了阶下囚。他正要申辩，只听华国锋严肃地说：“张春桥你听着，你伙同江青、王洪文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接着宣读了事先写好了的“隔离审查”的决定，郑重宣布立即执行。张春桥没有作任何反抗，就被带走。接着进来的是王洪文。他一跨进门，行动组的另一个负责人带着几个卫士从旁边走过来把他扭住。王洪文厉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他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被制服。警卫人员扭着他的双臂带进正厅。华国锋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喊一声，挣脱了警卫人员，象一头发狂的野兽，从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剑英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剑英的脖子。因为双方离得太近，汪东兴不便开枪。警卫人员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带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地把他抬出门，推进汽车拉走了。姚文元姗姗来迟。大家正在着急之际，他来了。他早希望开这个会。在接电话通知时他还说：“早就该开这个会了。”今天不知因什么事动身晚了，临走时忘了叫警卫，连帽子也没带，就夹上皮包，跨进汽车，匆匆赶到中南海。他到怀仁堂后，没让他进大厅，只在东廊的大休息室里待命，没由华国锋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而是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副团长宣布的。（华国锋1999年3月9日对张根生说，姚文元也是他宣布的决定）他听完后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是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在怀仁堂解决王、张、姚三个人的时候，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领一个行动小组，来到中南海万字廊２０１号。行动小组里有两名女警卫。江青看到几个不速之客，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张耀祠向它宣读“隔离审查”的决定。
江青听后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沉着脸，双目怒视。然后慢慢地站起来，从腰间解摘下了一串钥匙，再拿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启”，把钥匙装在里面，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在同一时间内，在毛远新的住处颐年堂后院。毛泽东的卫士李连庆出现在门口。他和毛远新是老相识了。毛远新的妻子在辽宁，这里只有给李纳看孩子的一位老保姆照顾他的生活。李连庆来时他正在一个人看电视。他看到李连庆穿着军装，后面还跟着几个军人，感到有些异样。他问：“老李，有什么事吗？”“准备给你换个地方住。不要住在这里了。”李连庆回答。
“那要收拾一下，要带点东西。”“不必了，什么也不带，现在就走！”这时毛远新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站起来质问自己的老熟人：“啊！你来抓我？”“不是我来抓你，而是我奉命来向你传达一件事情。”接着，李连庆向毛远新宣读了对毛远新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毛远新没有反抗。几个军人搜出了他的手枪，把他带走了。
解决了江青和毛远新的消息很快回报到怀仁堂。叶剑英高兴地说：“好！没有放一枪，实在太好了！”与此同时，北京卫戍区还对迟群、谢静宜、于会泳、刘庆棠、庄则栋实行隔离审查。在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时候，华国锋等首先控制了广播电台、新华社等重要舆论单位。
10月6日晚，华国锋把耿飚找到中南海，先让他看了两张复印的纸条，纸条上是毛泽东的手迹：“你办事，我放心”、“不要招急，慢慢来”，然后要求耿飚带部队进驻中央电台和北京电台。耿飚连夜赶到中央广播电台，直奔总编办公室，广播电视部长邓岗正在那里。耿飚拿出华国锋的手令给邓岗看。让邓岗通知所有的副手，带着行李卷住到总编办公室，不能回家。要求他们检查明天要播的录音带，凡是有“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一律剪掉。耿飚要他们交出直室的钥匙。耿飚对邓岗说：“你执不执行我的意见？你如果不执行，还可以给姚文元打个电话。”邓岗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说：“不必了，我想原来的电话已经不通了。”当时直播室的钥匙由办公室主任杨兆麟保管。他不敢轻易交出。
耿飚说：你不交出来我就派战士守在门口，谁也不能进去。看了华国锋的手令以后，杨兆麟马上把钥匙交出来了。与此同时，耿飚把北京广电台的党委书记赵正晶找去，一切按中央广台的作法办理。耿飚是带着很强的敌情观念到中央广播电台的。为了安全，他们吃的食品，喝的水都是从外面带进去的。
新华社是第二天由一个“五人小组”接管的。时任北京分社社长李普是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另外四人是：郑屏年（某军政治部主任）、徐贵年（李先念秘书）、杨家祥（通讯兵军官）、黄兴汉（康生秘书）。10月7日李普吃午饭时电话铃响了。李普夫人沈容拿起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问：“这是李普家吗？”沈容说：“是的，您是哪位？”对方说：“我是39局，中组部＊副部长请李普同志说话。”李普接过电话说：“我正请病假在家。”对方说：“我们知道，请您今天下午到紫光阁开会。”李普到了紫光阁，会议由纪登奎和苏振华主持。纪登奎先让大家看了“你办事，我放心”和“不要招急，慢慢来”两个复印件，向他们透露了对“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的情况，交待了接管新华社的任务。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派迟浩田等人接管了人民日报。
１０月６日晚，“四人帮”刚一解决，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立即上玉泉山号楼开会。晚１０点，人已到齐。出席会议的人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１１人。第二天凌晨４时才散会。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叶剑英向大家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和意义。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一致通过华国锋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事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等由汪东兴电话通知并征求意见。
１０月７日，上海的马天水到北京开会，一听传达，认为这是“宫廷政变，右派政变”。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得到消息后，在８日晚上开会，准备动员“第二武装”和北京进行军事对抗。１２日，中央将徐景贤、王秀珍叫到北京，由政治局出面，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集体谈话，让他们回去做工作。１３日他们回到上海，不再讲武装斗争，而是讲“搞合法斗争”。后来，中央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上海接管了权力。邓小平一家听到这个消息表现如何呢？毛毛在它的书中生动描述了它的丈夫贺平从外面得知消息后的情况：１０月７日，贺平得到消息后，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回到宽街，把消息告诉我们全家。他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看到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在那个时候，我们怕家中有窃听器，因此凡有重要事情，都会用一些防窃听的方式悄悄地说。我们大家－－父亲、母亲和当时在家的邓林、邓楠，还有我－－一起走到厕所里，再大大地打开洗澡盆的水龙头。在哗哗的流水声中，我们围着贺平，听他讲中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又太大，经常因没听清再问一句。“四人帮”被粉碎啦！这是真的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听到精采的场面，我们三个姑娘兴奋得跳起来了！我们的心怦怦地剧烈地跳动着，跳得连我们自己的耳朵都能听见。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都涌上心头。父亲十分地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我们全家人，就在这间厕所里，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解气地怒骂着，好像用什么方式也无法表达心中的振奋和喜悦。（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２０００年，第５２３页）
１０月１０日，欣喜的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全文如下：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能不令人欢欣鼓舞呢？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有希望见天日，他的欣喜之情是很自然的。他写信写华国锋是想得到重新工作的机会。事实上，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元帅就提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不久，叶剑英又把邓小平一家人接到西山居住。为了让他熟悉情况，还以别人的名义，秘密地按期送一套文件。１０月７日到１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向他们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１０月１８日，中央向党内发出了《中共中央文件（１９７６）１６号》，正式向全党通报了这件大事。１０月２０日，文件传达到所有群众。事实上，在这之前消息已传得家喻户晓。大多数人感到轻松，感到高兴。中国人来看不惯“后妃专权”，江青以第一夫人的身分到处指手划脚、发号施令，早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所以，对它被捕，同情者少。
１０月２日，北京１５０万军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以后几天，全国各大城市也组织了大规模的庆祝游行。郭沫若写了一首打油诗，当时流传甚广：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
．．．．．．在游行队伍中，有人敲着竹板，用快板书的形式，朗诵着这首打油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