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跨世纪前后的中国状况

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和毛泽东逝世时大不相同。在跨入新世纪前后，中国的状况有以下特点：第一，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崩溃，但其影响还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建立，但还很不完善。自1978年开始，中国经了近20多年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1992年又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基本消失，政府不再下达指标、管理生产、制定价格、不再分钱、分物、分人。中国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

到跨世纪期间，市场机制已经在多数经济领域起着主导作用或者重要作用。但是市场化进程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还很不平衡。

就行业来说，在制造业、建筑业、公路交通业、国内贸易、房地产业、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市场竞争机制已经取得了主导地位。在农业中还有部分农产品（主要是粮食）在价格和市场进入方面没有完全放开。铁路、电信、电力、金融、保险、国际贸易的某些方面还仍旧处于国有企业垄断、半垄断状态。

要素市场的发育落后于产品市场的发育，特别是金融部门市场化改革滞后。银行利率固定，不能随行就市。几家大型国有银行吸收了全部存款的70%以上，近80%的银行贷款投向国有企业，其中有较大的部分形成呆、坏账，私营企业几乎得不到贷款。

对各产业、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数量表达，陈宗胜、樊纲、王小鲁、李晓西等经济学家，各自用不同的方法算出了不同的数据。下面引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数据供参考：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五”估计可达到45％，“十五”预计达到65％；（注：”五”即第个五年计划期间，即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０年；”十五”是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年。）

资金的市场化程度“五”为45％，十五预计为60％；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五”末达60％，“十五”末达75％；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五”末可达65％，“十五”末可达75％；综合以上对劳动力、资金、生产、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分析（其中在综合中赋予劳动力较大权值，因为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再考虑到我国庞大的政府机构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如主管部门管理、现金管理、专卖管理、人事及劳动管理、各种社会团体介入、国际收支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管理、卫生防疫管理、计划生育管理、街道办事处介入、市容管理、交通管理、市政管理、计划管理等等行政管理过于庞大。我国经济的总体市场化程度不会超过50％，大致在45％－50％。由此可以估计，“五”末达到55％，“十五”末可达到65％－70％。

需要指出的是，处于行政垄断地位的铁路、电信、电力、金融、保险等行业，出于本身利益，通过种种形式让国家出台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如限制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进入，以保持它们的垄断地位；这些行政垄断行业，在金融、财政、税收上获得最大的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处于劣地位。一些高干子弟和其他有权力背景的人，在这些垄断行业起着呼风唤雨的作用。

由于市场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计划经济的思想还大量存在，上世纪８０年代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不同选择的斗争还在继续，但不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部分。

第二，无产阶专政还在坚持，但已经松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对于“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行还是像过去一样给以打击。但打击的手段、方法，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血腥。例如，在毛泽东时代，对不同政见的人是用“杀、关、管、批”的手段；现在，如果出版了和中共中央看法不一致的书籍，不批作者，不批文章，而是以种种技术上（如“没有送审”、“超越该出版社会的出版版范围”等）的藉口处罚出版社。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虽然经常批评这本书，批评那篇文章，但是他们心里明白，这些被批的书（黄色的、腐朽的除外）说的是实话，讲的是真理，如果自己出面批这些书，会留下对自己不利的史记录。所以，他们发禁令常常不发正式公文，而以口头形式，以免留下文字凭据。他们的这些批评，多是职业行为，是做给上级看的。有些书被中宣部查封了以后，它的盗版书在书摊上大量出售，中宣部不再过问。

第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指导思想，但加上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邓小平理论重新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了“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的定语。这样，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可以不受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可以放手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和先进思想。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经济提到了首位，阶斗争被放到了次要位置。邓小平强调“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耗子就是好猫”的思想，淡化了意识开态的影响，让人们放手发展经济，实现他提出来经济上“三步走”的现代化目标。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淡化了中国共产党的阶性，私有企业主也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处于全面衰退的今天，把“人民利益”、“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这些任何政党都可以提出的普适性目标，代替了“共产主义”这个目标，使得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生存环境。

第四，中国共产党还掌握着领导权，但这个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和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共产党已经大不相同了：他们不相信传统的教条，而是探索中国进入现代化之路；他们不再唱共产主义的高调，而是脚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地；他们不追求出身纯之以纯，而是吸收一切愿意一起奋斗的人们......。他的宗旨，他的作风，他的成份，都和毛泽东时代有着明显的不同。1995年广为传的文章《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文章（俗称“左派万言书”）中，用忧虑的心态列举了中国共产党的几大变化：一、党组织的弱化。不少党的基层组织再不像过去那样是“战斗堡垒”，是“铁拳”，是“核心”。而是“陷入了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像一种骨质酥松症，使党的战斗力大大降低，无法对人民群众实施有力的领导”。

二、一部分党员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变化。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共产主义是空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有些彻底换了脑筋的共产党员可能像苏共已经出现过的情况那样，拉出队伍，反戈一击，成为反共急先锋。”三、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贫苦农民中，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得益，而代表有知识、有能力、有财富的人的利益，产生离心倾向。

四、部分党政干部腐败。

五、党政领导班子政治素质的变化。“进入地方综合性领导班子的知识分子，学理工医农的多，学文科的少，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业的更少。”“左派万言书”对中国共产党存在问题的分析，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当然，他们是从他们的视角提出问题。

第五，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贫富差距越为越大。从1978年到20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由3624．1亿元增长到88189．6亿元，增长了23.33倍，远远高于人口增长的幅度（31．5％）。按汇率换算，200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84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2000美元。经过２０多的改革，中国经济的确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块蛋糕的分配不是很合理的。跨世纪前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经过数年长期跟踪，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并于2004年初完成的调查报告称，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4，比1995年的0．437高出1.7个百分点。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比1995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19．8%，比1995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最高的10%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31．9%，比1995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些数据意味着富人变得更富了。（李实　岳希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载《财经》2004年3／4期合刊）这个数据考虑了住房的差别，但没有考虑医疗差别，没有考虑灰色收入，也没有考虑收入最高层的收入。因为最高收入层是很难进入调查样本的。如果考虑这些，吉尼系数可能超过0．5。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的，它在０到１之间，如果基尼系数为０，则表示财富在全社会平均分配；如果基尼系数为１，则表示全社会的财富被一个人占有。按照国际经验，基尼系数小于0．3属于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属于中度不平等；超过0．4，不平等程度偏大。从上面数据看，中国不平等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了。然而，令人关注的不仅是基尼系数的水平之高，而是基尼系数上升的速度之快。进入新世纪，基尼系数还在继续扩大。

第六，社会阶层与毛泽东逝世时全然不同，社会分化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

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社会阶层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在《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杨继绳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２０００年）一书中，对改革年代的阶层变化作了系统、全面的分析。最近我又用新的数据对该书作了修订（未出版）。分析方法是，我吸收国外学者五等（上，中上，中，中下，下）简明的优点，考虑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以财富（收入）为基础，再参照权力、声望因素，直观地将当前中国社会分为以下几个阶层（2004年全国就业总人数是75200万人，我们可以算是每一个阶层占总人口的比重）：1。上等阶层。政府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总人数在1100万左右，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5％，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数量很小，对社会影响很大。他们掌握着国家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和大企业的决策权。他们制订一个政策可能影响众多人地位的升降。他们的一项投资决策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就业机会，他们直接或间接控制着媒体，可以影响社会舆论。

在这个金字塔顶端的人们，他们的财富和社会行为常常被高处的“云雾”所笼罩，社会上对他们只能有一个蒙胧的印象，很难得知其真面目。越到顶端越是蒙胧。

2。中上阶层。高级知识分子（约50万）、中高层干部（约50万）、中型企业经理和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约800万人）、中型私有企业主（约100万）、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约80万）、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金融保险、电信、电力、铁路等行业，约1500万人）总共大约2580万人左右，占全国从业人数的3．4％左右。这些人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位置。对普通人来说，上等阶层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但他们认为经过努力中上阶层是可以达到的。中上阶层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成功象征。

3、中等阶层。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数字，专业技术人员（工业、农业、卫生行业）大约1800万人、高中专任教师193．3万人，普通高校专任教师85．84万人，县以上独立核算研究机构及科技信息与文献机构共有科学家和工程师225．2万人。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律师、会计等共约1200万人、党政机关公务员约1100万人、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约有1000万人、小型私有企业主300万人，个体工商业者2350万人，，其它处于中等地位的约有1000万人，以上总计9254万人，占全国从业者总数75200万人的12．3％。

4。中下阶层。农民阶层（农村稳定劳动力阶层。主要是指在农村从事农林牧渔业劳动，2004年为30596万人，扣除管理人员剩下约3亿人）；城乡两栖阶层（不稳定劳动阶层，全国最多12000万人，但其中多数统计在农民之列，估计在工农之间有3000万左右）；工人阶层（城市稳定劳动阶层。据统计局最新数字，2002年采掘业558万人，制造业8307万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290万人，建筑业3893万人，地质勘察业水利管理业98万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2084万人，总共15230万人）。2002年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的从业人员4969万人，其中没有自己的经营点、专为人打工的约有3500万人。在中下阶层主要是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他们的收入地位、声望地位处于中下水平。权力地位更是低下。这个阶层总共约有48730万人，占全国从业人数的64．8％。

在中下阶层中如果再分层次的话，工人较高，其次是两栖劳动者，农民最低。作为两栖劳动者的流动民工的收入在工人和农民二者之间。

5。下等阶层。城乡贫困人口，如农村无地、无业者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这部分人约135000万人。其中，城镇贫困人口近2000万人，进城民工贫困人口2500万人，农村贫困人口约9000多万人。（统计局数字，2004年，农村绝对贫困标准为668元，农村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世界银行估算中国2004年农村贫困人口为1．6人亿人。中国农业大学调查结论，绝对贫困人口为1．4亿左右。我取9000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17．9％左右。

这个阶层的人没有固定收入，他们只能找点临时工作取得微薄的收入，有的连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城市的失业工人和下岗工人还可以得到一点最低生活补贴，农村的无业者成为没有生存基础的游民。他们的子女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子女也很难向上流动。

为了构造中国社会阶层模型，我将财富、权力、声望都分成10个等级（最高为10，最低为1），利用现有的各种社会调数据（包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我能得到的社会家的调查数据），将不同的职业的财富、权力、声望纳入不同的等级。并利用我所能得到的学者调查数据和实际判断，确定财富、权力、声望三种因素在决定阶层地位中的权数：财富为0．36，权力0．38，声望0．26。例如，高官员的财富等为7，权力等为10，声望等为9，加权综合后为8．66。高级知识分子的财富等级为7，权力等级为6，声望等级为10加权综合后为7．40。最后按加权综合数据排序，数据大的在上，小的在下。加权综合数据7．5以上的为上等阶层，6－7．5的为上中阶层，4．5－6的为中等阶层，2－4之间的为中下阶层，2以下为下等阶层。（见下表）

2004年全国就业人员总数：75200万人。

二十世纪末中国社会阶层模型表社会群体财富等（权数0．36）

权力等级（权数0．38）

声望等（权数0．26）

加权综合等极占从业总人口的比重（％）

所属阶层高官员71098．66国家银行及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8988．38大公司经理9878．10大型私有企业主10767．821．5％上等阶层高知识分子（科学家和知识界、文艺界名人）76107．40中高层干部6877．02中型企业经理7576．24中型私有企业主8566．34外资企业白领雇员9466．32国家垄断行业中层企业管理人员7576．243．4％上中等阶层一般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5575．52一般律师5675．90大中学教师5575．52一般文艺工作者6575．88一般新闻工作者6575．88一般机关干部4675．54一般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4554．64小型私有企业主7455．34个体工商业者6454．9812．3％中等阶层生产第一线操作工人4243．24流动民工3132．24农民2142．1464．8％中下等阶层城市下岗待业人员2121．62农村困难户111117．9％下等阶层从上面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前社会分层的特点。从社会和谐角度来看，这些特点都是负面的。这些特点是：80％以上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64．8％）和社会下层（17．9％）。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中国社会的中下层和下层是农民、工人和流动劳动者。他们以体力劳动为生，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工农劳动大众是社会的基础，他们是向社会付出最大、得到社会回报最少的阶层。这个占就业人口82．7％的阶层处于较低的的社会地位，这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是相悖的。

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城乡差别还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城乡分割，人为地把人分为两种身份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正在逐渐消失。但是，它还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作用。

要完全打破城乡分割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跨世纪前后，全国有1亿农民进城务工，成为流动民工。流动民工在城市工作，却是农民身份。这就把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带进了城市，使中国城市成为“二元城市”。“二元城市”的一元是原有的城市居民，另一元是从农村来城市务工的农民。这两个社会群体社会地位不同，就业场所和劳动报酬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思维方式也不同。流动民工成了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不能融入城市主流，被迫处于边缘地位，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

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同在城市的屋檐沿下，而且很不公正地处于极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这个屋沿下是很不安全的，更不可能奢谈和谐。

中间阶层比重太小，社会阶层呈金字塔结构。

西方学者提供的资料表明，发达国家中间阶层是一个占比重最大的阶层。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橄榄形，中间大两头小。而中国的情况不同，中间阶层比重在12．3％，比发达国家小得多。中国的中下阶层和下等阶层比重过大，社会阶层结构呈金字塔状。

金字塔状的砖瓦建筑是稳定的，因为它重心低。而金字塔状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下层比例太大，想改变自己地位的人太多。一个社会大多数人没有“恒心”，希望通过社会变动来改变自己的境遇，社会就不稳定。一个社会有较多的人自认为属于中间阶层，这个社会就比较稳定。

上等阶层中的不少人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高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大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财富、声望、权力，都处于中国社会的顶端。他们是全社会所关注的，但不一定都是全社会所敬重的。他们中的有些人的人格甚至受到社会怀疑。

这是因为他们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在众目睽睽中的上等阶层并不都是众望所归，实至名归，这个阶层虽然处于社会上层，但社会并不是全然认同他们。

阶层之间，在财富、声望、权力方面有错位现象一般说来，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其受教育的情况是正相关的。

但是，中国有些上等阶层的人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这种现象在财富地位上最为明显。各阶层之间，在财富、声望、权力方面，有整体发展错位现象。如知识分子的声望地位高，而财富地位低，私有企业主财富地位高，而声望地位低。政府官员权力地位高，但财富地位较低。这种错位说明现有的社会分层并不是很稳定，也会带来一些弊端。如官员和私有企业主就可能在私下在权力和金钱上互通有无。

通过以上阶层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改革进入20年，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些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些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进入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到90年代中期，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

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

对旧体制的历史责任大、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小的社会阶层，应获得较少的改革收益；对旧体制历史责任较小、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最大的阶层，应获得较多的改革收益。众所周知，对旧体制的史责任大的和对改革成本承担较小的社会阶层是各掌权者及他们的亲属和朋友，对旧体制史责任较小和对改革成本付出较大的阶层是工人和农民。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扭曲的：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更多的各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当然，对旧制度的历史责任是不应当追究的，但制度变革的成本的收益应当大体对称。农民在旧体制下受损最大，在改革初期得到了一部分补偿，而1984年以后，农民一直是弱势阶层之一，还继续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种种经济负担来承担改革成本和城市化成本。工人，在旧体中名义是主人，实际上没有得到足额工资（工资的另一部分，即医疗、教育、住房的费用由国家集中，国家给职工提供保障，实际没有很好地保障），改革后通过下岗来承担改革成本。

强势群体中的某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扼守新生阶层上升的通道，收取种种形式的“买路钱”。他们以改革的名义捞到足够的利益以后，又用其强势地位，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企图使制度始终保持对他们有利的状态。这样，就造成了制度性社会不公。

在跨入新世纪前后，中国政治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与改革初期和中期有所不同。社会公正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思考和争论。但是争论的双方不完全是原来的保守派和改革派。政治斗争将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争夺利益的斗争，将是弱势群体反抗强势群体以维护权益和争取权益的斗争。这种斗争反映在知识界，是不同思想派别的争论。（此段兰字在初版中就有，上次发给你的修订稿将此段误删，现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