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南北共震的十二月学潮
１９８６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热，激发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对四项基本原则持批评态度的人士，也得到了宣传自己观点的讲台。尽管上层两种认识的斗争没有停止，但这种斗争没有公开化，因而也就没有减退学生们的政治热情，也没有影响方励之等人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批评。
改革进入到１９８６年，虽然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显著提高，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党政官员中出现了腐败现象，社会风气不好，农村改革停顿，城市改革进展缓慢，出现这些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知识界强烈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点和前面介绍的邓小平的谈话是一致的，但对政治改革的目标、途径、方式，认识并不一致。分歧的焦点就在四项基本原则上。自从南京的顾尔镡因批评四项基本原则被处理以后，人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批评隐蔽化了。１９８６年，在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批评又公开化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上海老作家王若望提出实行多党政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认为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刘宾雁认为“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在于私有化，在于‘全盘西化’”。１９８６年，这些看法允许在各种讲坛上表达。当时各大学的讲演会很多，听众十分涌跃。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到１２月，清华、北大、师大共举办了演讲、研讨会２０多场。
当时，大学生中有四个不满意，一是对改革进展缓慢不满意，认为改革阻力大、效果小；二是对民主权利太少不满意；三是对党内腐败不满意；四是对知识分子政策落实状况不满意。从这四个不满意中他们得出四个反思：一是对中国革命根本教训的反思，认为中国革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和资产阶民主的洗礼，因而封建主义在我国根深蒂固；二是对两种社会制度对比的反思，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教，实际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都比资本主义落后，政治上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民主；三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落后的，应当广泛吸收西方文化；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认为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不仅不能起指导作用，反而禁锢人们的思想。（船夫：《（1979－1989）十年学潮纪实》，北京出版社，1990年，北京，第１３８页）
不满的情绪积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反思，使一颗颗年轻的心骚动不安，而他们所尊敬的师长和社会名流，发表的批评四项基本原则的激烈言论，像一杯杯烈性酒，更使他们如醉如痴。他们跃跃欲试，想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一次风暴式的冲击。11月的一次书记处碰头会上，朱厚泽拿出五份新华社反映各地学潮的内部调查材料，希望引起注意。但没有引起胡耀邦、胡启立、石的重视。他们认为不会出大问题。朱厚泽担心，学潮一起来，一定会引起更强有力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但是，风暴还是来了。它的起因是中国科技大学的一次选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北京迁到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集中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群星灿烂，是安徽省最有影响的学府。１１月下旬，区县人民代表选举中某些不民主的作法使学生强烈不满。１２月１日，校园内贴出了《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的大字报，批评人民代表大会是“少数人的橡皮图章”，号召大家“为真正的民主而斗争”。从而揭开了这次学潮的序幕。
１２月４日晚，在科大礼堂召开了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大会。８名学生登台演说，要求把科大办成“民主特区”。副校长方励之在会上讲话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讨论已经好久了。有好多人说突破口放在什么地方，我想群众通过这件事表明，我们会找到怎样来进行这场改革的办法的。”他强调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学生们要民主，要自由的决心更大了。
１２月５日，下午１时，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数千名学生汇合游行，一路高呼“不要恩赐的民主”、“真正的民主靠我们奋斗”、“打倒封建独裁”、“打倒官僚主义”、“孙中山万岁”、“要民主、民权、民生”等口号。１２月９日，又进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２０００名学生冲进了市政府大楼。 ２０００多名学生到《安徽日报》，要求如实报道学生的活动。这一天科大校园里出现了《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的传单，其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对指导人类的社会实践起了不小作用。然而，它只是一门科学，不是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它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只能与其它社会科学具有同等地位”“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绝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与其它政党同等”（船夫：《（1979－1989）十年学潮纪实》，北京出版社，1990年，北京，第１44页）。
１２月７日，上海同济大学校园贴出了介绍中国科技大学游行的大字报，提出“科大在行动，我们怎么办？”７日到１８日，上海各校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学潮。
１８日，同济大学出现了《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的大字报。预示着暴风雨就要来临。各校都骚动不安，校际间串联频繁，大字报、演讲会越来越多。各高校学生准备１９日举行大规模的游行。
１２月１８下午一点半，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回到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和学生对话，希望能平息事态。事先听说他要来，大礼堂里挤满了人，楼上楼下，台上台下，挤得水泄不通。他座在主席台上指着台下的一位学生说：“解放前我也闹过学潮，那时的市长吴国桢坐在我这个位置，我就座在你这个位置。我是理解你们的。”然后，他开始向学生做工作。但是，他只要讲到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台下就发出一片嘘声。会场秩序十分混乱，学生们先后上台演讲，批评社会主义制度。江泽民希望的和学生对话，无法进行下去。江泽民讲话平淡冗长，一位学生喊：“不要罗嗦！
”江泽民很生气，问这位学生：“你叫什么名字？你敢出来，敢上来吗？”广里传出市长问学生的姓名，不少人为这个学生担心，怕秋后算帐。但这位学生却从容地走上台来，问主持人：“我可以讲两句话吗？”主持人说：“你可以讲三句话。”这位学生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请大家尊重市长。”第二句：“请市长讲话简短些。”第三句话，讲他的姓名、住址和联系电话。他的举止引起了全体鼓掌。接着学生们一个一个地上台发表看法。到下午五点半，江泽民得到了讲话机会。他说：“我一进校园就看到同学们贴的大字报，写着‘民有，民享，民治’……”学生们打断他的讲话问：“你知道这是谁的话吗？”江泽民一下子掌握了主动权，他镇定自若地说：“这是美国第１６届总统林肯在１８６３年１１月１９日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话。你们在场的同学谁能背诵林肯这篇讲话的全文？”会场上没有一个人回答。这时，江泽民抑扬顿挫地背出了全文，学生们惊得目瞪口呆，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江泽民反过来教育学生：“你们很年轻，只知道西方民主的皮毛，而不了解其实质。”１２月１９日下午，以同济大学、复旦大学部分学生为主的游行队伍来到外滩市府大厦。半小时以后又转向人民广场，与交通大学等校的学生队伍汇合。游行队伍打着“自由万岁”、“学生万岁”、“团结奋斗”的横幅，学生们坐在市人大办公楼铁栅栏外，连同围观者，共有数万人之多。晚７时１５分，游行队伍第二次来到市政府门前，要求与市长对话。８时到１２时，副市长叶公琦等与学生代表谈判，没有取得成果。市长江泽民深夜接见学生代表，劝他们返校。
但是，不断围坐的学生没有走，而且同济、交大等校８００多名学生携带大衣、棉被、面包前来声援。江泽民返回途中发生轻微车祸头部撞伤，在医院里还有学生找他辩论。到凌晨５时４５分，公安机关组织２０００多名干警，驱散了现场人群，用车强行把学生送回了学校。
２２日到２３日，同济、交大、复旦、医大、华东化工等２０多所高校学生连续上街游行，高呼“还我人权”、“还我自由”、“严惩打人凶手”、“打倒法西斯”、“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等口号。全市交通一度瘫痪。工人和干部虽然没有参加，但同情支持学生的人不少。
在这期间，武汉的学潮也很猛烈。１２月５日和９日，武汉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中南财大、华中师大等高校学生两次上街游行，并冲进省政府大院。
继上海大规模学潮之后，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都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学潮，其中，不少人矛头指向四项基本原则。
北京在１２月１０日就开始响应南方的学潮。清华、北大出现了介绍中国科技大学学潮的大字报。各校开始酝酿上街游行。
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北大到清华“点火”，这次清华却走在北大前面。北京集中进行了两次游行。第一次是２３日，清华１０００多人的游行队伍先进入北大，然后再进入人大。到人大时队伍发展到３０００多人。这次游行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为了制止游行，２６日，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３３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共１０条。对游行示威作出了种种限制。例如游行要事先到公安机关申请登记。学生对这个规定十分不满。规定公布后，全市很快有两万人登记申请游行。１２月２９日，北师大学生上街游行，先去人大，再去北大。
同日，北大出现了《元旦大游行，进军天安门》、《去天安门者注意》、《首都学生大联合，元旦１０时天安门前集合》等大字报和标语。１２月３１日，在北大、清华、师大等高校，出现了署名“首都高校学生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大字报：《元旦示威去！！！》，其中提出：“……我们第一次联合示威活动在新年元旦。中午１２时开始，下午５时结束，地点在长安街新华门，方式静坐示威。届时将由代表向当局提出如下要求：（１）由基层党员民主选举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选举中央委员会；（２）由人民民主选举人民代表，政府成员由人大提议、审议和任命；（３）允许私人和团体自主办报刊，彻底改变一家垄断新闻媒介丑恶局面；（４）禁止政治迫害，释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运动而抓押青年学生。……”学潮南北共震，震动全国，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
１２月３０日上午１０时，邓小平约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人，就学生闹事问题发表了很严厉的谈话。他指出：“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北京市政府既然公布了游行示威的规定，就是法律性质的，必须坚决执行，不能让步。我们对学生闹事，前一段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导也包括运用法律手段。
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１９４页）
邓小平的讲话，使各党委和政府对学潮态度坚决。党委和政府一方面全力以付地做化解工作，一方面作了充分的应变准备。
１月１日，北京严寒，干冷干冷。广场实行戒严。为了对付学生到天安门集会，政府已经组织了３６００名优秀少先队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为了祖国的美好的明天”的主题队会。下午一点钟，数百名大学生在史博物馆西北角，按照预定的暗号，突然打出了横幅，高喊“修改１０条”、“反对暴政”、“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口号。
仅十几分钟就被警察制止，５２名学生被警察带离现场，进行教育审查。
白天的游行被强行平息以后，学生们抵触情绪很大，在校园内掀起了抗议活动。当晚北大、人大等数千名学生冒着严寒步行向天安门进发。高呼“还我同学”、“自由万岁”等口号。２日凌晨１点３０分，队伍走到甘家口，北大副校长沙健孙追上队伍，向学生进行广讲话，告诉学生被扣同学已返回，希望他们返校。团干部、学生骨干，也多方做工作。警察也组成“劝说线”进行阻拦。但是，仍有４００多名学生突破警戒线，于３时３０分游行到天安门。于５点３０分才乘学校租来的车回校。
北京的元旦游行使全国１８个省市，２８个城市的高校出现了大字报和集会游行，连拉萨也出现了大字报。
胡耀邦提出对学潮中的领袖人物“冷处理”，不愿意采取强硬措施，还希望通过“沟通”、“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这时我在天津。天津来是不怎么闹事的城市。这一次学潮的规模也不大。但市委书记李瑞环态度十分坚决。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脑袋换来的，谁要我们的领导权，也得拿这么多脑袋来换！”李瑞环在天津市委常委会上批评胡耀邦对学潮太软弱。他还回顾１９７９年胡耀邦对“西单墙”态度软弱，他说当年是他建议取缔“西单墙”的。由于李瑞环态度强硬，天津的学潮很快平息下去了。李瑞环的坚决态度受到邓小平的表扬（12月30日邓同胡耀邦等人谈话时），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虞锡圭写了一篇反映天津平息学潮的经验的稿件，胡启立要向各省转发。李瑞环不同意。他说：“我这把斧头只有我这个木匠使才有效，拿到别处去就不行了。”１２月２５日，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王震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陈丕显同时来到天津。他们高度评价天津对学潮的作法。他们在第一招待所同天津市老干部见面。王震在讲话前先愤怒地猛拍了一下桌子，然后声嘶力竭地喊道：“反革命分子造反了！一些民族败类造谣，滋事，破坏，想把共产党赶下台。”接着说：“现在还有右派，现在还有反革命！什么方励之，是反革命！”他每喊一句，气接不上，李瑞环就插话，让他休息一会后再接着喊。王震喊道：“有人说什么冷处理，热处理。热处理就是一枪一个窟窿，冷处理就是冻成冰棍。
”“我们的监狱能关江青，为什么不能关这些教授、研究生？”他批评的“冷处理”是胡耀邦、胡启立提出的对学潮的处理办法。陈丕显在讲话中出人意料地大讲邓小平还是我党的领袖，表示坚决维护邓小平的领袖地位。邓小平虽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但名义上从来没有这么说过。陈丕显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我当时想，是不是有人在否定邓小平实际上的领袖地位？我和张宏文两人采访了这次会议。按照通例，王震在天津的活动得发消息。但他讲的内容一句也不能写进稿子。我们只好根据当时的形势，瞎编了一篇官样文章，送李瑞环审定后发出。稿件的开头两句话是“窗外天寒地冻，室内热气腾腾。”我们嘴里却念着：“窗外天寒地冻，室内杀气腾腾。”５天以后，即１２月３１日下午，王震在中央党校的会上也发表了同样的讲话。他一开口，就极为愤怒，以致把话筒的电线打断了。他说：“你有三百万大学生，我有三百万解放军。我要砍他妈的一批脑袋！”还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关帝庙中那个拿大刀的周仓，不信来试试看！”胡耀邦１９８５年行之有效的“对话”、“沟通”的方式，在这次解决学潮中没有发挥作用，他对激进分子的“冷处理”更是引起了元老们的不满。胡耀邦面对极大的政治风险。中国会发生什么呢？人们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