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从反自由化高潮到“十三大”
学潮，实际是政治风潮。每一次政治风潮，的确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现行的政治制度的力量起作用。现行制度有问题，有人反对是很自然的事。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制度中的问题，群众中有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的积累，加上西方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政治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的重要原因。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现行政治制度，群众中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一是想从根本上否定，一是希望加速改革。开始，前一种态度是少数，随着腐败日益严重，政治制度中的弊端日益显露，而政治体制改革又停滞不前，很多寄希望于改革的人失去了信心，逐渐变成前一种态度。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来看，他们不是不知道现行政治制度中的缺陷。他们也想通过改革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面对社会上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潜在力量，怕改革步子太大会丧失共产党的领导权。所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一激烈，政治体制改革就停顿。但是，要从根本上稳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必须改革。因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压下去以后，就要着手政治体制改革。而一提政治体制改革，“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乘机抬头。从根本上说，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要废除“一党专政”。否定共产党领导（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的逻辑结果。所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一次又一次地冲突。邓力群说过，自１９７８年以来，逢双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逢单年马克思主义者反攻。
1987年是单年，该是马克思主义者反攻的时侯了。学潮的平息，胡耀邦的落马，陈云一派除了一直掌控经济领导部门以外，现在，宋平取代尉健行掌握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王忍之取代朱厚泽，掌控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王芳取代阮崇武掌握了公安部。这些要害部门都落入陈云一派的手中。一批著名人士被开除党籍。全社会形成了反自由化的强大声势。知识界的一些曾发表过过激言论的人颇感紧张。比较敏感的新闻界，较早地感受到了这种紧张气氛。1986年12月召开的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上，社长穆青作了长篇报告。他分析这两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原因时说：“新闻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宣传战线软弱无力。舆论界是不是真正掌握在党手里？有些报纸让出了阵地。深圳青年报登出《欢迎小平同志离休》，还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反映消息。王若望在《深圳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和小平同志商榷》。新闻自由是上海一家大报提出来的，我不同意。马达（注：马达是一位老报人，上海《文汇报》总编，主张新闻自由）要和我辩论。好嘛！我应战！”“有人攻击我保守，说我们思想不解放，不改革，甚至有人说，我们跟中央跟得太紧了，这使我感到很欣慰（副社长郭超人插话：感到很光荣！）。有人把新华社看成官方警察，这没关系，总比同流合污好，总比赶时髦好！”“党的舆论工具如果掌握在糊涂人手里或者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手里，只能搞自由化。”“我们的舆论阵地不能落在没有共产主义理想、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手里。他们跟我们不是一条心。”1987年１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的元旦社论。社论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按照年形成的传统，元旦社论是代表中共中央提出新一年工作的基调。
１月２８日，邓力群带领新任中宣部长王忍之到中宣部接管主张“宽松、宽容、宽厚”朱厚泽的权力。邓力群介绍了王忍之。朱厚泽在简短的讲话中说：“我来中宣部一年，做了些工作，这些工作的是与非，由史来评说吧！”邓力群以胜利者的姿态说：“不必历史评说，现在就要评说，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1987年1月6日，中共中央1号文件下发。这个文件传达了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乘的谈话。邓小平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是强硬的。他说：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郭罗基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但这次学生闹事他表示不参加，这就好嘛！你的观点可以保留，只要你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我们不是把魏京生抓了吗？难道中国名誉就坏了吗？既然抓了就不放。中国的形势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正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我们经常批评美国人，说他们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套来对付其它国家，但对自己也打架。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技术，利用外资，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放开，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194－196页）
邓小平这个讲话一传达，各党组织马上行动。这次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声势最大的，但广大群众没有像往常政治运动那样响应。群众对“四项基本原则”有着自己直观的理解，当时流行着一首诠释“四项基本原则”的民谣：民主不能大，自由不能化，政府不能骂，小平不能下。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提出过反对民主，但反对“大民主”；也没有提出过反对自由，但坚决反对“自由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开展以后，又和改革开放发生了碰撞。有些地方，在反对自由化的过程中，认为厂长负责制是削弱党的领导，又退回到原来的体制上去了。１９８７年我到重庆采访时，得知这个城市一夜之间，让几十个厂长负责制的企业，退回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反自由化使吸引外资大量减少。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６年，实际利用外资平均每年递增４８％。１９８７年上半年不少外商观望不前。到下半年经过多方努力，才有所回升，但也不能挽回局面，结果，这一年实际利用外资比上一年只增长１６％，比前三年平均增长率少了３２个百分点。有些已经签订的合同的外资项目也暂时停顿。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在1月下旬两次发出了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公开信，批评“反对资产阶自由化”运动。在这两封信签名的中国学生来自１００多所大学，共有２１５０多人，其中７０１人用真名真姓。新近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李远哲博士和一批华裔学者，也写信到北京，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批评。左派们不顾改革开放的大势，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越战越勇，希望进一步扩大战果。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只能单枪马地直接面对左派的进攻。
当时，中纪委书记王鹤寿起草了对若干党员的处分的决定草案，要求常委批准。其中之一是开除社科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的党籍。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列席会议的鲍彤插了一句：“恩格斯也不承认有科学的科学。”赵紫阳问列席的宣部长王忍之：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是什么态度？王忍之在座位上欠了欠身，支支吾吾。同时列席的两位老理论家都不说话。赵紫阳说：“既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话来。你们这些决定，今天不讨论了。”苏绍智的党籍这次没有开除。对于如何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赵紫阳和胡乔木、邓力群发生了一次冲突。这个冲突是围绕着起草中共中央１９８７年４号文件展开的。所谓４号文件，就是《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这个文件最初由胡乔木、邓力群主持起草。
胡乔木、邓力群力图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城乡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胡启立对邓力群这个稿子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而是建议赵紫阳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赵紫阳知道，如果提交书记处讨论，在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支持下，一定会获得通过。他把这个稿子压下来了，而是让鲍彤组织人对文件进行了重要修改。赵紫阳、鲍彤修改后的文件强调：“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即主要是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民日常生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特定的含义。党和社会上存在的其它消极、腐败现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挂钩。”起草完了，赵紫阳没有把文件立即交书记处讨论，而是先送给邓小平看。邓小平看了表示同意，他才召开书记处会议。他说：“这个文件小平同志已经看过，同意了，请大家讨论。”有邓小平的明确态度，大家一致表示同意。胡乔木、邓力群也无法反对了。
１９８７年１月２８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当天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即4号文件）。从而阻止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向全局扩展。8年以后，即１９９５年，赵紫阳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就这个阶段的情况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确实不愿当总书记。我愿意在总理岗位上把经济改革搞下去。但是，当时让我代理总书记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在那种形势下，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后排山倒海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我代总书记，首要任务是少伤一些人，把运动控制住。把反自由化调整到改革开放。那个时期我虽然多次讲过不当总书记。现在我想，让别人搞就没有十三大这个结果，肯定不如我。那时不可能为胡耀邦讲话，讲也没有用，早就定下来了。能把启立保下来就不错了。耀邦下去了，常委会不能开，搞了个五人小组，启立是一个。是我提的。老同志不赞成，小平同意了。胡耀邦下台后，启立受到很大牵连，他参加五人小组，做了十三大常委，已经是很不容了。赵紫阳想把反自由化运动控制住也很不容易。邓力群等这股力量是不会善罢干休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一经动员起来，这股力量就不甘心受到“4号文件”所划定的范围的限制。他们千方百计地打破“4号文件”的框框。最典型的是涿州会议。４月６日到１２日，《红旗》杂志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理论与批判》三家报刊，在河北省涿州召开了一个组稿会议。实际上，这个会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支持下召开的，其内容远远超出了“组稿”的范围。参加会议的共有１２０多人。由于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大多是多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坚定的人，因此特别引人注目。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在会上号召大家拿起笔来，携起手来，迎接这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挑战。《红旗》杂志总编熊复在讲话中首先表示，他对当时正在形成的反自由化的强大声势感到极大的鼓舞。他要求理论和文艺两条战线的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的斗争。老作家刘白羽阐述了从１９７９年３月到１９８７年春天，共有五个回合的斗争。马仲扬强调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在会上定了一批文艺大批判的题目。当时文艺界对这个会议议论纷纷，传说这次会上准备批判１００多个人。传说会上组织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在内的若干个“大批判组”。赵紫阳得知涿州会议的情况以后，担心会超出“四号文件”的范围，派人调走了这次会议的全部录音带和会议简报。新任中宣部长王忍之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赵紫阳就此狠批了王忍之一次。赵质问王：“你拨谁的乱？反谁的正？”赵还说：“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于你。”王忍之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偶尔失言。”（实际上，“第二次拨乱反正”是邓力群说的）赵还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赵紫阳能够如此严厉地批评王忍之，是因为心里有底。邓力群等一批人把改革以来的曲折总结为“几次路线斗争”，把陈云阵线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还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赵紫阳得知后立即向邓小平汇报。并点明所谓“第二次拨乱反正”就是要否定改革开放。邓小平十分警觉，要赵紫阳开一个会，刹一刹左派的风。当时赵紫阳要出差，说出差回来就开会。邓小平说，先开会。赵紫阳放下出差的事，５月１３日就召开了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四五个月了。在全党的努力下，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大气候变了，局面已经控制住了。”他虽然讲，决不能说这场斗争进行得差不多了，还要深入、健康、持久地进行下去，但他却说“不是搞运动，不是要人人过关，不是要把政治空气搞得很紧张，……而是……”“而是”什么呢？是学习，是正面教育，总结改革的成绩……。在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斗争上虚晃一枪以后，他谈到问题的实质：“前几天，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时，小平同志说，去年发生的风波，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加快。”“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滑入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道理比较好懂。其实，不改革，也会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不改革，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搞得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岂不是给资产阶自由化帮了大忙？”赵紫阳在这个讲话中指出了“近来出现了一些实际上对改革开放持怀疑、保留态度的错误观点”，批评了“要反政治上的自由化就必须反经济上的自由化”、“资产阶自由化最深刻的根源来自经济领域”的看法，批评了“有人要打破4号文件的‘框框’，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的倾向，然后说：“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所以，所谓打破4号文件‘框框’的论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政治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违反纪律的。”赵紫阳的５.１３讲话，使轰轰烈烈的反自由化斗争来了个急刹车。左派对这个讲话十分不满。直到赵紫阳下台以后，他们才出了这口气。１９８９年春的北京政治风波以后，有一篇批判赵紫阳的文章写道：“赵紫阳同志以代总书记的身份在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３日的一个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即５１３讲话）中，把思想文化界的反对资产阶自由化一下改成反‘左’。从这以后，反自由化的大气候就来了个大逆转。”（《涿州会议的前前后后》，载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４日《人民日报》）
赵紫阳乘胜撤掉了左派的重要阵地――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还将他们的另一个阵地《红旗》杂志更名为《求是》杂志，使它的影响大大缩小。
赵紫阳1996年向本书作者介绍了1987年春夏的形势。他说：耀邦下台后在我脑子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对待反自由化问题。搞不好就会伤害很多人。耀邦一下台，邓力群那一批老人劲头大得很。按他们那种搞法会伤很多人。我和邓力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裂的。他恨我胜过恨耀邦。我把他的研究室撤了，不让他管意识形态。耀邦不敢做的事我做了。这是因为他们劲头太大，没有回旋余地。.......反自由化上有小平，下有邓力群，还有中纪委。开名单啊，一批一批地往上送啊，中纪委的有些老同志一说反自由化，就认为过去几年都错了。还好，我跟小平彻底谈了一次。小平这根神经（指怕否定改革）比较紧。听了我的谈话他转过来了。说，不能这么搞。这就产生了我的‘五一三’讲话。反自由化的刹车，为“十三大”的准备工作造就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邓小平又调整了天平的珐码，使得十三大在反左的气氛中召开。
胡耀邦下台后没有政治局常委。由赵紫阳领头的“五人小组”负责日常工作。邓小平又委托一个“六人小组”筹划“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六人小组”由薄一波领头。开始提出政治局常委由七个人组成：赵紫阳、李鹏、石、胡启立、姚依林、万里、田纪云。万里和田纪云是邓小平提名的，他提这两个人是想加大改革的力量。但是，“六人小组”在征求意见时，老人们对万里和田纪云有不同意见，邓小平只好作罢，常委只好由五人组成。田纪云２００４年６月的一次饭桌上说（本书作者在座），在定十三大政治局常委时，邓小平曾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让中央委员投票，票数最多的前七名是常委。有些老人不同意，邓小平也没有坚持。赵紫阳也提出一个大胆设想，中共中央不设总书记，由常委轮流主持。这个设想也没有实现。
十三大的指导思想集中体现在《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政治报告中。十三大的报告开始由胡耀邦负责准备，胡下台后由赵紫阳接着准备。1987年３月１９日，赵紫阳就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总的设计思想，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赵在这封信中列出了报告七个部分中每个部分的内容。他在信中强调，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因为以此来立论，有可能避免左右两种倾向把这个大问题说清楚。如能这样，对统一党内外认识有好处，对国外理解我们政策的长期稳定性有好处。邓小平阅后在这封信上批示：“这个设计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有两个要点：一是承认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二是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阶段。初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能用社会主义高阶段的那些原则来限制人们的手脚。这个理论的提出，使得党的领导者既可以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减少了政治风险，又可以采取一些原来认为的一些非社会主义手段来发展生产力。后来，老百姓也看到了初期阶段理论的实质，说“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后来，又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代替“初阶段理论”。其实，这两个理论的实质是一样的：既要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又要摆脱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有中国特色”几个字，就可以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框框。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总结和吸收了改革8年来所有的成果，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从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来说，这比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前进了一大步。1987年10月25日，在十三大上，赵紫阳作了上述政治报告，引起了广泛的好评。在组织上，十三大确定了比较年轻的领导班子。邓小平不参加常委，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担任军委主席。赵紫阳坚持要求邓进常委。他的意见邓没有采纳。赵紫阳为什么坚持邓进常委呢？他向本书作者解释说，这有两点理由，一是小平还是要管事的（小平本人向赵表示过），与其在常委外管事，不如在常委内管事（“六四”前群众中有人批评邓“垂帘听政”，说明赵这种想法不是多虑）；二是在很多老人还在的情况下，小平不在常委，常委的份量太轻，总书记很难当。邓小平虽然没有进十三大的常委，但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内部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变。”十三大决定赵紫阳由代总书记成为总书记，继续当他的“大秘书长”。江泽民、李瑞环第一次成为政治局委员。胡启立、石、芮杏文、闫明复是书记处书记，温家宝是候补书记。十三大还有一个插曲，这就是邓力群落选的事。由于邓力群持保守态度，党的上层一些老人很看重他，胡耀邦下台后，陈云阵线想推他当总书记。王震按照陈云的意图四处活动。有一次王震和赵紫阳谈起十三大的班子，赵紫阳说，我还是当总理。王震说：“对，你还是当总理好。”他就怕赵紫阳占了总书记的位置，赵紫阳这这个承诺正中下怀。王震还找一些人谈话为邓力群拉选票。顾卓新是被王震拉拢的人之一。顾卓新不买王震和邓力群的帐，把这个内幕活动告诉了当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温济泽也告诉李锐同样的情况。李锐思想开放，力主改革，和邓力群在思想上势不两立。邓力群私下串连想当总书记的事，使李锐大为震惊，如果让王震这样的活动继续下去，支持的人越来越多，加上陈云的后台，最后邓小平也不得不同意。邓力群一旦当了总书记，改革一定要受到损失。李锐和邓力群在延安整风时还有一段旧帐。当时李锐被打成特务。他的前妻范元甄也被隔离审查。负责审查范元甄的是邓力群。范元甄是延安“四大美女”之一。邓力群乘人之危，借审查之机，向范元甄泄秘讨好，花言巧语，勾引通奸。这事被发觉后邓力群和范元甄都挨了批评。杨尚昆主持批评他们的会议，会上还作出了一个对邓力群批评很严厉的文字结论（《１９４５年１月３１日中直学委会对大会讨论的总结，杨尚昆同志讲话》）。范元甄后来把这个材料抄下来交给了李锐。李锐把这个材料一直保存在身边。李锐向本书作者展示了范元甄亲手抄写的这份材料，好一手工整秀丽的小楷！李锐从顾卓新和温济泽那里得到消息后，立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送紫阳并转小平”同志。这封信一开头就写道：“邓力群同志在中央担任领导工作期间，有许多言论和行动于党于国十分不利，在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中影响极坏。我认为十三大后，应当让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这封信揭发邓力群几个问题：一，一贯抵制改革开放的方针；二，组织上严重不守纪律；三，思想上坚持左倾教条主义，空谈共产主义理想，表现理论水平低下。此外，李锐还重提延安这段往事，附上了《１９４５年１月３１日中直学委会对大会讨论的总结，杨尚昆同志讲话》。信的后面还说：“最近听说，还有人在活动他进政治局当总书记，这就更加令人担忧无已，寝食不安。我一直认为，邓力群是中央改革开放方针的反对派，十三大后，决不能让他留在中央领导班子之内。这样可以使党在前进的道路上除掉一块绊脚石，去掉一个隐患。”李锐把这封信亲自交给鲍彤，由鲍彤送到赵紫阳手中，赵紫阳转给了邓小平。邓小平看后批了三条：一，撤销邓力群的职务，二，保留政治局候补委员；三，李锐同志不要算旧帐。胡启立向李锐传达时，只传达了一、三两条。怕李锐不饶，继续写信，第二条没传达。当然，阻挡邓力群当总书记的当然不仅仅是李锐这封信。赵紫阳把邓力群提出的“第二次拨乱反正”的事告诉了邓小平。邓小平对这句话很反感，他怕邓力群当总书记后，否定改革开放。恐怕这也是邓小平不让邓力群当总书记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云对邓力群没当上总书记很不满意，他说：“这都是李锐和鲍彤搞的鬼！”李锐和鲍彤哪能阻止邓力群当总书记？其实，这是邓小平和陈云两种力量较量的结果。早在1986年，由于邓力群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中央书记处其他书记很不满意。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习仲勋和万里批评了邓力群。万里还说：“你拿四项基本原则打改革开放，没做什么好事，建议你自己辞职。”邓力群当然不会辞职。书记处还以研究书记分工的名义，让邓力群只担任书记处书记，还负责意识形态的工作，把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主任的职务交给王兆国。这次分工结果向各省发了通知。事后邓力群向陈云哭诉。陈云十分震怒，当即给胡耀邦打电话：“这事不能这么干！”结果，书记处的分工被推翻，还是由邓力群兼任政策研究室主任。为什么陈云对研究室那么重视？有人认为这个研究室不仅是左派的重要阵地，也是左派的情治机构，左派不会让邓力群退出。直到十三大以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赵紫阳才解散了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
邓小平虽然不同意邓力群当总书记，但出于平衡的考虑，要赵紫阳做工作，让邓力群选上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由于是差额选举，邓力群被“差”了下去，连中央委员也没有选上。后来又把他安排到中顾委，想让他当中顾委常委，陈云还下令让中顾委一定要选上。中顾委常委不是差额选举，又有陈云的命令，当选应当是没有悬念的事。谁知半路杀出个陈咬金，在中顾委会上，李昌带关发言，反对陈云强令选举的作法，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选举时邓力群的票数不过半，落选了，只当一名普通中顾委委员。
胡耀邦虽然下了台，受了批判。但十三大的选举却出人意外。在选举中共中央委员时，胡耀邦得了１８００多票，只有几十个人没投赞成票。在随后的一中全会上选政治局委员时，胡耀邦得票１６６票（全票为１７３票），在没有投他票的７人当中，有胡自己的一票。与此相反的是，在中顾委选举常委时，邓力群只有８５票（全票是１８７票），落选。胡乔木勉强选上了，也只有１３５票。邓力群和胡乔木是得票最少的两个人。中顾委选举结束后照相，临时撤去了为邓力群准备的座位（为中顾委常委准备的），胡木最后走过来，一脸死灰，没有人同他打招呼。邓力群说：“中委和中顾委落选，对我有剌激，当天晚上睡得不太好，情绪有那么几天不舒畅，不愉快，总觉得不太公平，也有点尴尬。但很快就想通了。”他说他得了1600多张票，认为他落选是赵紫阳做了手脚。（《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720页）十三大是开得很轻松的，我当时作为记者采访这个会时，亲身感受到这种气氛。在新的政治常委的记者招待会上，五个常委一个个容光焕发，穿着做工很考究的西服，显得英俊潇洒。赵紫阳回答记者们的问题时，机智、大胆、雅谑。经电视转后，群众也很满意。公共汽车上人们兴奋地议论，说这次记者招待会有点当年陈毅外长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味道。